是什么因素创造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劳动、资本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据此，经济增长可以划分劳动积累型、资本积累型、技术进步型三种形式。在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中，劳动和资本在时间上具有同质性，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资本设备生产能力的提高不再体现在劳动积累或资本积累过程之中，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的变化计算在技术进步之中，因而，大大地扩展了技术进步概念的外延（注：新古典主义理论将技术进步当作了独立的增长因素，因此，经济增长的源泉就包含了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三因素，这是有它处理方法上的考虑的。劳动和资本都具有同质性，除了劳动和资本数量增长带来经济增长以外，其余的增长部分都看作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因此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变化都是技术进步，不与劳动或资本的数量增长本身有任何联系。这样处理方法使得生产函数保持时间上的一致性，而且，是规模收益不变的生产函数，劳动或资本单个因素变化的边际效率呈现递减性。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假设。参阅索罗（Solow）模型。）。因此，就存在着广义技术进步与狭义技术进步之间的区别。狭义技术进步是指扣除劳动和资本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对增长的贡献之后的净增长。但是，如果技术进步不是独立的因素，而具有内生机制，它仍然是由劳动和资本要素产生的，因而它的贡献率等于零。只有存在着外生的、独立的技术进步因素，譬如现成技术，才存在着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广义技术进步所采用的剩余方法计算技术进步，即经济增长除了来源于资本、劳动等要素（包括土地）数量的增长外，剩余部分全部归之于技术进步，它必然是外生的、独立的因素。
附图
图1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产出蛋糕切分
这种“三分法”中的“剩余方法”解构经济增长，存在着许多问题。它没有解释生产要素除了数量积累之外的其它积累方式，即劳动或资本时间上的非同质性（质变）带来经济增长，除此而外，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具有增长效应（即所谓残差效应），这些因素同样归结为技术进步，也是不甚合理的。如图所示。
第一，“技术进步”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经济内容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将技术进步独立于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之外而存在，那么，技术进步是如何实现的、它的实现机制是什么，就很难说清楚。第二，新古典主义的“三分法”假设了资本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为既定不变的条件，而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更新部件或增添设备，都不止是对原来生产能力的复制或单倍扩大，而具有了更大的生产力。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也在变化，特别是在就业压力下，知识体系也在不断更新与发展。因此，如果资本与劳动在时间上不具有同质性、是变化发展的，上述这种处理办法显然是低估了资本、劳动的贡献率，相应地放大了技术进步的作用。第三，资本和劳动这些生产要素间的交互作用存在着多种形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创造着新的生产方式。如果简单地将二者割裂开来，势必不能透析出技术进步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不能展现生产和再生产的全部内容。
新古典主义试图利用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市场机制消除资本和劳动（在时间上的）非同质性现象证明“三分法”仍然可行。但是，这种局面越来越难以维持。对于物质生产资料来讲，由于科技进步、特别是计算机和软件更新速度与日俱增，加速了机器设备折旧率，其精神损耗（时间损耗）比物质损耗（有形损耗）远大得多，不是说要等到一台机器磨损到不能再用才报废，即使它保存在仓库里完好无损，经过一年两年也可能意味着报废。劳动者的知识教育状况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很大的改善，使得过去年代长期积累下来的知识、教育和信息，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如宽带网），从而被更多、更广泛的群体所接受。
在劳动积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三种类型中，由于技术进步并非独立的生产要素，因而，它只能从属于劳动积累或资本积累过程。那么，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是如何实现技术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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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如何实现技术进步
二、资本积累与劳动积累的分离
资本积累本质上也是劳动积累，是劳动积累的结果。资本积累是特殊形态的劳动积累，即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积累。从资本积累所实现的再生产的本质来看，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特别是资本积累的初始阶段，即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注：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人们议论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掘取“第一桶金”，这便是讲如何实现资本的初始积累。），劳动积累表现得最为充分。只有对劳动价值的占有才能取得最初的资本（除了遗产或掠夺以外），没有别的积累方式。“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注：重农主义最早提出了这种朴素的劳动价值观。）资本的来源除了遗产和掠夺之外，只有劳动，而遗产或掠夺的最终来源也是劳动成果。
因此，资本积累与劳动积累具有相同的本质，都来源于劳动价值。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剥削劳动的经济前提和市场条件，从而实现资本积累和劳动积累对立、分离、分化，使得资本积累取代劳动积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方式。甚至成为了唯一形式，资本家成为人格化资本的象征，形成“为生产而生产、为积累而积累”的过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为什么劳动积累会退而成为资本积累的条件与附庸、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这是由特殊的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决定的，在工业化过程几乎成为了一种必然现象，即由“劳动创造价值”转化为“资本创造价值”。
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机器代替体力，不仅节约了劳力，而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它不但创造了新兴的工业部门，同时也改造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经济。因此，不断地从传统产业、特别是从农村人口中释放出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劳动供给的数量。这些劳动力是否为新兴的工业生产所需要呢？大工业化的劳动分工，主要是借助于工人的体力劳动用来补充机械动力的不足，对劳动力的需求不需要提出任何质量上的特殊要求，因此，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进程而产生。在这里，劳动具有普遍的同质性，即马克思所讲的“简单劳动”，因而，可以直接看作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因此，劳动具有无差异性，不需要有特殊的劳动者。即使需要特殊劳动，也是生产过程中实现的。特殊要求、特殊技能的岗位，可以通过岗位培训、短期轮训加以解决。正因为是对同质的（主要是体力劳动消耗）的需求，因而劳动力普遍地出现过剩现象，劳动力的实际价格将长期维持稳定不变的水平。
刘易斯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将产生持续高增长现象，这种过程将跨越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注：W.A.Lewis，“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Allen＆Unwin，1995，pp.232-233。中国非农化持续了20年，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认为，这种高增长过程还可以持续30年。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农村剩余人口进城，不但扩大了工业生产的劳动供给与市场消费，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城市人口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对城市化的良好预期推动了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过程：
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城市人口增长→工资水平不变但总量扩大→消费需求增加→房地产开发→基础建设投资→制造业→其它后向产业关联→消费品生产→收入水平提高，……
随之迂回生产的链条不断延伸，迂回生产过程不断循环扩大。这个过程一旦启动，就能够产生不断增长的经济效果。此时，即使没有任何新的技术进步因素、仅依靠不断地技术复制就能够创造持续增长现象。（注：例如，房地产业是公认的技术进步最缓慢、可以看成是仅依靠资本积累实现持续扩张扩大的一个行业。“圈地现象”摊大饼式地一圈又一圈、一轮又一轮地扩大，建了二环、建三环，还要建四环、五环，甚至于六环、七环都出现了，许多市政建设的平面面积在10年间都扩大了一倍以上。开发区热和市政建设不但划进了大片的生地，更多情形下则是填埋了城郊长年精耕细作的熟地。郊区城市化和卫星城市的出现，使得城际间轨道交通也发展起来了。）但是，要产生这样一种最初的状态，却非轻而易举，在它的初始阶段，需要市场给出明确的需求导向，而这样的市场本身却是不存在的，因而，构成了发展的困境：落后经济（或传统产业）很难突破自身发展的起点，相反地，它落入了“恶性循环状态”（注：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1953年。谬尔达尔：《亚洲的戏剧：贫因问题研究》，1968年。）：
收入水平低→消费水平低→市场需求小→产出供给少→利润率低→工资水平低→收入水平低→……
如何突破发展的困境、跨越落后的门槛，产生持续增长的经济力量？因此，提出了许多发展理论。主要围绕着如何创造局部性的市场需求而展开。罗森斯坦一罗丹提出“大推进”理论，优先发展那些需求弹性大的部门、产业关联程度高的部门，特别是对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能够产生局部性的市场需求与高起点的规模效益。但是，它不得不面临着资源价格扭曲的市场格局。由于劳动力相对稀缺，因而，相互关联的市场需要政府投资。还有一种能够形成局部性的市场需求的格局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由于其需求主要来自于国外，相比于前一种发展战略，可以减少资源的价格扭曲。外向型经济优先发展与出口相关的产业，然后带动相关的上游产业，最终传递到全社会的各部门。这是一种以劳动积累为主的生产过程，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
三、劳动积累的低级形式与高级形式
劳动积累有低级和高级两种形式。劳动积累的重要性，不止是在传统形式上体力劳动这种形式、而且反映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的知识生产过程。
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乃至中期阶段，劳动都是资本的附庸，或是“资本的奴婢”（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劳动仅仅是补充机器动力的不足，停留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简单形式上，即使是复杂劳动也还是能够用倍加的简单劳动进行量化计算，主要是体力劳动的支出。如果说，工业革命使得人的体力得到了延长从而创造更高的生产力的话，那么，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发展所带来的信息革命，则无限延伸了人的脑力活动。只有这个时候，多层次的劳动的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首先，劳动分工已经初步形成了体力劳动和智力活动的分离，虽然体力劳动仍然需要智力活动配合，而且，企业经营活动只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积累过程，但是，社会基本上划分出了蓝领和白领阶层，而且，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跃迁，蓝领阶层的数量和比重趋于下降，白领阶层的比例进一步上升。智力活动首先表现为产业内的分工，例如，大企业设立以生产为中心的会计、设计、营销等职能部门，然后发展到产业外的分工，出现新兴产业部门，如研究与开发，大企业纷纷将产品开发设计作为外包工程对外招标，智力活动的分化独立过程，由产业内扩大到产业外，是生产效率提高的体现，是技术进步的过程，它不断地扩大到全社会。熊彼特认为，经济结构由低级向高级、创造能力不断扩大的“创造性毁灭过程”，是智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不仅丰富了劳动的实质，从而也提高了劳动和劳动者的价值。对于劳动者的价值，马克思认为必须要作七项扣除，除了补偿体力耗费、劳动保障和家庭抚养这些人口简单再生产的价值以外，还需要扣除精神耗费、人的发展的需要。（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其次，知识产品相对独立性，不仅是市场需求的结果，同时它也创造自身的需求市场。一开始是产业内投资研究与开发，大企业重复建设实验室、添置仪器设备和科研人员，这些大企业因而拥有了许多创造发明，但是，与企业的经营方向不适合，难于推广应用，因此，被锁保险柜里，这种情形在IBM、施乐公司中屡次发生，浪费了企业资源和精力。而且，新知识的推广、应用是许多垄断企业所无法控制的。英特尔和微软最初都是IBM外包工程的代工企业，最后都发展成为了超大型跨国公司，都是靠一种产品、一项技术不断开拓出新的产出、新的市场，具有高度的风险性和营销策略，往往是大企业所不宜采取的冒险行动。因此，外购知识产品成为大公司的经营略，在信息经济中，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为知识产品的独立化创造了条件，知识生产往往是风险投资。
再者，“干股”的出现，在所有制关系上体现了知识积累与资本积累，产生二者的“分润”现象（注：即使在商业和金融资本关系内部，也产生过“人力股”。清朝末年出现的山西票号就对帐房小伙计配以人力股，年终取得分红。20世纪80年代实行企业体制改革，深圳等地先行试验的地区出现了“技术股”、“干股”等，作为非资本投资的一部分，作为分红或取得产权的依据。）。知识生产并不是像体力劳动那样容易监督，从而投资多少资本，可以预期产生的回报率，投资者不能“事先”或“事中”监督产品开发设计人员脑袋里的思想活动，资本家获取“剩余”的做法并不能激励员创造性劳动，提高劳动积极性，相反地，只会鼓励员工偷工减料、滥竽充数，对产权的激励机制就要赋予员工以期权、“干股”。在不完全竞争的风险市场上，体现知识价值的劳动积累再次显示了自身的优势。
第四，教育成为赢利空间大、赢利能力强的盈利性产业。人力资源的消费过程，也就是生产过程，消费本身就是生产，同样，人力资源的再生产过程，也就意味着消费。在劳动积累问题上，消费与生产是一致的。但是，体力消耗是不可储蓄的，只有转化为物质产品才是可以积累的，因此，消费与生产又出现了背离。消费是工资性支出，成为纯粹意义上的消费，而生产则转化为资本家占有的物质产品。在这个意义上，教育仅仅意味着就业、适应工业化生产的需要。但是，精神生产则不然，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消费，它同时是一种投资和生产，提高劳动生产力，教育和积累，可以创造理更高的价值，体现在区别于物质产品的形式上，因而不再内生化为资本再生产过程。
因此，从劳动积累到资本积累、再到劳动积累，是个循序渐时的历史过程，它意味着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经济效率和人口素质的极大改变，本身就需要物质和技术积累，是在更高形式上实现的生产方式。子曰：庶之、富之，然后教之。首先是人口数量增长，实现劳动积累，教育是最终目的，属于消费范畴，但是，如果经济循环来看，教育也未尝不是手段，它可以在更高程度上实现富裕。这就是劳动积累的高级形式。因此，劳动积累除了体力劳动之外，还有更高形式上的知识生产。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③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④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1953年。
⑤谬尔达尔：《亚洲的戏剧：贫困问题研究》，1968年。
⑥W.A.Lewis，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Allen＆Unwin，1955.
⑦Solow，A Contrbution to b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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