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1999~2007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单变量比较和多元回归分析,本文发现微利企业的债务违约率与其左边相邻公司(即利润为负的公司)没有显著差异,但显著大于其右边相邻公司(即利润为正的公司),这表明盈余管理企业的债务违约率相对更高。中国银行业不能有效识别企业的会计操纵行为,这些行为导致银行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不良债权的发生。

       [关键词]盈余管理;　债权保护;　债务违约率 　　

      引言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银行对信贷风险的认识日益成熟,信贷资产作为银行的生命线,其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的生存与发展。贷款人的风险主要来源于利息和本金能否按照事先约定的条件收回,而该风险受借款人的偿债能力以及相关制度的约束。授信评估是银行控制信贷风险的关键手段, 会计信息可以衡量企业的偿债能力,是银行授信过程中的重要依据之一。然而,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能会受到企业的操纵,失真的会计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做出错误的决策,增加不良贷款率,影响资源合理配置。虽然叶志锋、胡玉明、纳超洪(2008)获得了中国上市公司基于银行借款融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的证 行不能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2],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否导致了更高的债务违约率①仍然没有答案。本文试图进一步探索这一关键问题,以考察中国银行业不能识别企业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

      本文以1999~2007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单变量比较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微利企业的债务违约率与其左边相邻公司(即利润为负的公司)没有显著差异,但显著大于其右边相邻公司(即利润为正的公司),这表明盈余管理企业的债务违约率相对更高,中国银行业不能有效识别企业的会计操纵行为,这些行为导致银行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不良债权的发生。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目前,理论界在盈余管理影响资源配置方面的研究结论还是模糊的,未来还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证据[3]。虽然会计信息对债权人权利的行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这方面的研究却十分缺少[4]。在债权人保护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学界的学者从立法执法角度进行的研究;二是金融学界的学者从商业银行外部环境及内部控制角度展开的研究。国有银行债权保护不力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一个社会性、综合性的问题:既有政府方面的原因,在行政干预下使国有银行承担了改革和发展成本,商业性债权和政策性债权并存;

      也有法治环境的问题,立法、司法和执法上不能给国有银行债权提供可靠保障;还有银行自身管理缺陷的原因,内生性因素是造成国有银行债权利益损失的重要方面[5]。会计信息可以减轻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息问题和代理问题[6],是市场经济国家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企业会计信息在中国日趋市场化的信贷交易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饶艳超和胡弈明(2005)对银行的调查结果显示,银行对长短期借款、利润总额、主营业务收入、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等财务信息高度重视[7];孙铮、李增泉和王景斌(2006)发现,会计信息无论对公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的贷款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8];廖秀梅(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会计信息可以降低信贷决策中信息不对称程度[9];李悦等(2008)发现,盈利和现金流的稳定性是公司债务融资决策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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