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的，这在一方面可以打破各国的闭关锁国，使之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同时促进各国的政治文化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是美国推动的，带有霸权主义和美国利益，信息产业又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因此。全球化又会在刺激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的同时，打垮其原有的经济部门，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失业，对于民族国家的主权亦有影响，国际影响会造成民族国家内部出现不同利益集团，甚至在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导致国家全面的分裂。
第五，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开放电信市场，意味着开放新闻媒体和文化市场。电信产业的技术前景，是多种媒体的信息制作，传输，接收和显示一体化。无线电话，有线电话，有线电视，互联网结合，通讯，计算机和内容结合。信息技术的进步，从最基础的技术层面上，混淆了通讯，媒体和文化企业的行业界限。互联网广播具有开发“互动”功能的广阔前景，新闻点播正在兴起。
多频道，多功能，双向互动电视，是媒体和文化产业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澳大利亚新闻公司首创“新闻数字系统”，使用信息压缩技术，可以通过卫星，一次传播数百个电视频道。新闻公司正在编制笼罩地球的卫星直播电视网。美国有关公司正在铺设可以双向互动的高速有线电视线。中国有线电视到2000年有8000万用户，成为世界最大的有线电视国家。跨国公司将极力向中国文化市场扩展。开放电信市场，电信企业，新闻媒体和文化产业，都会进行大规模兼并。
不可忽视互联网和信息产业开放对国内文化的影响。首先是对现有传媒的冲击。我国有
3125家电视台，超过美国等11个国家的总和。电影制片厂数十家，年产125部电影，平均每部的制作费300－－－500万人民币。美国年产470部电影，只有4家电影制片厂，每部制片费4000万美圆，广告费2300万美圆。这样巨大的开支，要争夺的不是国内票房收入，而是以电视，录象带，影碟为载体的海外市场，如果考虑到好莱坞所带动的儿童玩具市场，收益更是巨大无比。
我国在1995年有报纸2089种，期刊7583种，分属许多家不同的所有权单位，美国1500种报纸由20家大公司所有，绝大部分杂志属于6家公司，政府如果需要管制，打几个电话就解决了。
我国文化产业和新闻媒体比起其他产业，更加零散。面对默多克的融卫星，通讯，互联网，电视
商业，金融产业为一身的多频道卫星直播电视，挑战十分严峻。
文化自身的挑战同样严峻。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庞大的“全球化都市”不断涌现，１９９５年，人口超过５００万的城市有３８个；到２０１５年将增加到７１个，１０个最大的城市当中将有９个位于亚洲、拉美和非洲。在现代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往往丧失自身的民族性和自信心。
美国文化产业经营总额达到数千亿美圆，1700万人就业。迪斯尼把高新技术应用于文化娱乐业，1993年销售额85亿美圆，1997年达到225亿美圆。1998年美国的文化产业仅电影，电视，录象带，音乐出版的总收入达到600亿美圆，超过了农业和飞机，成为出口第一行业。
美国通俗文化主要通过好莱钨电影，麦当劳快餐食品和饮料传播，1994年，可口可乐占世界碳酸饮料的46％，百事可乐占21％，80％的收入来自海外。1990年可口可乐在中国开业，4年占领中国碳酸饮料市场的23％。消费的导向背后是文化的影响。
西方文化利用信息技术，扩大了传播的力量。伦敦经济学院的安东尼·吉登斯教授讲述，非洲人观看盗版录像带播放的好莱坞大片，那部影片在伦敦都还没有上映，这种文化冲击的例子“揭示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某些问题”，“我们坠入一种崭新的全球秩序，没有人完全理解这种秩序，但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它带来的影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文发展报告》称，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１９９７年，好莱坞影片在全世界的票房收入超过３００亿美元，《泰坦尼克号》一片独赚１８亿美元以上。地方娱乐业行将消亡。墨西哥过去每年摄制１００多部影片，现在不到１０部。“从新德里到华沙和里约热内卢，耐克、索尼等全球品牌的蔓延树立了新的社会标准。”外国文化的入侵对文化多样性构成威胁。“必须扶持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让它们同外国文化并驾齐驱。”
吉登斯教授说，全球化“简直就是西方化，或者说美国化，因为美国现在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秩序中处于经济、文化和军事主导地位。许多最明显的文化全球化表现都是美国的东西，比如可口可乐、麦当劳。这有点令人不安”。法国的抗争最为激烈。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竟然公开声称，法国将奋起反抗美国文化的主导地位。但他的声讨无效。美国影片《星球大战首部曲：幽灵的威胁》在法国公映，巴黎影迷排队买票通宵观看，７０％以上到电影院看电影的法国人宁愿花钱观看好莱坞影片。
四．中国的对策
第一，充分认识新经济的客观历史必然性，采取积极的吸收态度。
国际竞争虽然非常严峻，但中国不能够再采取闭关锁国方针，因为那样不仅避免不了国际竞争，反而会被甩得更远。对于新经济的技术方面，更应该尽快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时候，是单方面的，并不理会你的态度，特别在这次新科技革命中占了上风以后，雷厉风行，下手既快又狠。短短数年，即通过了外资，电信，金融，服务贸易，农业等许多方面的自由化协议，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市场，参加者已经包括了大多数国家。谁不参加，等于把自己隔绝于国际经济大门之外，脱离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流，只能够更加落后。
在不得不开放一定国内市场的时候，应该因势利导，力争我国一定的利益。比如在企业改组，合作开发和研究，信息产业发展等方面，我们可以引进自己没有或者落后的新技术设备，加速经济于社会发展。比如在电信产业，开放市场，虽然会被外国公司赚走大笔利润，但对于打破国内垄断，普及信息技术，改造企业，提高人的教育水平，提高社会服务水平，都是积极的。进口一部分外国产品，也可以刺激国内消费和技术创新。
必须肯定，新经济特别是信息产业，在我国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途。近20％的城市家庭已经购买了电脑，全国10大城市（上海、北京、广州、沈阳、成都、杭州、武汉、青岛、西安、厦门）的平均电脑拥有率为18％，广州的电脑拥有率最高（35.4％），沈阳最低（9.8％），上海处于全国平均水平（15.4％）。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拥有电脑的比例升高，在月收入小于1500元的家庭中电脑拥有率为8％，而月收入大于3000元的家庭中电脑拥有率为33％，购买者中有38％是用于学习电脑知识。
1994年4月中国第一次接入互联网，1995年中国电信与金桥两大公众互联网正式开通，在中国进入商用，比美国晚了7年。至20世纪末，我国互联网用户达到2000万，上网计算机650万台，WWW站点数超过90000个。目前上网速度太慢，费用太高，必须大幅度降低价格，才能启动居民需求。预计到2002年，我国上网人数将超过3000万人。
表 中美互联网的费率比较
美国 中国
人均收入（购买力） 1 0。05
上网包月制费用 19。95美圆， 600元人民币，
实际上网速度 33Kbps 1Kbps
相对于购买力的价格 1 120倍
相对于实际通信量的价格 1 201倍
相对于购买力和通信量的价格 14032倍
资料来源：秦海：《信息网络的进步，需求与体制》，产业论坛，1999。5。26。
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９年，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净资产利润率连续７年保持在１１％以上，对全国工业利润的贡献率由第８位跃居行业第１位。在多数行业净资产利润率出现了较大下降的同时，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９０年代以来以年平均近３０％的速度高速增长，成为中国工业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互联网用户1999年接近1000万，将进入整体赢利期，商业潜能得到真正释放，2003年超过1600万。除去电信网，还有广播电视网（2000年有8000万用户）和计算机网（1000万用户）。我国网络的应用在高速度发展：计算机年增35％，1999年销售600万台，软硬件销售额超过2000亿元；互联网用户年增50％。2000年底，中国网通宽带高速互联网一期工程开通并投入试运营，标志中国信息业务从窄带发展到宽带。广电，中国电信，连通，网通的全国性宽带光纤网将基本成型，宽带网由骨干的宽带，和入户的宽带组成。现在大部分用户上网的电话线传输速率只有64K，接入宽带网需要大量投资，调制解调器，路由器可以自己生产，产生更多的增殖服务，如VOD视频点播，网上收看股评等直播节目，推广电子商务，上网速度大大提高。到二○○五年，中国的网络规模有可能达到世界首位，电话普及率达到百分之三十六，信息服务业的增长率年均超过百分之三十。
我国手机用户已达６０００多万，首次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今后５～１０年，我国手机用户还将以每年１５％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将达到４亿户以上，届时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洋品牌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三分天下”将打破，科键、中信、海尔、康佳、波导、东信、厦华、ＴＣＬ、“熊猫”等国产手机正迅速崛起，其市场占有率逐步提高，2000年底将增至１５％。
中国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期将出现在2003－－－2004年，到2005年中国企业间的电子商务市场将达到1250亿美圆。亚洲的电子商务比美国慢18个月。
截止到１９９９年底，全球移动电话用户已超过４．５亿户。我国当年用户规模为４３２４万，仅次于美国、日本，位居全球第三。至２０００年６月底，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接近６０００万，年底有望达到７５００万，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的移动电话用户大国。我国移动电话普及率仅有４．６％，与美、日发达国家３０－４０％的普及率差距很大。这表明移动电话在我国仍有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１９９１年－－２０００年我国移电话用户数量及增长率保持５０％以上的速度大幅度增长，远高于世界移动通信市场２０％－２５％的增长率。我国第三代移动通信计划于２００３年左右提供商用，从开发及市场需求来看，有可能提前。2000年，我国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自行开发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ＴＤ－ＳＣＤＭＡ已经被国际电联采纳，成为国际标准之一。该标准整合了话音或视频传输的对称电路交换业务和日益增长的非对称包交换业务（如移动互联网接入），同时支持高达４００的数据速率。仅从数据通信速率而言，第二代通信系统可以实现的最高数据速率为９．６Ｋｂｐｓ，速率较低；改进后数据通信速率可提高到单信道２１．４Ｋｂｐｓ。到了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阶段，数据通信的速率低阶为１４４Ｋｂｐｓ，中间为３８４Ｋｂｐｓ，上阶为２Ｍｂｐｓ。据有关专家分析，实施这一中国开发的国际标准将要比其他第三代标准经济得多对中国ＧＳＭ运营商经济有效的平滑演进非常有益，并将改变我国移动通信设备被外国厂商垄断的局面。
第二，批判地吸收有关“新经济和全球化”的理论。
必须把握新经济的两重性，一方面把新经济看成是客观历史过程，去积极适应；另一方面又不能采取无批判无抵制的依附性战略，消极适应新经济。因为，新经济同时也是人为推动的主观创造过程，而主要推动者是美国。新经济的技术标准，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的；所谓美国推动的全球化，更带有霸权主义性质，只要中国不想分裂，不想成为美国的附庸国，就不能够在新经济问题上采取依附性发展战略。
所谓全球化理论，是被发达国家所歪曲了的。关键之一，是把劳动力自由流动，排除于全球化之外。比较利益理论是国际贸易的基本根据，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应该向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但是，国际规则是发达国家主导制订的，他们出于私利，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所有经济学教科书按照这种现实，把“劳动力不能够跨国界自由流动”，作为假设理论前提，作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基本区别。理论前提是假设的，又是现实中真实情况的反映，这不是真正的，平等的比较利益原则，而被发达国家单方面所禁止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以后，所形成的一种国际贸易模式。国际商品贸易，只是比较利益的一种歪曲形式。
由于发达国家限制廉价劳动力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只能外化为比较低的产品成本，然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向发达国家大量出口，这就是中国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的由来，如果允许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自由去美国打工，中国就不会有对美贸易顺差。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和教育优势，同样以物化形式变成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但是遇到了贸易保护。发达国家的办法就是极力推动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则采取直接投资，将自己占有优势的生产要素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只要不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自由进入，发达国家的比较利益，就只能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来，否则就无法直接与廉价劳动力结合，变成现实生产力。真正的平等规则，应该是同时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自由进入发达国家打工，此时，国际经济学就要改写，中国则会成为最为拥护“国际化”的国家。
第三，非常重视独立发展战略产业。
如果比较利益理论，已经被发达国家所歪曲，那么按照静态比较利益，所得出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政策，就更加是发达国家的理论武器，而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来说，我们不能够指望美国帮助和救济，不能指望和美国合作得到尖端高科技。我们不可能象墨西哥那样，实行美圆化，给美国当附庸国。（即使我们想当，美国人也不一定要）。俄罗斯的教训，应该牢牢记取。我国应该讲求动态的比较利益，扶植自己的战略产业，否则，就会在21世纪被驱逐出世界大国行列，不要说与美日欧并驾齐驱，可能连印度，巴西也要超过我们。
必须清醒地看到，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主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形式向全球扩张。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项目的投资，往往是内部分工的结果，海外合资企业仍然受总公司指挥。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是德国的巴斯夫，在中国有9家化工企业，从尼龙，地毯，醇，涂料，维生素，乙烯，染料，乳胶，到分散体，形成系列产品分工体系。国内企业受到行政系统（条条块块）的分割，缺乏内在的技术和生产联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难敌得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商业和金融控制。大规模的兼并高潮，将使国内许多行业获得改造，并产生大量结构性失业。政府的压力非常大，必须承接大批下岗工人，并为农村数亿过剩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应该破除“以市场换技术”的迷信，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能引进关键和基础技术，而且这个“市场”也不是轻易可以让得出来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人民币利润的自由兑换。目前外商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每年大约2000亿人民币，只有10％左右兑换成外汇汇出，其余留在国内再投资了。数年之后，利润总额将积累到2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亿美圆，等于国家外汇储备。如果在突发事件下集中要求兑换，就难免诱发外汇金融货币危机。
有人最怕外商不来投资，理由是外资企业比本国企业更有效率。左大培指出，判断外商投资是否有害，根本的标准不是它能否增加生产，而是它能否增加本国人民的收入。外商投资如果只是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却减少了这个国家人民的收入，这样的外商投资就是有害的。在统计上，一国领土上的生产数量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GDP），而一国居民的总收入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GNP），二者之差就是所谓的“净要素海外收益”，主要是净国外投资收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比国民生产总值多1,300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说明每年中国生产量的1.5％已经化为外商投资的利润，不是中国人民的收入了。如果考虑到跨国公司常常高报进口原料价格、低报出口产品价格以降低报表上的利润，我国产出中外商投资利润所占比例还会更高。再让外商投资大量增加，我国的生产与人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这意味着使国内供给持续大于需求。在国内总需求不足、外资企业又完全面向中国市场进行销售时，有效率的外资企业将有害于国内企业和居民。
第四，非常注意国家安全。
全球化，对国家的主权是一种挑战，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技术标准，也是挑战。目前全世界的芯片绝大部分是美国生产的，这是电脑的核心部件，如果我们在普及网络以后许多年仍不能独立生产，恐怕就不仅仅是让外国人多赚钱的问题了。我国工业的现代化，主要依靠设备进口，工业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0％，甚至更高。外资将掌握相当部分的国内企业股份。
20年来，我国的经济繁荣了。但是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效是拉大的趋势。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 ，“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八五”以来也没有明显变化。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重化工和机电工业快速发展，是以能源矿产为主要原料的产业，经济增长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必然急剧增加。在80年代的“轻型”增长方式下，我国石油消费的年增长率只有2.4％，而1991－1993年则猛升到10％。如果按1975年日本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能源和钢铁的人均占有水平计算，到2010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任务时，14亿人口就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其中包括29亿吨原油；需要消耗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还应该看到：日本是世界上经济效率最高的国家，资源使用的集约程度远远超过欧美各国，即使是如此，1955－1975年，钢铁消耗仍增长了9倍以上，能源消耗增长了6倍以上，其中石油消费增长了21倍以上，都大大高于CNP同期5.4倍的增长幅度。
我国人均资源稀缺，2010年石油产量维持1.5亿吨。要生产3.5亿吨钢，至少需要7亿吨铁矿石，而届时铁矿石产量顶多达到4亿吨，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当一国的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时，国际市场的行情变化就会影响该国的国民经济运行；当一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一亿吨以后，就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对石油的需求的依赖性更高。当今国际舞台上，国际石油跨国公司的形成，导致了国际石油市场垄断的加强。他们正在加紧抢占最重要的石油产地，他们的商业利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是一致的，并且得到其国家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我国已处在经济的发展对石油的依存度不断提高的阶段，“石油自给自足”现在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今年光原油进口就有5000万吨，还不包括原料油和航空煤油等。国际油价的风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明显。而我国充分利用国际石油资源和规避石油危机的能力，还远远不够。因此我国的石油安全有受制于人的潜在威胁。我国的石油安全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木材进口现在每年3000万立方米，国内年木材实际采伐量约为8000万立方米，缺口达6000万立方米。预计到2010年，中国木材市场消费量将达24000万立方米。
2010年我国人均占有粮食450公斤，总量6.3亿吨，耕地面积减少到13亿亩，粮食总产量即使超过5.5亿吨，每年也需要有数千万吨粮食进口。中国到2010年有13－14亿人口，一旦依赖世界市场，其影响绝非以往能比。如果中国石油进口达到8亿吨，就要买走世界全部出口量的60％。如果中国粮食进口5千万吨，也要占目前世界贸易量2亿吨的1／4。目前世界每年的铁矿石出口量只有2亿吨，中国的需求量甚至超过了世界的全部出口。这将会引起世界初级产品供求不断趋于紧张。
目前中国出口额只占世界的3％，如果未来世界贸易增长率为5％，而中国为12％，到2010年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会上升到18％，这将会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因此在未来如果继续粗放型工业化过程，我国不仅将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也必然极大地影响国际市场。从1998年的情况看，我国已经对国际社会宣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