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建军 米彦军 单位：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近代以来日本对西方社会、科技制度的移植
直到1853年，日本和中国一样，同为闭关锁国的儒家文化圈国家。日本顺应西学东渐的大势，经过明治维新、战后改革，不断引进西方的政治、社会制度和科技知识，在消化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科技创新，跻身科技强国行列。首先，古代至南蛮文化时期的科技状况古代至明代，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日本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圈的一员，接受中国册封。五世纪，儒学传入日本。以祭祖习俗为基础，引进儒学、佛教要素，形成神道，三者形成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大化改新后，除了不符合国情的科举制度和宦官制度外，通过遣唐使和朝贡贸易，不断从中国引进了政治制度、文化、艺术和四大发明等科学技术，由蛮荒小国一跃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东亚强国。其次，从南蛮文化到幕末改革时期的科技状况日本把葡萄牙、西班牙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基督教教义等称做南蛮文化。江户时期，虽因担心传教士传教威胁其统治而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但是允许承诺不传教的荷兰人长期居住长期出岛。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科技通过荷兰人传入日本。江户时期，将朱子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社会分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等级森严，官职世袭。因未引进科举制度，士族以外的阶层即便熟读儒家经典也与仕途无缘。而对生计有用的西方科技颇受庶民青睐，为近代日本科技发展打下了群众基础。但是，日本有260个封建藩国，实权掌握在幕府将军和各藩主手中，天皇是精神权威，关卡林立，自给自足、农本末商，科学技术被视为淫巧技俩，发展缓慢。1853年，日本被迫开港，幕府当局为维护封建统治，聘请法国人建军工企业，改革军制，设翻译局译介西方科学技术，各藩国也实施了一些西化改革。但是收效甚微，日本殖民地化趋势日益加重。再次，从明治维新到当今的科技状况萨摩、长州等强藩的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与列强交火惨败，认识到幕府仅引进西方科技而未进行相应的政治、社会变革，失败是必然的［1］。为了富国强兵，推翻幕府统治，建立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实施四民平等、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改革、殖产兴业等为主要内容的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同时，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西方启蒙思想书籍，实施了一系列振兴科技的措施。制定义务教育制度、建立一系列帝国大学、完善数理化学科建设，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学习科学技术，同时雇佣洋人培养科技人才，形成了完善的科研体制，吸收了第一次、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创建理化学研究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在给产业界提供产业技术的同时，培养了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等一大批科学家。日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输入型的，儒家的忠孝思想等封建残余成为天皇制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内镇压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对外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掠取殖民地。德富苏峰指出“泰西科技发达与其价值观、社会、政治制度有着密切关系”［2］。日本近代的资本主义是个怪胎，科学研究也是为侵略政策服务的。二战战败后，在美国主导下实施了民主改革，放弃战争，走和平建国道路。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悉数接收，在此基础上，政府制定科技立国政策，建立产官学合作的科研体制，重视基础研究。结果，日本诺奖得主频出，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近代中国科技滞后的政治、社会学原因解析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西方科技发展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直到近代，日本在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科技水平上一直追随中国。但是，明代以后，中国科技水平开始落后于西方，甚至也步日本之后尘。从鸦片战争到民国时期，中国为振兴科技进行了种种尝试，取得一些成果，但科技水平远远滞后于世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科技水平未能使其摆脱列强奴役便是明证。近代中国科技滞后有着深层的政治、社会学原因。以下结合近代西方和日本的情况进行分析。首先，自给自足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是阻碍科技发展的要因。如上所述，近代西方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自给自足的封建地主所有制，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制订了振兴科技的政策，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廓清了道路。同为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顺应西学东渐的世界大势，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促进了科技发展。鸦片战争后，清廷借鉴日本幕末改革和明治维新的经验，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社会改革以促进科技发展。在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清末新政等政治社会改革中，派留学生学习西方科技，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允许学习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给西学以合法地位，但是，由于其指导思想都是中体西用，旨在维护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君主专制，终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因为当时不存在反对封建制度的不满阶层。土地可以买卖，官僚、地主、商人都投资土地获得稳定地租收入，相互勾结剥削农民和佃农。地主、商人也可以买官跻身统治阶层。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民国，创建大学和科研所，购置设备，从事自然科学研究［3］，知识分子在科技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有很大局限性，未能建立统一强大的国家，对科研投入微乎其微，因此，科研进程步履蹒跚。其次，儒家意识形态以及科举制度阻滞了科技发展。儒家思想是君主专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意识形态，影响时期长，影响面广。封建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官僚士大夫阶层社会地位高。历朝历代皇帝为维持专制，限制贵族权力，引进科举制度，出身寒门只要寒窗苦读四书五经就能跻身官僚阶层。普天之下，无不把读诗书中科举作为毕生事业。儒家思想重视形而上，轻视形而下［4］，远离日常生活，不重视科学实践，讲究三纲五常，束缚个性和自由思维。农本末商，能工巧匠、科学家等属于手工业者，地位低，税务重，生活窘迫，科技被视为雕虫小技，除沈括等几个例外，鲜有科学家载入正史。这种体制下，很少有人愿意从事科学研究，进行创新。俾斯麦曾感慨道:“日本人在理解机械和大炮原理基础上开发出更优良的，中国人只想购买廉价品。”［5］以儒家思想为理论根据的天朝定制阻滞了先进科技的引进。历代统治者认为中国是天下亦即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都是蛮夷。即便外国有了先进科技，自恃天朝大国，对其不屑一顾。历史上外族政权多次征服汉民族，但是都最终被儒家文化同化了，汉民族文化上没有断层［2］。因此，统治阶级认为西方科技值得学习，而其意识形态则无法和儒家思想匹敌。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传教带来了自然科学技术，遗憾的是仅有徐光启等极少数开明士大夫对此持欢迎态度，对西方科技的吸收远不如同时期的日本。另外，明清两代闭关锁国，外国先进科技很难进来。值得深思的是汤川秀树深受中国老庄思想影响，包括其他日本诺奖得主在内的所有日本人几乎都是佛教徒，都信神道，自孩提时代起参拜神社，尊长爱幼、忠孝观念根深蒂固。因此，虽然儒、释、神道本身和科学精神相悖，但是日本没有科举制度，也没有文化上的思想包袱，儒家思想的影响深度和广度远不及中国。再次，列强的压迫和内乱外环频仍导致中国科技落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需要大量资金。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科研活动经费至微，惨淡经营。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沦为列强奴役中国的工具，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不平等条约接二连三，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关税不能自主，根本无力资助科研。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日寇肆虐，既无资金资助科研，亦无安宁的科研环境，造成科技人才流失。1908年以后才废除科举制度，民国时期才出现科学建制的雏形，科学未能成为社会子系统，［6］科学家不受尊重。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将从殖民地掠夺来的利润的相当部分注入科研，除一、二战外，战争几乎都在国外进行，国内具备稳定的科研环境。日本较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19世纪70年代开始，科学研究体制形成。［7］1912年废除一切与西方不平等条约，攫取中国赔款，掠夺中国原材料，抢占商品销售市场，获取了发展科技的充裕资金。除明治维新时短短一年内战外，其他都是侵略战争，国内环境稳定，适合科研。
结语
综上所述，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近代以来，西方各国相继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打碎了落后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科学技术取得了飞跃发展。直到近代，日本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一直追随中国，而近代以后，顺应西学东渐的世界大势，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实施科技立国国策，赶超欧美，跻身科技强国行列。历史上，中国长期是强国，不能甩掉儒家文化的沉重包袱，社会和政治制度转型步履蹒跚，导致积弱多年，阻滞了科技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把科技现代化作为国策大力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将科学技术定位为第一生产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然而，诺贝尔奖尚未实现零的突破。科研工作急功近利之风盛行，忽视独创性的应试教育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的遗风。要实现诺贝尔奖的零的突破，跻身科技强国，须为科研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形成尊重科学的风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改革学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培养科技后备人才。科学家要发现独创性的课题，清楚其研究价值以及在所属专业领域中的定位，长期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