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明晰全球化环境中对外投资的战略意义的前提下，分析了我国对外投资的相对地位；论述了我国针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现实条件与能力依托，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未来我国对外投资应采取的“要素互补条件下的合作共赢”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
对外投资现实条件能力依托
2004年以来，我国的对外投资增长迅猛，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国际上讲，尽管人们已经熟视并接受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迅速崛起的事实，但当中国企业以并购方的姿态出现在不同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上时，无论是东道国的政府、企业、员工，还是公众，都有诸多不适应性的反应；与此同时，我国跨国投资的企业也并非一帆风顺，并购失利、卷入东道国诉讼纠纷等负面消息也引发了国内业界及学界的深入反思。本文将从对外投资的战略意义及我国能力的相对地位、我国对外投资的现实条件、能力依托以及发展思路方面做一次尝试性的探讨。
一、对外投资：战略意义与中国能力的相对地位
对一国而言，对外投资的战略意义，既存在于国家层面，也存在于企业层面。
(一)国家层面
1 战略意义
在国家层面，一国的对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国在全球化条件下利用国际资源，为本国的经济利益服务的能力，因而它也从一个侧面更加真实地反应了该国的国际竞争能力。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进程的加速，全球的对外投资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代。然而从FDI来源国的角度观察(见图1)，80％以上的资本都源于发达国家，即使近几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在总量上有所增加，但在所占比率上并没有明显的提升。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一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与该国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而其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的国际竞争能力。
2 中国对外投资能力的相对地位
早在80年代，英国的国际管理大师邓宁就用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模型)对上述规律进行了总结。邓宁把一国的“对外净投资”(一国的对外投资减去该国吸引的外资)与该国的人均GNP相联系，把一国的投资发展过程分成了五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由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虽然可以吸收外来投资(FDI流入)，但对外投资的能力很弱；只有当该国的“人均GNP”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该国才会积累起对外投资的能力；进而，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其对外投资会逐步增长。这里我们采用邓宁的理论，对中国对外投资的相对地位予以考察。
我们首先考察中国吸引外资、对外投资以及对外净投资的状况。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FDI流入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趋势，2008年我国FDI流入仅次于美国和法国，成为世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排名第三的国家。并且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调查报告，在2009-2011年，中国仍然是对FDI最具吸引力的国家。相对而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1992年之后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相对FDI的流入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对外投资净值一直为较大的负数，用邓宁的IDP模型来衡量，我国还处于投资发展的第二或三阶段。对比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如图3、图4所示，总体来说美国、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FDI的流入流出量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而且FDI的净流出围绕零水平上下波动，说明其流入、流出是比较均衡的。根据IDP模型，其对外投资已相当成熟，处于第五阶段的发展，反映出美国和英国的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投资能力。
此外，虽然2001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相应政策的支持，我国对外投资有了飞速的增长，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值，流量排名全球第13位；存量排名全球第24位；但如果我们注意另一个统计指标，FDI流出的存量与GDP的比值，2008年我国却只有3.4％，远远小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33％)，在发展中国家中排名也比较靠后，低于巴西(10.3％)、印度(5.0％)等发展中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也滞后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
(二)企业层面
1 战略意义
企业的跨国投资是全球化发展的原动力之一，与此同时，跨国投资的企业也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根据跨国投资的理论与实践，我们理解，跨国投资的企业相对于非跨国投资的企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显著的竞争优势：第一，根据哈佛商学院波特教授的国家竞争力钻石模型，在特定行业中，一些国家因具有需求、供给、相关产业以及竞争环境等方面的优质资源而使该国的产业具有相应的竞争优势，因此，只有到这些国家去投资，才能获取相应的“地点优势”(location advan-rages)；相反，如果没有能力投资到这些国家，企业将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第二，相对于非跨国投资企业，跨国投资的企业，因其在多个国家运作，在不同国家的战略选择上具有相对的灵活性和协调性，其有效的杠杆效应可以体现为，有能力举他国市场的资源来支持一国市场的竞争。第三，由于各个国家在历史、文化、制度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具有先天的不同，因而在类似产品的设计、制造以及创新思路等方面也会集中反应各民族的智慧。只有具有跨国经营能力的企业，才有可能在利用世界资源的同时，分享世界人类的才智，并将其转化为企业的竞争实力。第四，相对于非跨国投资企业，跨国投资的企业拥有更广泛的市场、因而享有更大的经济规模额和更丰富的利润来源，从而也有能力积累更多的资本，支持更高水平的创新活动，进而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
如前所述，90年代以来高速发展的对外投资中，源自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是名副其实的先行者，在多年的跨国投资经历中，他们率先积累了经验，率先获取了地点优势，率先实现了更广泛的经济规模，因此，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无疑已占有更优的竞争地位。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源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显然是后来者，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明显居于弱势。
面对这一严峻的客观现实，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是突破困境、获取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相互制衡地位的唯一出路，其战略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2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相对地位
关于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相对地位，我们采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衡量方法。每年，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世界投资报告》中都会列示全球范围100家最大的跨国企业和100家最大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同时，也会对这些大型跨国企业的跨国程度进行统计。在该报告中，跨国企业的跨国程度是用三个指标来衡量的，他们分别是：国外资产和总资产的比值；国外销售收入和总收入的比值；国外雇员人数和总雇员人数的比值。
如果考察近几年全球100大和发展中国家100大的排名，2007和2008年的全球100大非金融跨国公司中，我国只有中信集团一家公司入围，排在第88位。2007年发展中国家前100家非金融跨国公司中，中国企业有11家入围，在数量上仅次于中国香港(27家)，与新加坡并列。在入围的中国企业中，除了联想集团和中兴通讯之外，其他9家都是大型国有企业。
但如果考察跨国企业的跨国程度，与全球100大跨国公司相比，我国入围发展中国家100大的11家大型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平均值为26.8，明显低于大型跨国公司的平均水平(见表1)；与发展中国家前100大跨国公司相比，2007年我国前10大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值也全部低于54.4的平均值。如果按跨国程度排名，我国入围发展中国家100大的11家跨国公司的排名将全部在60名之后。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值普遍较高，国际化经营能力较强；相对而言我国几家大型跨国企业的跨国程度较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等能力上的弱势地位。
综合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我国对外投资的相对地位，我们认为：近年来我国虽然对外直接投资有了快速的发展，但与FDI的流入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净对外投资能力不足，与美、英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外投资尚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我国世界级的大型跨国公司仍然很少，且跨国程度普遍低于平均水平，反映出我国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拓展能力明显不足。 二、我国对外投资：对不同东道国的现实需求
虽然，如前所述，我国当前对外投资的全球地位不高、能力相对较弱，但从长期来看，我国的确存在对外投资的现实需求。在前述对外投资对一国及其企业的一般战略意义的论述基础上，考虑到我国具体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投资存在着不同的现实需求。
(一)投资发展中东道国的现实需求
从长远来看，投资发展中东道国的现实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制造业的梯度转移。从历史上看，制造业的国际梯度转移已经发生了多次。例如，在20世纪50、60年代，纺织业的制造中心从英、美等国转移到了日本，而后又逐渐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等劳动力成本较低并且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国家和地区转移；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这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纺织业制造中心又转移到中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事实上，随着一国的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的提升，产业的国际转移显然是不可避免的。相对于以往产业变迁的先例，我国确实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例如，我国人口众多且城市化进程缓慢，因而存在相对较大、且持续时间较长的低廉劳动力资源；再比如，我国内部市场广阔，特别是大量农村市场对较低端的产品仍有广泛需求，从而产业升级缓慢。但即便如此，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以及国内各方面成本的不断攀升已经对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造成了威胁；加之发达国家保护主义倾向的抬头，因此，从长远来看，我国制造业的对外转移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与其被动地接受产业转移的结果，不如主动地探索转移的可能性，这样，我国企业还可以从国际转移中寻求保持竞争力与持续获利的空间。在这一点上，英国的跨国公司为我们提供了范例：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许多跨国公司在食品、造纸、出版和印刷等行业有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因为这些行业是在英国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的行业。英国的这些跨国公司正是在不断的国际转移中获得了东道国的比较优势，锤炼了跨国经营的能力，使自身的实力得以维持和延续，获得了远高于国内相应行业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缓解国内能源压力，适度利用和掌控国际资源。中国作为消费大国、能源小国，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作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我国的部分能源在是为全球制造产品的过程中消耗的。试想，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这种能源的需求必然会不断上升，以我国自身的能源供给，满足全球对中国制造产品的需求，显然是不可能的。近几年，不少国企和民企，通过参股或控股的方式投资于拥有资源的国外企业，这种方式也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并且难以持续。一方面，参股或控股拥有的资源的国外企业只是拥有了部分收益的分配权，并不等于拥有资源本身；加之，资源对于各国来讲，都是国家财富，从历史上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坐视本国的资源大量被外国掌控，更不用说实质性的大量外流了。因此，这种获取他国资源的方式，势必会受到东道国的抵制。为此，探索将大量消耗能源的部分产业适度分散、缓慢地实现向资源丰富的发展中东道国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会逐步减缓对我国能源的需求；与此同时，实现对外投资的我国企业，也是在一定意义上利用和掌控了部分国际资源，并且拓展了国际化获取收益的空间和培养了国际经营的能力。
第三，分享发展中国家成长机会，进一步实现规模经济。从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会呈现出大量的发展机会。例如，许多产业从无到有的建设；国内市场从小到大、从低到高的发展等等。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这种刚刚起步的市场发展机会对我国企业是非常宝贵的。与此同时，同样由于三十年的开放与发展，我国的本土市场，已经是高度竞争甚至是一定饱和的市场；在发展中已经积累了一定技术与资本实力的我国企业，也迫切需要拓展国际市场来进一步实现经济规模。华为、中兴对海外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成功开拓，就是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成长、快速实现经济规模的范例。
第四，锤炼跨国经营能力，培养国际化人才。作为“跟随者”，中国的对外投资起步较晚，尽管看似投资数量大、上升速度快，但多为政府主导下的国企行为，并非企业自主的对外投资；在少数自主对外投资的企业案例中，跨国能力不足、缺少国际化人才成为了最核心问题。2006年商务部研究院的《对外直接投资公司调查问卷》显示，在被调查企业对“海外投资的主要障碍”的选择中，有191家企业认为“缺乏海外经营的管理经验和管理人才”是主要障碍，占做出回答的企业的50.4％，所占比例最高。在对“海外子公司失败的主要因素”的选择中，受访企业亦把“缺乏海外经营的经验和人才”排在了第一位。相对于投资发达国家市场，我国企业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市场会相对容易，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家相对比较接近。为此，投资于发展中国家，有利于我国企业对海外市场的初步探索和国际化人才的逐步培养。
(二)投资发达国家东道国的现实需求
从长远来看，投资发达国家东道国的现实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跨越贸易保护，分享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当今世界，尽管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最大的消费市场仍然在发达国家。如果没有贸易壁垒，目前，以贸易形式分享发达国家市场，仍然是最适合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交易方式。然而，正如80年代当日本汽车对美国市场本土企业造成冲击时，美国的贸易壁垒逼迫日本企业不得不采取对外投资方式一样，面对发达国家层出不穷的新旧贸易保护措施，中国企业要维持已有的或进一步扩大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就不得不选择对发达国家市场的直接投资。
第二，获取技术、品牌等要素资源，引领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和促进产业升级。依据哈佛商学院波特教授的国家竞争力钻石模型，我们理解，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市场的需求特征主要体现为“需求相对简单”且“价格相对敏感”，因此，我国企业的竞争手段多体现为，在一定技术水平上的价格竞争。这种市场需求特点及竞争方式的结果，一方面导致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过分的价格竞争导致多数企业资本积累缓慢，从而难以支持创新所需要的高额投入。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特点体现为相对复杂且在稳健的高质量基础上的功能导向，因此，其产业发展体现为功能创新为主或创新性服务为主的取向。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投资于发达国家市场，可以因接近复杂需求而获取技术创新的信息；进而，为直接满足发达市场的需求，而激发靠创新取得竞争地位、赢得消费者的创新热情。此外，由于发达国家起步较早，企业在技术积累方面比发展中国家企业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投资于发达国家市场，还有可能通过购买或合作的方式获取或利用本国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资源。
第三，从全球竞争战略出发，进入跨国企业的主要市场和本土市场。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市场竞争已替代了相互独立的单个国家市场的竞争方式，特别是在全球化潜力比较大的行业，只有同时参与世界各个主要市场的竞争，才有可能获得竞争优势。事实上，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已率先通过全球化运作，享有了多国市场带来的规模效应；我国企业如果没有能力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不仅无法分享全球化的好处，甚至连本国市场的份额都有可能丢失。此外，进入跨国企业的本土市场，对了解跨国公司的自身特点和运作规律最为有利，便于我国企业在全球市场或部分市场上选择适当的竞争策略。在这方面，海尔是中国企业的表率，尽管投资发达国家市场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我们相信，这无疑是一种具有远见的战略举措。
三、我国对外投资：顺向与逆向国际化路径及其能力依托
上述投资需求的可实现性，取决于是否存在现实的投资路径及其必要的能力依托，而在当今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下，投资路径及相应的能力依托必须在企业与国家两个层面共同探讨，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在企业层面，遵照常规逻辑，一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及其路径选择，与其自身实力、投资目的以及东道国的地点优势(10cation ad—vantages)都密切相关，并不被投资国及其企业单方的绝对竞争实力所决定。因此，我国虽然当前对外投资的地位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不存在对外投资的现实条件。特别是，中国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也的确使其形成了一些与此地位相联系的投资路径与能力条件。
在国家层面，我们注意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不但没有减弱，相反，随着对全球化的认识和经验的积累，各国开放本土市场为其本国经济及企业服务的本质，正在通过对外来资本的激励或约束直接体现出来。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因此，对一国对外投资的现实条件的探讨，必须将东道国政府的特殊需求以及投资国企业的相应能力考虑在内。
(一)“顺向国际化路径”与“逆向国际化路径”的描述
根据邓宁的投资折中理论(OLI模型)，拥有所有权优势(如技术、管理、品牌等)，是实现对外投资的基本条件。从国际投资发展的历史来看，早期英国、美国的大量对外投资，都是以拥有所有权优势为特征的典型代表；80年代日本的对外投资，虽说是在美国保护主义的逼迫下被迫实施的，但当时的日本企业并不缺乏领先的技术水平，事实上，当时日本的产品正是由于含有相对于美国同类产品更加卓越的技术而在美国市场对其本土企业造成冲击的。90年代快速发展起来的韩国对外投资，其突出特点仍然是在一些领域，如电子行业和汽车行业，拥有相应的领先技术，从而支持了其企业对外投资的成功实现。这里，我们将基于所有权优势的对外投资路径，称之为“顺向国际化路径”，它既包括以寻求东道国市场为目标的对外投资，也包括以寻求东道国的廉价资源(如廉价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等)为目标的对外投资。基于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以及上述历史状况的描述，我们把“顺向国际化路径”称为对外投资的常规路径。
区别于上述常规对外投资路径，近几年，我国一些企业的对外投资，走出了在“所有权优势”缺位的条件下，通过对外投资追求“所有权优势”的反向路径。尽管到目前为止，走这种对外投资路径的企业中成功的案例较少，但这种反向的投资路径非常值得认真探讨。因此，为了与常规的“顺向国际化路径”相区别，我们将这种在缺乏“所有权优势”的前提下对外投资寻求“所有权优势”的投资路径称之为“逆向国际化路径”。
(二)投资发展中东道国：顺向国际化路径与能力依托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对外投资90％以上都是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很显然，我国企业对发展中东道国投资，采用的是典型的顺向国际化路径，而实现顺向国际化路径的基本能力依托，是相对于这些国家，我国企业具有明显的所有权优势。在此基础上，在国家层面，针对发展中东道国政府对外来资本的需求，由于我国企业同时具有所有权优势的相对性特点，我国企业的优势地位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1 我国企业“所有权优势”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与我国开放早期来自发达国家的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情况相类似，相对于发展中东道国的本土企业，我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具有绝对性。由于我国开放较早，不少产业和企业在引进外资之后在制造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都有了迅速的提升；与此同时，又由于我国具有较大的本土市场，从而使我国企业有机会较快地走下学习曲线，在掌握了一定技术的前提下，又实现了规模经济条件下的成本降低。因此，无论从技术还是成本的角度，我国企业相对于许多发展中东道国的本土企业，都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
相对于进入发展中东道国的发达国家企业，我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又具有相对性。虽然发达国家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在技术和质量方面可能优于我国企业提供的产品，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环境与我国的市场环境更加相近，市场需求的价格敏感性较高，在购买力有限的条件下对产品的性价比更加重视，从而我国企业提供的产品就呈现出了明显的相对优势。此外，在不熟悉国际知名品牌的发展中国家市场上，中国品牌也因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这一显赫事实而被赋予一定的号召力。中兴通讯在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客户时，常常会邀请他们到中国来参观，这一举措频频奏效的理由也正是如此。
2 发展中东道国政府的需求与我国资本的特殊优势
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本国市场的根本诉求，是期望外来资本能够为其本国企业带来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生产要素，从而帮助其本国产业和企业的发展。这一根本性的诉求，与我国开放初期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引进外资对本国产业和企业正面的促进作用，被称为FDI的溢出效应。早在60年代，学者们就开始对引进外资对本国企业产生溢出效应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近几十年发展中国家开放的经历又进一步验证了以下的重要结论：即FDI的溢出效应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自动地产生，东道国产业环境及政策对溢出效应的产生会发生影响；进而，当引进的外资与本国企业的能力差距较小时，最有利于外资溢出效应的产生。这一结论，在我国的开放实践中，也已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有鉴于此，在发展中东道国市场上，相对于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我国企业所有权优势的相对性表现在技术、管理等方面与东道国企业的能力差距相对较小，因而，东道国企业可以基于其现有的能力基础通过学习和适度竞争来有效地获取我国企业产生的溢出效应，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由此，我们确信，对于发展中东道国政府的引资诉求而言，源自我国的对外投资是最佳的FDI类型。这也是我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的特殊优势。
(三)投资发达国家东道国：逆向国际化路径与能力依托
近几年中，我国的对外投资平均每年有7％左右是投向发达国家的。与投资于发展中东道国市场不同，我国企业投资于发达国家市场，往往缺乏所谓“所有权”优势，即中国企业在技术、品牌等重要要素方面，相对于发达国家市场上的国际企业和本土企业，都是相对欠缺的。
依据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所有权优势”是实施跨国投资的企业克服不熟悉东道国市场等天然弱势的能力依托，那么，在缺乏“所有权优势”的条件下，逆向国际化的路径是否可行?有鉴于我国在全球化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我们先在企业层面从“投资机会”与“能力依托”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进而，在国家层面对发达国家政府的特殊需求和我国资本的相应特性做进一步剖析。
1 我国企业实施逆向国际化路径的投资机会与能力依托
在投资机会方面，我们得出两点观察：第一，透视联想收购IBM、TCL收购汤姆逊的案例，我们发现，无论是IBM还是汤姆逊，都曾经是声名显赫的跨国企业，IBM因其IT服务业的强劲增长而决意放弃亏损多年的PC制造业；汤姆逊也因急于转向媒体和娱乐业而抛开一蹶不振的电视机产业。究其主要原因，既有新业务高利润的诱惑，也有因在制造领域丧失了优势、被居高不下的成本所拖累的必然。推展至其他行业，虽然华为和中兴通讯没有深度卷入并购浪潮，但两家企业迅猛的国际化拓展，以其丰富完整的产品线和更具性价比的电信解决方案，迫使诺基亚、西门子等老牌通讯设备企业不得不通过合并的方式强强联合来维持规模效益，提高在行业中的竞争力。由此可见，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国际产业的变迁，即使是IBM和汤姆逊这种老牌跨国企业，即使因全球化经营已获取了发展中国家的地点优势，仍然可能因丧失在制造领域的优势而让位于发展中国家企业。我们认为，这种类型的产业转移或交接，应该不仅仅存在于上述几个行业，这将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提供在制造业领域拓展市场空间和持续发展的机会。第二，观察上海电气收购日本秋山印刷机械、上工申贝收购德国DA股份的案例，我们发现，相比于IBM和汤姆逊，日本秋山印刷机械公司与德国DA股份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两家公司都是发达国家中未能及时实现国际化的企业。虽然两家企业在其细分市场都具有技术领先的特征，但也都因市场相对狭小、且制造与零配件成本偏高而处于亏损边缘。事实上，发达国家的本土企业即使都根植于发达国家，也并非都具有国际化经营的能力，而置身国际化经营可以为企业带来明显优势的行业，这种企业必然会暴露其未展开国际化经营而造成的竞争弱势。我们认为，发达国家这类企业的存在，也为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逆向国际化提供了现实的投资机会。 在能力依托方面，同样通过案例分析，我们认为，在所有权优势缺位的条件下，中国企业的本土优势是当前中国企业实现逆向国际化操作的主要能力依托。这种能力依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依托国内低成本的制造优势。经过三十年的开放与发展，我国早已是全球公认的世界加工厂，尽管我国企业没有大量的对外投资，但我国企业生产的产品早已销向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市场，这说明，我国生产的产品在质量和功能方面是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这一过程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国内大量贴牌产品的制造，因为在贴牌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我国企业从掌握品牌的国际企业那里学习了国际市场的产品标准和制造技术，并且逐步形成了相应产品的制造能力。这种制造能力在我国遍布多个产业，规模大且非常丰富，在当今世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不多见的。也正是这种为全球市场提供产品的制造能力的形成，使我国企业在实施逆向国际化投资时，比较独特地享有了通过搭建与我国制造能力相连接的国际产业链、充分利用本国低成本制造优势的能力。具体讲，这种能力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充分利用国内的低成本供应能力。以TCL为例，当初TCL整合汤姆逊在北美的业务时，其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加大在华零部件的采购。在并购发生六个月后，TCL一汤姆逊电子有限公司中国产零部件就已达到50％，因而2005年北美的亏损相比于2004年就因此而有所减少。再比如，海尔在进军美国市场时，虽然对外宣称“不是为了生产便宜的产品，而是志在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并且从高售价中获利”，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北美的成本过高，仍然采用了三个1/3的策略，即国内生产国内销售1/3，国内生产国外销售1/3，海外生产海外销售1/3，以保证其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竞争性。其二，直接利用国内的低成本生产能力。除了从中国大量采购零配件的做法以外，将发达国家本土企业的当地制造逐步扩展为当地制造加中国制造，也是进一步利用中国低成本制造优势的方式。例如，并购秋山机械之后，上海电气将秋山的成熟技术引进中国，充分运用国内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展开生产，同时利用秋山原有的销售网络将较低成本的产品供应全球；而日本则逐渐成为上海电气的全球研发中心及部分国内尚不具备生产条件的高档产品制造基地。双方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结合，使并购后印机的单位生产成本降低了30％。第二，依托本土广阔的市场和在本土市场强大的运营能力。受限于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中国市场所需要的许多中高端的产品还需要从国外进口，事实上，随着中国市场产品需求的不断提高；同时也随着中国制造业的转型与升级，中国市场对中高端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广大和丰富。对于发达国家那些未展开国际化经营或国际市场较窄的制造企业，一旦拥有了中国市场，无疑会帮助它们迅速扩大经济规模，从而直接获取降低成本、享有规模经济的好处。这一点，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可比拟的。秋山机械出售给上海电气之前，其产品市场都主要在日本和欧美市场，并购后，更名为秋山国际的新公司认识到中国市场具有大量的潜在需求，市场发展空间巨大，所以开始迅速进军中国市场。从2002年初正式完成并购到2006年的四年中，秋山国际在中国市场的年销售业绩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推进。其中秋山国际的Jprint双面八色印机占同类进口设备装机总量的2/3左右，可以说秋山国际在中国双面印刷市场拥有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FAG子公司DA出售给上工申贝集团后，同样由于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市场，在并购当年就实现了销售收入的扭亏为盈，第二年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增长9.52％。以上两个案例都是由于中国收购方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显赫地位和对中国市场的了解与把握，成功利用了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的实例。第三，依托本土经营中的资本积累与政府的激励政策。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GDP年平均10％的增长带来了国内市场的高速发展，从而使国内各个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也确实拥有了快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机会。相对于国际上那些陷入财务困境的外国企业，实施对外投资和并购的中国企业往往都是资本充足、在行业内有相当实力的上市公司或最优秀的企业。与此同时，由于多年来大量贸易资本帐户双顺差的积累和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压力，我国政府也出台了鼓励对外投资的相应金融性支持政策。因此，从对外投资的资本能力角度，中国企业无论是自身积累还是政策激励，都是相对充分的。
2 发达国家东道国政府的需求与我国资本的特殊优势
与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外来资本的诉求不同，虽然吸引高端产业投资、维持其技术领先的产业地位仍然是其所鼓励和期望获取的资本类型，但创造，至少是维持本土市场就业机会，仍然是发达国家政府的最大诉求。在当今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90年代后，由于制造业的大量转移，虽然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从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赚取了大量超额利润，但也确实使其本土制造业的就业机会有较大程度的流失；与此同时，全球化还使得那些缺乏国际化能力的本土企业，进一步面对国际相对廉价产品的冲击，因而企业倒闭所导致的就业机会的进一步丧失是随时存在的。由此，发达国家政府对外来资本的诉求也非常明确：他们希望外资资本能够挽救频临破产的企业，从而保证其就业机会。虽然企业倒闭对于市场经济国家而言，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自然现象；但无论如何，因外来资本而导致的本国的就业损失，都是不受欢迎的。
从客观上讲，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与发达国家的本土企业有很好的互补性。如前所述，发达国家未国际化的本土企业所拥有的，无论是相对较高的技术、还是本土市场熟悉的品牌和渠道，都是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所追求的；而发达国家这些本土企业所面临的成本困境，恰恰是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有效利用本土优势加以克服的。因此，在中国企业和发达国家本土企业之间，客观地存在着非常契合的要素互补关系。这一要素互补关系奠定了中国企业投资于发达国家市场，与发达国家本土企业相互合作的重要经济基础。
进而，由于中国企业希望通过逆向国际化路径获取的“所有权优势”具有典型的无形资产的特征，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就可以真正拥有的。因此，对于刚刚开始从事跨国经营的中国企业，为了将获取的如技术、品牌、渠道等无形资产有效地加以利用，必须保留熟悉这些无形资产的特性，并且理解其应用环境的东道国原有企业的员工和管理人员(不一定是全部)。这种必然性，也恰恰符合发达国家政府的就业诉求。上海电气在收购日本秋山机械之后，对并购后的秋山国际实施日本本地化管理，仅派一名中方人员作为中国籍社长参与秋山公司的管理；尽可能保留秋山原有员工，吸收启用原秋山公司约130名优秀工程师、管理人员和技工作为公司成员，并鼓励在并购前后流失的技术核心人员返回岗位。这种做法，使收购后的秋山国际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并解决了原有员工的就业问题，一方面获得了日本政府和民众的认可，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企业顺利的持续经营和后来双赢的共同发展。
四、基本结论与对外投资发展思路
(一)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得出了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在充分意识到全球化环境下对外投资的战略意义的前提下，通过考量，我们认为，我国的对外投资能力，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是相对较弱的。第二，依据我国当前在全球化中的地位，我国现实地存在着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需求，虽然两种需求存在本质的差别，但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两种投资都具有不可忽视和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第三，依据我国及东道国的现实条件，无论是在拥有“所有权优势”的条件下对发展中国家走顺向国际化的投资路径，还是在“所有权优势”缺位的条件下对发达国家走逆向国际化的投资路径，我国企业都具有现实的投资机会和能力依托。特别是，在充分考虑不同东道国政府的需求时，我们发现，我国的对外投资，具有满足东道国政府特殊需求的资本特征。
(二)发展思路
基于上述现实条件与相应能力的分析，我们认为，未来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思路应表述为：要素互补条件下的合作共赢。这一发展思路需要国家与企业在思想意识与投资实践中把握以下要点：
第一，在思想意识上，把握历史时机，不墨守成规。如果说，顺向国际化路径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全球化提供给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对外投资的发展机会，是大家已经熟视并引以为常规的投资路径；那么，逆向国际化路径也同样是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带给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机会。中国企业的逆向国际化路径，并不因其不符合常规而不可行。顺向与逆向国际化路径的选择，都是企业在具备不同的竞争性要素的条件下，通过国际化过程，获取和利用全球资源的理性选择。因而，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充分考虑我国对外投资的长期利益，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中国政府，都不必被已有的投资理论和惯性思维所束缚。
第二，在国家层面，提倡协同发展理念，构建互利共赢平台。相对于发达国家早期的对外投资，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在外部环境方面遇到了更加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上，中国被有意无意地指责为问题的制造者和能源的掠夺者，这种言论，对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非常不利。事实上，正如拉美国家曾依靠其资源禀赋支持了早期的经济起飞、中国依靠广大的内陆市场换取了工业化所需的技术资源一样，发展中国家正期待着利用自身的禀赋优势同样争取经济发展的机会。理解了这一点，作为投资国，有意识地满足东道国的需要，正是与东道国共同成长、并有效利用国际资源的现实做法。面对国际上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性反应，中国政府在世界舞台上的作为比直接实施对外投资的企业更加重要。当今世界，全球化越来越被看作各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争取发展的机会，而“去全球化”也开始显现为各国维护本国利益的工具，在此条件下，中国政府，只有以其在国际上不断增强的地位，一方面在思想意识上倡导并强调协同发展的理念；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切实搭建与东道国互利共赢的投资平台，才能在国际上树立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为我国企业创造对外投资平等发展的外部环境。
第三，在企业层面，意识要素互补条件，锻造合作竞争能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能力缺憾是明显的，但这种缺憾无异于任何国家的初始对外投资，都会因对东道国市场与环境缺乏了解而举步维艰。然而，正如文中所述，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投资，东道国市场都存在着与我国企业互补的要素；特别是，这种互补要素不仅存在于企业层面，而且存在于国家层面。正是这种互补要素的存在，提供了我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携手合作、弥补不足、互利共赢的发展条件。由此，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首先要在意识上树立合作共赢的全局发展观念，进而，在此思想指导下，反思对外投资的战略措施，充分考虑与东道国本土企业的互补要素，创新性地设计与要素相关的利益实现机制，从而学习并锤炼合作竞争、创造共赢机会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的能力差距还很大，前面的路还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