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正式建交以来，中美从隔绝对峙到对话合作，从发展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到共同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两国经贸关系取得了历史性的长足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富生机活力、最具重要影响和最具发展潜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当前经济关系中贸易是主旋律，而简单的贸易关系对中国方面的挑战越来越大。加强投资尤其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在最近两年日益受到关注，中美双方高层在很多场合提出将投资作为平衡双方经济的一个“关键点”，即主要通过扩大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来解决双方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中长期未能有效改善的不平衡问题。本文拟就中美相互直接投资现状特点、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作用以及进一步发展存在的障碍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中美相互直接投资现状和特点
自中国改革开放伊始中美相互直接投资开始起步，迄今已有三十年的历史。在此期间，中美相互投资经历了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是无论从对外投资还是利用外资的角度，双方在对方中的比重都非常小，未来发展的潜力很大。
(一)美国对华投资现状和特点
美国是世界第一投资大国，中国是世界利用外资大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新一轮发展高潮以来，美国也加大了对海外投资的步伐，其对中国的投资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 增长速度快。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199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311亿美元，2008年则上升至3118亿美元(2007年最高时达3784亿美元)，增加了9倍多。在此期间，美对华投资业亦快速增长，且增速远超过美国对外投资的步伐，从1990年的0.3亿美元上涨到2008年的157.26亿美元，增长了近211倍。从图1可以看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大致经历了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所带动；第二个高潮是在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几年，由服务业(尤其金融业)投资快速增长所带动。
2 相对地位迅速提升。
从中国利用外资角度来看，来自美国的非金融领域直接投资比重相对偏低，甚至在最近几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这种态势与中国吸收外资规模日益壮大的趋势形成了鲜明对比。根据中方统计，美国在非金融领域对华直接投资由1992年的5.11亿美元上升至2002年的54.24亿美元，之后进入下降和停滞状态，在2006—2008三年中，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都不到30亿美元。2000年美国在非金融领投资占中国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达到10.77％，为历年之最，之后这一比重逐年下降，2008年中国吸收外资924亿美元，来自美国的投资29.44亿美元，位居韩国(31.35亿美元)之后，仅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的3.19％。
但是，如果考虑金融领域投资的话，2008年应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一方面，在投资规模上，一跃成为中国第三大投资来源地(仅在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之后)，占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达到14.5％；另一方面，在投资结构上由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金融)业为主，在157亿美元的投资中，一半以上投向了金融领域(银行业)。
从美国对外投资的角度来看，美对华投资的相对地位也在快速提升。长期以来由于基数低，尽管有较快增长，但对华投资在美国巨额海外投资中的比重较低。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从1982年至2007年的绝大多数年份中，美国对华投资占其总投资中的比重在1％上下波动，远低于荷兰、英国、加拿大、爱尔兰、日本等国(见表1)。但在2008年这一局面出现根本性变化，对华投资占美国对外投资的比重一下子提高到了5.04％，中国成为美国的第四大投资东道国，仅次于荷兰、爱尔兰和英国。对华投资更占到美国对亚太地区总投资的45％
(Marilyn Ibarra &Jennifer Koncz，2009)，中国已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第一大投资对象国。
3 投资结构变化：从制造业为主到服务业为主。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投资的行业结构呈现逐步高级化或逐步软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制造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39.53％下降至2000年26.13％，2008年制造业投资存量已下降至16.2％，服务业则上升至72.28％。
一直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行业特征与其整体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相背离，主要表现为以制造业投资为主导，服务业比重较低。从流量来看，如表2显示，1994—2008年期间，美国在服务业的平均投资比重达50％以上，在制造业平均投资比重则不足25％(剔除2005年)；而对华制造业平均投资比重却高达63.3％，服务业仅占26.3％。
但美国对华投资的服务业比重尤其自2002年(中国加入WTO第一年)以来有了明显的提高，从2002年至2008年7年中服务业投资的平均比重达到了40.2％左右。2008年更是彻底扭转了这种趋势，服务业的比重首次过半，达到60％。在157.26亿美元的对华投资中，银行和金融保险服务业占54％，达到85亿美元左右。在中国金融领域吸收的159亿美元外资中，来自美国的投资也达到了53.4％。上述趋势也反映在存量上，2008年美国对华投资存量显示，制造业比重已经从2000年的63.51％下降至46.89％，但仍居主导地位；服务业比重则从7.26％上升到了18.52％。
(二)中国对美投资现状和特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企业竞争力的逐步增强，尤其是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投资合作的步伐在近几年逐步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快速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04年开始出现成倍增长之势，到2008年达到559.1亿美元，并因此而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位居第11位，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3％。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呈现如下特点。
1 对美投资地位低下。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仍处起步阶段。尽管2008年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3161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但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却仍仅有4.62亿美元。同时，对美投资占中国对外投资的比重也很低，2008年只有0.8％。到2008年末，美国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仅占1.8％。总之，无论是在美国引进外资中，还是在中国对外投资中，中国对美投资所占比重均极其低下。
2 对美直接投资结构以服务业为主。中国对美国投资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业(在对美投资存量中占36％)、制造业(占23.5％，主要涉及交通运输设备、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通用设备、纺织、专用设备、橡胶制品、医药设备等)、金融业(占13.2％)、交通运输／仓储业(9.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7.4％)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4.1％)(详见表3)。近几年来，中国金融服务业投资开始活跃。2008年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40.5亿美元，占对外投资的25％，同比增长741％，其中流向银行业132亿美元。伴随这种趋势，中国对美国金融业的投资也迅速增长，2008年达到2.13亿美元，占对美总投资的46.1％，金融业在对美投资中的比重在迅速提升。但与中国整体上140.5亿美元的金融业投资相比，在美国金融业的投资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二、中美相互直接投资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作用
如上所述，中美相互直接投资较长时间以来都处于较低水平，但2008年美国对华投资急剧扩大，使双方的相互投资严重失衡。良好的投资关系对中美经贸关系良性发展的意义不可小觑。一方面，中美两国都是外资流人大国，外资在其国内经济发展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双方对外资都持欢迎态度；另一方面，发展相互直接投资可以缓解双方在国际收支中出现的严重不平衡的局面。
(一)两国经济运行与发展都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在美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数十年来，美国国民储蓄率一直维持在低水平，必须依靠外资流入弥补其国民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则更高，FDI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最高时达到6.04％，之后逐年下降，而美国最高时的比重是2000年的3.16％。到2008年已经与中国非常接近，中美分别为2.46％和2.19％。
外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引进外资的战略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对弥补改革初期投资不足、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外资对中国工业产值、出口、税收的贡献分别达到31.5％、58.2％和21.2％(竺彩华，2009)。除了上述直接作用以外，也许更为重要的、也是无法估量的是外资带来的竞争压力和市场活力，对推动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外资也同样对美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2007年度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列举了外国投资给美国经济带来的一系列好处，具体来说，在美外资企业2004年为美国贡献了5.7％的产出、4.7％的就业、19％的出口、26％的进口、10％的固定资本支出和13％的研发支出。无论是薪资水平、研发投入还是出口规模，外资企业平均水平都超过了美国本土企业。目前中国在美国设立的直接投资企业大约1200家，雇佣美国当地雇员近6000人，与中国对美投资规模相比，对就业的贡献还是很大的。
在改善中美国际收支方面，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双顺差”的局面不会很快扭转，因为：一方面，中国内需扩大和美国国民储蓄率提高均非一日之功，出于避免经济增长失速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等目的，不能指望近两年贸易顺差从增长转为减少；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仍保持了高速的发展，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仍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因此在资本和金融项下的顺差也在所难免。最近两年中国与美国在直接投资方面的顺差也呈现扩大趋势，2007年为51亿美元，而2008年则猛增至153亿。伴随贸易投资持续大规模“双顺差”，中国不仅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而且超出第二位的日本一倍还多。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增至21316.06亿美元，第二位的日本为10191.75亿美元。
巨额外汇资产给中国国内货币政策和汇率造成巨大压力。这种情形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日本非常相似。为此，日本1986年发布的《前川报告》就提出，为了摆脱由于巨额经常账户顺差而造成的在世界上孤立的“危机状况”，日本必须改造成为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并扩大海外投资。借助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来平衡经常项目的庞大顺差也是中国当前缓解这一问题的有效工具。显然，增加对第一贸易顺差对象国——美国的投资，将会在平衡国际收支方面取得更加理想的效果。尤其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经济低迷，更需要外国投资来推动经济走出低迷状态，因此眼下也是中国扩大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最有利时机。同时，中国也仍要继续大力吸引美国直接投资，从平衡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增加美国对华投资不会对双方的国际收支产生压力，反而可能缓解不平衡，因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企业主要都是以当地市场销售为主，因此它们对中国出口的扩大几乎没有影响，而对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顺差却贡献巨大。
(三)发展直接投资有利于改善中美贸易收支状况
出于某种目的，美国总是过分强调其在货物贸易领域的贸易逆差，而有意忽略经常项目下服务贸易的巨额顺差。如表4所示，从2000年至2008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呈现逐年扩大趋势，2008年货物贸易逆差余额是2000年的1.85倍；与此相对应，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贸易顺差更胜一筹，2008年是2000年的1.93倍，显示了美国在服务业的竞争优势。服务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在经常项目项下的总逆差余额，从2006年开始，其总逆差余额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而扩大对华直接投资无疑对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表5所示，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持续扩大，2000顺差余额为40.34亿美元，2007年顺差余额激增至182.76亿美元，增长了3.53倍。其中，通过美国企业在华附属机构销售的服务贸易顺差增长速度惊人，从2000年的20.86亿美元激增至2007年的136.5亿美元，增长了5.5倍多，而同期跨境服务贸易顺差仅增加2.1倍。可见，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极大地促进了对华服务贸易。 综上所述，扩大相互直接投资将是解决中美经济失衡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既能解决双方国内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结构失调问题，又能从资本流动和贸易流动两个途径部分地纠正中美之间的国际收支不平衡。
三、进一步发展中美相互直接投资的障碍
上述分析表明，中美两国的相互投资关系远不及贸易关系。目前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而相互投资的地位却与此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中国对美投资，无论在中国对外投资中，还是在美国引进外资中，地位均极其低下。这种局面的形成说明中美在发展相互投资关系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与障碍。其中有些问题与障碍是由客观的市场因素造成的，如双方产业结构变化、企业战略调整、投资偏好等，也有许多问题与障碍是由非市场因素造成的，尤其是政府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在此主要讨论后一类因素。
(一)影响美国在华投资的主要障碍
在中国方面，妨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非市场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市场准入问题；二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在美国方面，妨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非市场因素也主要有两个：一是其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导致对华投资企业竞争力下降，二是与中国贸易摩擦升级引起在华美资企业的经营风险上升。
1 中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问题。中国的经济开放度尤其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对华投资，导致美国对华投资的产业结构与其整体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相偏离。中国服务业市场规模巨大、回报丰厚，美国服务业的直接投资理应大量涌入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04—2008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金融(储蓄机构除外)保险业所占的比重分别达17.4％、85.1％、11.5％、22.1％和13.8％，而同期对华直接投资中，金融(储蓄机构除外)保险业占其全部对华投资的比重分别为0.98％、8.8％、0.1％、8.5％和8.7％。尽管在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一比重明显提高，但还是远低于美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中的比重。中国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度有限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但是，也必须看到，2008年美国对中国银行业投资已达到80亿美元左右，加上金融保险业，金融服务业的总投资大概达到85亿美元，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高达54％，这一状况已得到明显改善。
2 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力度不足也是美国投资企业关注的问题。美国方面一直认为保护知识产权，是保护美国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近年来，美国行业组织和知识产权协会提供大量调查报告，敦促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部门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采取行动。甚至有国会议员暗示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如果美国还有另一个机会商谈中国加入WTO问题，那么结果一定是两样的”。为此，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不断举行听证会，渲染中国假冒、盗版的情况；美国政府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我国采取一系列措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成为美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热议的话题(Omario，K.，2007)。很多美国人不明真相、人云亦云、夸大其辞，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对中美经贸关系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随着美国企业对华投资增加，对假冒和盗版行为也越来越关注，不断推动美中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协商。
3 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问题。从美国方面来看，其对技术出口的一些限制性政策对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产生不利影响(聂聆，2008)。一般而言，海外投资的优势在于技术的先进，因此对外投资大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技术的输出。而美国政府出于非经济目的在某些方面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相关行为进行限制，最明显的就是技术限制，如美国《1979年出口管理法》规定，除了可以向加拿大直接输出多数商品和基础数据外，美国向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出口的所有商品和技术数据都必须获得由商务部出口管理局签发的普通许可证。在对华投资的技术出口方面，美国政府目前只许可一些较低水平的技术转让，而对有可能涉及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先进技术则采取完全“封杀”的态度。
4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加大美资企业经营风险。近年来美国政府对华频频采取调查和制裁的做法使中美间贸易摩擦升级，成为美资企业的经营风险因素，特别是会影响那些效益寻求型，出口导向型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至奥巴马总统访华前夕，美国今年已对中国产品发起13起反倾销、反补贴和特保调查，“频率之高在世界贸易历史上都极为罕见”。以9月份的“轮胎特保案”为例，受影响的绝不仅仅是中国企业，美方在华有四家轮胎生产企业，并占中国对美轮胎出口的三分之二，本案将直接影响到这些美资企业的利益。
(二)影响中国对美投资的主要障碍
1 美国的市场准入限制。美国投资环境(市场开放度、基础设施、知识产权保护、研发技术等)在总体上要优于中国，这也正是美国成为世界资本流入第一大国的原因。同时，作为一个拥有巨额贸易逆差的国家，也需要得到外国投资来弥补其国际收支赤字。但尽管如此，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也同样遭遇到市场准入问题。在航空、通讯、原子能、金融、海运等相对敏感行业，均关于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限制的严格规定，包括联邦立法。另外，美国许多州对外国人参股银行业、保险业、不动产业也有一定限制
2 商业行为政治化倾向。市场准入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中国企业并不构成歧视性待遇，因为这是美国联邦和地方法律所规定，具有非歧视性。对中国企业来说，更具挑战的是美国国内的商业行为政治化倾向，具体表现在其对来自中国投资的严格审查上。根据《埃克森一佛罗里奥修正案》规定，总统有权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对任何外国兼并、收购和接管美国的商业公司的行为采取行动，但不包括新公司的设立或者新设投资。对外国并购等的审查具体由外国投资委员会来负责。如果外国投资委员会最终确定反对此项收购，则美国政府可以强制要求并购中的外国投资者退出该并购。这种“审查权”就赋予了美国在经济领域的“政治干预权”。从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到海尔放弃并购美泰克，背后都有浓重的美国政治的影子。最典型的莫过于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并购优尼科的案例。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两项议案，反对这项并购，理由是此项并购可能“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而事实上，优尼科如果出售给中海油，对于美国能源安全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优尼科公司已被证实的能源储备大部分分布在亚洲。而作为美国第八大石油公司，优尼科既不在全球挂牌上市的前40强石油公司的行列，其总资产也仅有80亿美元，和埃克森美孚的1350亿美元、雪弗龙的650亿美元资产相去甚远。这场带着政治色彩的风波，显示了美方对中国企业在美国商业活动扩张的疑虑，政治利害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了这个标榜“自由”的国家的经济领域。
“政治”、“国家安全”、“威胁”等成为阻碍中国投资者的最大障碍。因此，可以说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遇到的更多问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相比美国在中国投资遇到的问题而言，是更微妙、更难以处理的一个问题。
四、推进中美相互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贸易在过去三十年的中美经济关系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得两国经济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但是随着贸易顺差的增大和贸易总量的增加，进一步发展的阻力越来越大。现在我们必须寻找到一种更加有效的经贸手段，来确保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发展相互直接投资无疑是最有效的手段。同时，最近中美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双方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中国经济今年能实现8％的增速，而美国在第三季度GDP增长率也达到了3.5％。但劳工部报告显示，美国失业率从2009年9月的9.8％攀升至10月的10.2％，创下二十六年半以来的新高。目前美国经济的这种在“高失业中复苏”态势，也为发展双边投资关系提供了有利时机。为此，双方需要在思想上统一认识，在行动上协商一致，共同努力推进双边投资关系发展。具体建议包括：
(一)正确认识相互投资作用
直接投资相比贸易来说更容易实现双赢局面，因为它除了让投资方受益外，还能给东道国带来诸多的益处，如充实资本、增加就业、扩大贸易、改善国际收支等。双方必须从思想上深刻认识到直接投资在促进中美经济关系良性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无论是扩大美国对华投资还是扩大中国对美投资，都不只是单方受益，而是双方共同受益。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为例，中国作为东道国受益是毫无疑问的，但美国作为投资国也同样受益。美国通过对华投资，使企业获得了高额的利润回报，支持了国内研发和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也带动了本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当然，在当前中美相互直接投资比重偏低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更应该积极强调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并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中国企业投资美国。
(二)加强沟通克服投资障碍
在影响中美投资关系的诸多问题和障碍上，双方都有各自的利益和立场。市场准入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技术出口限制以及贸易制裁措施等等，涉及的都是双方最根本的经济利益问题。有问题和争议是很正常的，动辄挥动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是无济于事的，只会使双边经济关系陷入僵局。解决问题、克服障碍的唯一有效途径是通过双方充分的沟通和协商，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为清除投资障碍作出努力。
事实上，沟通本身就是消除投资障碍的有效渠道。以知识产权问题为例，美国各界应加深对中国为知识产权保护所做努力的了解和认识。其实，美国很多专业人士对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所作的努力还是认可的。在2009年9月3日芝加哥约翰·马歇尔法学院举行的美中知识产权合作暨研究论坛上，美国联邦法院三位资深法官高度评价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只不过这种声音还是小了点。
另外，FDI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沟通方式。勿庸讳言，目前美国对中国还有很多偏见，通过相互投资，看到真实的、勤奋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由此很多偏见也就不攻自破了。
(三)推进机制建设保障投资
截至2009年6月，美国已经与51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中国则同108个国家签署了此类协定。这些协定通常都是在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对市场准入、仲裁等基本问题作出规定，使一国在另一国的投资更为便利、有法可依。这种双边投资协定既可以在制度层面防范投资保护主义的滥用，同时由于这种投资制度安排既对长期也对短期资本流动进行管理，所以在当前全球金融体制改革中也是各国政府在协调国际金融制度和国际投资制度安排时所必需的(UNCTAD，2009)。从中美两国来说，一方面，美国希望中国的外汇储备继续大量投资美国国债以支持美国经济，但同时也必须顾及到中国对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的内在合理需求，即除了需要对美国进行间接投资(对虚拟资产的需求)，更需要加强对美国直接投资(对实物资产的需求)，这也是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继续支持美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合理性所在。
2008年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启动了中美投资协定谈判，这一举措强烈显示出中美两国欢迎投资的态度。但两国是否能最终达成投资协定还是个未知数，尤其美国对双边投资协议的高标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我们相信只要双方本着务实、平等、互利的原则，最终还是可以找到共同的平衡点来达成协议。
(四)循序渐进发展双边投资
尽管发展中美投资关系在当前形势下非常必要，但我们也不可对此期望过高，还要以平和的心态循序渐进地推动其进程。如文中述及，当前相互投资有限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市场准人和准出的问题，中国有很多行业对外资禁止或限制投资，美国也存在同样问题，如其对通讯、交通、银行、保险等诸多领域也有很多的限制，美国还严格限制其技术输出。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很难一蹴而就，中国服务业的开放、美国对中国投资者诸多障碍的消除，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在一些敏感的行业和领域，两国都会采取独立的政策，不会做到完全无条件的开放。但只要双方在这些问题上能够保持对话和磋商，这本身就是积极的信号，将会对推动双边投资关系乃至中美经济关系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