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行政法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
行政法理论与实践脱节由多种因素造成,既有深层次文化传统的影响,又与制度的欠缺相关。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缺乏行政判例制度
无论是采用判例法的普通法系国家还是实行成文法的大陆法系国家,大多承认行政判例的效力。行政判例往往成为联结学术界与实务界的纽带。通过行政判例,实践(包括行政管理的法律实践和行政诉讼实践)中的创新和弊端得以显现,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同时行政法理论研究成果又常透过行政判例而为实践所肯定"我国一直奉行严格的成文法传统,行政判例制度至今未建立,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
(二)缺乏合理交流机制
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结合需要建立在交流的基础上,而我国目前尚缺乏有效的交流机制。在国外,比较流行的做法是:一方面,行政机关或法院吸收行政法专家参与管理或行政审判；另一方面,大量的重要官员在离开工作岗位后进入理论界,从事行政法的教学和研究。在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虽也有部分接触,如共同参加学术研讨会,或学者参与案件的论证,但交流的范围仍过于狭窄,相互了解的程度有限。
(三)咨询论证制度不健全
咨询论证是理论界参与实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手段。目前,行政法学界参与行政法律的制定已成为惯例,《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都是在学者们的参与论证下完成的。相比之下,大量的行政立法、行政政策的制定以及部分司法解释等却缺乏学者的参与。即使学者参与,也只是零散的、浅层次的介入,没有形成定制。咨询论证无论对实务部门还是对学者都没有制度上的约束,随意性大,效果不理想。
(四)学术研究手段落后
行政法理论与实践能否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否可行。在这里,实证研究必不可少。多年来,行政法学界并不十分重视实证研究。鉴于各种原因，教师和学生很少走出校门,在行政法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中没有实践方面的要求,其结果造成理论研究脱离实践。另外,学术界一直缺乏合理分工,大多数行政法学者没有专门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常常是泛而不精,更谈不上深入实践研究。学术研究手段的落后影响到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五)思想观念陈旧
由于传统“官本位”、“行政至上”观念的影响,有些官员法治意识淡漠,对行政法治有抵触情绪,对规范行政权!控制行政权的理论研究不感兴趣,甚至于采取敌视态度,自然更不愿意与理论界合作。另外,实务界人员的整体素质也影响到实际部门对行政法研究成果的合理吸纳。
除上述主要原因外,还有其他影响因素,如司法体制不健全、行政管理透明度不高、信息收集困难等。从更深层次看,还与我国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相关联。
四、走出误区的建议
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状态既影响行政法学发展,也阻碍着行政法治进程,因而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如何走出行政法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误区，值得认真研究。我们认为，除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转变落后的思想观念、研究手段和在学术界进行合理分工外,更要建立有效制度,以真正促进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以下制度可供考虑:
如前所述,行政判例制度是连接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纽带。通过行政判例，可将行政管理实践、行政诉讼实践和行政法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行政判例反映了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行政判例中的判决意见也反映了实务界对有关问题的态度,行政判例更以其完整公开的特点为行政法研究提供空间；另一方面,学者们可运用行政法理论对行政判例进行分析评论,从而为实务部门的制度改革提供指导。当然，行政判例制度的价值不仅于此。行政判例制度可弥补成文法之不足,法官可以根据变化的情况对法律规定作出新的阐释。行政判例制度还有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
(二)确立人员交流制度
这里包括两项内容:其一，鼓励学者到实务部门任职，包括短期工作和长期任职。前者如学者参与行政案件的审判，参与规章的制定等，后者如学者到法院担任法官或行政官员等。当然,学者也可以到实务部门兼职。学者到实务部门工作,可以将其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促进实践的发展。其二,鼓励实务部门的官员、专家到理论界工作。这里包括工作调动,也包括离任的官员、法官到大学、研究机构工作。这些官员、专家富有实践经验,他们把实践中的创新和问题带到研究中来,可以提高理论研究的实用价值。
(三)确立信息交流制度
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信息交流可以有多种。如实务部门可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难题用合同方式委托给学者研究,并为其提供研究环境和条件,也可以由实务界的人员与学者共同组成研究小组,进行攻关研究。再如建立定期会议制度，由实务界通报实践需要解决的问题,由理论界通报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信息交流可以极大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四)完善咨询论证制度
咨询论证制度就是理论与实践的交融"健全的咨询论证制度应包含以下要素:第一，确定咨询论证的范围；第二,成立咨询论证委员会；第三,咨询论证委员会的报告一般应向社会公开；第四,是否采纳论证意见要予以说明。咨询论证制度对参与研究论证的学者和实务部门都必须有直接约束力。参与研究者必须投入足够的时间、精力,以保证咨询论证的质量；实务部门对咨询论证报告也要作合理取舍,并说明理由,防止流于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