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技术侦查侦查措施的使用无不涉及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因而从适用对象、批准权限，以及每一措施的适用方式和期限，都要按照法律规定严格进行，坚决杜绝违反程序使用、越权使用和滥用。故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我国存在已久的技术侦查措施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势在必行的一步。

　　论文关键词 新刑事诉讼法 技术侦查措施 进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于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说明中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情况的变化，一方面，要完善侦查措施，赋予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防止滥用。”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刑事犯罪的攀升与犯罪手段的智能化、技术化，已经成为不可争议的现实。这一现实告诉我们，不仅侦查观念要更新，而且侦查模式、技术手段更要更新；另外，在侦查行为方面，由于不规范导致的冤假错案也时有发生，收集证据中的违法乱纪现象，滥用侦查权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侦查权运行的现状急须加强制约和监督。针对以上的问题，《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侦查程序方面作了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批准，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决定由特定人员实施秘密侦查，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的交付；明确规定采用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适用。

　　一、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法律上规定，是对权力限制的必要体现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刑事诉讼活动其主要特征之一在于国家公权力的参与，故需加强对公权力制约，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是处于打击惩罚犯罪的合理需要。由于公权力带有天然的扩张性，所以必须对其严加控制防范，以防其成为脱缰之野马。刑事诉讼法作为规范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自然具备了公法的属性，即应通过合理的程序设计有效控制国家公权力的运行，防止因公权力滥用给被追诉人造成损害。“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便绝对地腐败”，应把权力制约为修法的重中之重，这是实现其保障人权目的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刑事诉讼法才是一部“民权法”而非“治民法”。在刑事诉讼法中，事关重要的首为侦查权。侦查权是刑事诉讼中的“双刃剑”，既关系到犯罪的控制又关涉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因此，应当缜密设计，以防止权力滥用给犯罪嫌疑人权利造成侵害。在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其中之一亮点是新增了“技术侦查”一节，把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从现实中的“幕后”推至立法的“台前”，修正案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交由相关机关执行、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适用对象以及期限等相关规定，通过这些规定来进一步增强技术侦查的外部制约因素，从而减少技术侦查行为恣意的可能。

　　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技术侦查措施规定了相关原则

　　在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其中之一亮点是新增了“技术侦查”一节，从第一百四十八条到第一百五十二条不难看出，条文本身对技术侦查措施做出了相关的规定。
　　首先，“重罪”原则。“重罪”原则指所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要与侦查机关所要保护的公共利益相适应。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去讨论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的投出要与收入成正比，起码不至于失衡，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如果对轻微的刑事案件而采取与之不相符的或者说投入成本大的技术侦查措施，那就必然会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不符合侦查成本效益分析原则；因为它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侵犯性比传统侦查行为的侵犯性更为严重。在此次的刑事修正案中，首先规定的就是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案件的性质，明确规定公安机关采取措施的为“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检察院的为“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同时修正案也通过以上条文明确除此之外无其他例外情况。
　　其次，人权保障原则。从保障人权角度讲，由于技术侦查措施所主动介入的事件（活动）性质有时会尚未确定（即是否犯罪事件），此时所采取的侦查措施是建立于“假想犯罪”之上的，于是它也就可能会对公民的隐私权、通讯自由权等人权造成侵犯。从保障人权角度分析第一百五十条，其对公民的基本权益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也做出了保障。在采取措施时，应注重保障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在进行俗称“卧底侦查”的时候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于此同时也规定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期限执行，对期限的延长也做了相对的规定。
　　再次，侦查程序法定。程序法定原则对于诉讼法的重要性不言而明，而现代刑事诉讼中同时亦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重要作用，刑事程序法定包括立法和司法两层含义：一是立法方面的要求，即刑事诉讼程序应当由法律事先明确规定；二是司法方面的要求，即刑事诉讼活动应当依据国家法律规定的刑事程序来进行。刑事程序法定，是由刑事诉讼涉及利益的重大性决定的。刑事诉讼的过程，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过程，而刑罚权包含着国家以强制力剥夺公民的财产权、自由权乃至生命权等最重要的人权。因此，程序的确定性、公平性尤为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程序（法）即无实体（法）”。这一法律格言，在刑事领域体现得最为彻底。为此，由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事先明确规定刑事诉讼程序，规范刑事诉讼活动，保证刑事诉讼的有序性和公正性，就显得尤其必要。此次的刑诉法修正案的出台，规范了技术侦查一章。在此前技术侦查的主体、对象、程序、监督、救济和结果使用等方面在刑事诉讼法中均没有明确规定；以及技术侦查其本身的特性决定，在其没有程序规定时必然会导致滥用或者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此次修正案从规定有权决定技术侦查措施的主体，执行主体、执行种类、期限、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等方面都做了相关的规定，完善了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

　　三、对技术侦查手段进行了规定，完善侦查机关侦查措施，屏蔽法外手段的需要

　　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颁布出台前，各种技术侦查措施和秘密侦查措施都在法外存在，而且对案件的侦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从权力法定的原则看，侦查机关在侦查案件时使用法外的侦查手段又是缺乏法律基础的。由于是法外手段，必然会缺乏监督，权力缺乏限制；于此同时，基于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手段的自身特性加之其法外性，导致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滥用。由于对概念的理解不同，存在许多不同的技术侦查措施，如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录像、进行邮件检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在我国，笔者认为技术侦查措施主要包括三类：技术类侦查措施（电子侦听、电话窃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象、邮件检查等）；诱惑类侦查措施（如机会提供型引诱、虚示购买、控制交付等）；派遣秘密调查人员类侦查措施（包括线人、特情、卧底侦查员等）。从而不难看出，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第151条肯定以上三大类的技术侦查措施。此条文明确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即明确了派遣秘密调查人员类侦查措施，包括线人、特情、卧底侦查员等；以及“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即明确了诱惑类侦查措施。

　　四、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赋予证据合法性。

　　在法律上，我国相关法律已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做了一定的规定，如《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侦查机关依照有关规定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所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1998年公安部发布实施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63条第2款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移送案件时，只移送诉讼卷，侦查卷由公安机关存档备查。技术侦查获取的材料，需要作为证据公开使用时，按照规定采取相应的处理。由于上述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加之规定的法律性质和地位的特殊性，导致的结果是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所取得的证据材料在事实上无直接的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犯罪人的反侦查能力却在提高，增加侦查取证的难度，尤其在“一对一”案件、无被害人案件中，取证难度不断加大，制约了侦查工作的打击犯罪效果。尽管我国在实践中，技术侦查工作取得了许多经验，实践工作中对提高科技含量热情很高，但是法律对此却没有积极回应。我国技术侦查多是以“隐形法”规制。
　　然而，在此次新修正案中明确规定采用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适用。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修正案此规定为侦查机关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所获得、收集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弥补了在司法实践中对相关案件侦查难，取证难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