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经济迅速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进一步提高。我国的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服务于国内经济的发展，从2003年到2008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96%的年平均增长率增加，而全球同期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5%。而且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力度也日渐增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境外企业超过1.8万家，员工超过120万人，资产总量超过1.5万亿美元。2011年中国并购活动比2010年增长5%，海外收购规模约为429亿美元，收购宗数与并购规模都达到历史新高［1］。
例如中国在2011年已超越美国、瑞士和法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境外投资国。2011年中国在德国投资了158个项目，而美国投资的项目仅为110个，瑞士91个，法国只有53个。中国在德国投资项目中，五分之一集中在机械工程和汽车领域，新技术领域占13%，可再生能源约占6%。2012年初，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再掀高潮，中国河北凌云工业集团收购德国汽车零部件生产商Kiekert、柳工收购波兰HSW和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机械巨头普茨迈斯特等多起海外并购［2］。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企业明显放慢“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的发展步伐。2011年1─11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直接投资500.1亿美元，同比增长5.2%。根据商务部提出的“十二五”商务发展的预期目标：2011至2015年，“引进来”与“走出去”规模大体相当，年均实际吸收外资1200亿美元左右，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17%左右，5年累计5600亿美元。但是2011年前三季度，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仅为38.2亿美元，占8.6%，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07.5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占91.4%。依此增长速度以及金融类占比推算，商务部制订的“十二五”计划中的第一年对外直接投资目标难以实现。即使达到与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688.1亿美元的同等规模，也只是完成年度计划目标的5成左右［3］。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企业放慢“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的发展步伐。
目前我国企业遭遇两重挑战，一是资金问题；二是恐惧心理。特别是当前国际经济和政治局势动荡，以及2011年3月的利比亚大撤退所带来的教训，都使我国企业不敢轻言“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但是我国企业在目前全球化竞争的时代，必须要树立“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的意识。不“走出去”就相当于等死，“走出去”不一定活得很好，但有活下去的可能。这就相当于一个病人得了癌症，如果不去治疗，那么只有等死，如果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可能还会有活下来的几率。所以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进入国际市场和开展海外投资过程中不仅要面临来自市场的各类风险，同时也会不断遭遇各种政治风险。了解、关注、分析我国企业“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和会面临哪些政治风险，并且制定正确的应对、防范对策很有必要［4］。
一、当今我国企业“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过程中常见的政治风险
所谓政治风险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在一定程度上由东道国政府控制的事件或社会事件引起的给国外债权人应收账款（出口商、银行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可能性。由于政治风险难以识别、影响力大，与东道国政府的政策变化等行为有关。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何干预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经营活动，所以是所有风险中最具威胁性的。随着冷战过后，国际政局的动荡和变化，政治风险的表现形式有了新的发展，当今我国企业“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常见政治风险有：战争动乱、恐怖袭击等政治暴力事件，还表现为国有化、国家安全、政策变动等，以及遭受国际制裁的新型政治风险。
二、从微观层面看，我国企业“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应对政治风险的对策
我国企业“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和国际营销过程中所遭遇的上述政治风险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宏观环境因素，也有东道国国情的影响，还有我国政府和“走出去”中国企业自身的不足之处。基于国际、东道国因素的不可控性，从微观层面看，我国企业“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应对政治风险的对策是：
1.加强宣传工作力度引导我国企业防范政治风险
很多“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的我国企业，风险意识淡薄，风险管理能力也不足，尤其是遇到政治风险时，往往措手不及。2011年2─3月我国企业在利比亚的动乱中遭受巨大损失，充分暴露了我国企业在应对地区动乱上准备不足，实际上中国外交部早在当时就警告国内企业警惕在利比亚投资的政治风险。因而，政府有关部门应通过各种媒介和渠道、采用多种方式对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相关情况进行报道、宣讲，使我国企业明白政治风险的特点、形式、必然性和可控性，增强我国企业防范政治风险的意识和信心。2012年2月15日，上海市政协及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举行“大使系列对话会”首次活动，部分我国前资深驻外大使应邀与上海100多名企业家代表、政协委员等就“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我国企业防范政治风险等专题交流探讨。这些前资深驻外大使在国外工作、生活多年，具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可以在帮助我国企业“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以及防范政治风险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有益的帮助和建议，让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之前，能够正确认识诸多挑战，把握机遇、应对各类风险［5］。
2.要建立安保预案，防患未然
在高风险和政局动荡的国家和地区，出事的可能性确实更大，因此我国企业在“走出去”对外投资前确实应该充分考虑政治风险因素。平时要备战、备乱和备荒，事先一定要制定详细可行的安保预案，内容应包括撤离路线、各工地联络人和电话号码。驻外中资企业负责人要清楚自己的员工人数和分布，安排好应急车辆。对外输出的劳务工人要自己妥善保管护照，不要交由老板或他人管理。搜集安全信息也格外重要，在海外开展经贸活动的我国企业和公民的安全从本质上讲还在于平时，在于个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作为我国企业的海外负责人，是否与东道国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出问题之时能否找到人、说上话、办成事非常重要。另外未来我国企业在东道国参与竞标项目时，一定要在合同预算中加入安全成本，千万不要一味通过压低成本来赢得合同。要加大对中国赴海外劳务人员的安全投入。一方面要增加针对个人人身安全的投入，为每位赴海外劳务人员强制缴纳保险金、改善他们的工资待遇和居住条件。另一方面要增加对工作单位的安全投入，施工现场营地要采取安全保护措施，修筑高墙和铁丝网、深挖防护沟、安装报警和监视设备以及雇用保安人员。
3.加强媒体对外宣传，营造有利舆论环境
在国外大多数国家没有中文报纸、电台存在，西方媒体主导了当地的舆论宣传，它们很容易将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歪曲为对当地资源的掠夺，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歪曲成一种殖民主义的回归。而且目前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影响力不仅无法和西方国家一些老牌媒体抗衡，甚至还不及一些新兴媒体（如中东国家的“半岛电视台”）。非洲的老百姓只能通过西方媒体来了解中国，对西方炒作中国在非洲的负面消息，中国媒体的反应也往往比较滞后，这非常不利于非洲舆论对中国形成客观真实的认识和印象。例如《日本经济新闻》2011年10月18日发表文章称，中国公司对非洲投资无助于当地长远发展，中非经贸合作有可能成为非洲部分国家国内选举的争议点。另外中国企业往往“多做少说”，甚至“多做不说”，实际做的事情不少，但较少宣传自己，较少和外界交流，这与中国文化“少说多做”的传统有关，在全球化的今天确实需要加以改进，应该加强国际交流，加强与媒体的合作。所以我国媒体应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的过程中，积极地向世界各国人民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思想，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讲究互利共赢。
2012年1月11日晚7点，中央电视台第一个海外分台——非洲分台及中国网络电视台“我爱非洲”手机电视的开播仪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中央电视台非洲分台的建成开播标志着中央电视台已建成辐射并覆盖非洲大陆的电视报道网络，它主要以新闻为主，同时以访谈和纪录片作为强档支持，报道内容将涉及整个非洲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同时，非洲分台集合了一支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专业的采编队伍，员工规模达到100人，并突破性地以本地雇员为主要力量。与此同时，经过6个月的试播，中央电视台新媒体传播机构中国网络电视台运用新媒体技术研发的“我爱非洲”手机电视也正式播出。中国网络电视台通过移动终端，向广大非洲用户提供城市旅游、综艺生活、中国影视和汉语教学类节目，成为非洲人民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全新途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造国际一流媒体的重要一步，是中央电视台完善全球新闻采集报道网络、提升新闻核心竞争力、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又一重要举措，为促进中非友好起到沟通、交流、引导的作用，真正做到把真实的中国介绍给非洲，将真实的非洲呈现给世界。我们还可以借助各种国外公正媒体的声音，宣传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不会对东道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投资能源行业是否会对加拿大国家利益构成威胁？当地众说纷纭。2012年3月26日加拿大首席执行官理事会发布的报告对这一问题给出否定答案。该理事会委托美国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西澳多?莫兰研究撰写的报告在调查了35起中国收购记录后表示，绝大多数中国收购行为没有对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莫兰的研究报告称，所谓中国国企对加拿大公司的控股或收购会对加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过是一种错觉，中国国企的投资与收购，与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公司一样属于商业行为［6］。
4.掌握海外投资的策略
防范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还是有很多策略可以供借鉴。这方面日本就有成功的经验可供我国企业借鉴，在开拓国际市场中，日本相关企业往往联合在一起，以集团的方式参与竞标。2009年越南高速铁路竞标中脱颖而出是日本企业通过组团模式在海外竞标中获胜的一个范例。通过组团，可以最大限度的整合资源，发挥影响力，并且防止发生不必要的内耗。另外，如果完全由日本企业独占，会引起当地政府的一些顾虑，而同时拉当地企业入伙，一起竞标，让当地企业也分一杯羹，自然容易获得东道国、地区好感。比如，在台湾高铁的土木工程竞标中，日本大林组就与台湾企业携手，最终获得了台湾高铁建造合同。它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就是因为采取了通过与当地企业间的联合，增加了商业气息，弱化了国家意识，有效地消减了政治风险［7］。这几年，中国石油企业在进军非洲的过程中，联合世界各大石油著名企业，共同开拓非洲石油市场。2010年10月22日，中海油击败美国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联手收购科斯摩斯能源公司在加纳拥有的油气资源及该公司在Jubilee油田开发项目上所持有的股份，此次收购金额高达50亿美元，约合332.87亿元人民币。与埃克森美孚和英国石油公司相比，虽然中海油在非洲开发油田的经验还显得不足，但是中海油联合了加纳国家石油公司，这是成功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2012年3月15日，中国海洋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和法国道达尔公司就联合开发非洲乌干达境内的一处油气项目展开谈判，这处油气项目位于乌干达阿尔伯特湖区，预计总投资额可能会超过100亿美元，目前三方之间的谈判进展顺利。如果谈判成功三家公司计划2012年下半年向乌干达政府正式提交阿尔伯特湖区油气开发计划，预计2016年能够开始商业开采［8］。
5.树立“双赢”、“多赢”的理念
“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的我国企业要形成既自身得到发展和获利，也要促进东道国就业、尽量雇佣当地的员工、技术进步、财政增收的利益共享的理念。单边发展、单方赢利的思路只会引发东道国政府与民众的不满，最终酿成政治风险［9］。例如，对16家非洲肯尼亚当地的纺织企业进行调查后显示，有10家企业把我国企业的竞争视为对自己企业的主要威胁。近年来，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我们有很多积极的做法，比如，加强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当地国民的教育水平、提高人力资源的培训，甚至减免对方债务等等。两方都要能共同获益，做到你活我也活。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在安哥拉开工建设的水利、农业、卫生、学校和交通等项目有30多个，总金额达9亿多美元。在项目执行中，中水电派出高水平的熟练技工，手把手地将技术传授给当地工人，尽量培训使用当地劳动力，最大限度地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目前，中水电共培训和使用当地员工8200余人，占中水电在安哥拉用工的70%。针对近年来拉美国家的国有化风险。如果我们从“双赢”、“多赢”的理念出发，给自己找到准确的定位，通过与东道国的合作。就能在让利中、共享中得到石油资源和生产要素。2010年4月，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宣布投资50亿美元，与巴西当地企业合作，在巴西建设一个产能达500万吨的钢铁厂。该厂所生产的钢铁将主要用于巴西汽车、造船和石油开采行业，剩余部分将出口到中国。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在巴西建厂，一方面是因为巴西有丰富的铁矿石资源，在当地建厂，既可以利用当地资源，还可以减少运费；另一方面是当地钢铁业不是很发达，钢材有一定的市场容量；同时可以大大促进当地的就业水平，真正做到“双赢”。
6.当企业遭遇东道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一说时，要进行有利、有力、有节的反击
当“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在遭遇东道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时，一定要进行有利、有力、有节的反击，切不可听之任之，任其事态的发展。2012年3月，由于澳大利亚政府担心来自中国的所谓网络攻击，禁止华为公司对总投资高达359亿澳元（约合378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全国宽带网设备项目（NBN）进行投标。事发后，针对外界关于中国华为公司所谓“中国军方”背景的种种传闻，华为公司积极借助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渠道作澄清性报道。华为澳大利亚公司董事会主席约翰?劳德明确地告诉当地媒体：华为公司对澳大利亚而言不是安全威胁，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劳德本人担任华为澳大利亚公司董事会主席、布伦比先生和唐纳先生担任董事会成员的原因。对当地主流舆论而言，约翰?劳德之所以掷地有声，主要在于他和另外两位独立董事的个人信誉和经历：约翰?劳德曾任澳大利亚海军上将，目前兼任多个澳大利亚政府咨询机构的职务，布伦比则是维多利亚州的前任州长，唐纳是任期最长的前外交部长并曾长期担任澳大利亚自由党领袖。同时华为澳大利亚公司的媒体联络官卢克?科尔曼发表华为公司严正声明，对澳大利亚政府以安全问题为由拒绝华为公司投标澳大利亚全国宽带网项目表示遗憾，同时指出，华为正参与承建全球9大在建宽带网项目中的8个，与所有澳大利亚主要电信运营商和全球前50大运营商中的45家保持合作伙伴关系。在用事实展示实力的基础上，华为宣示了公司在澳大利亚发展的决心，华为公司在澳大利亚经营并不依赖NBN项目，已经与所有澳大利亚主要运营商建立良好互动的合作关系，并已对在澳大利亚业务进行了长期投资［10］。
三、结语
最近的20多年来，我国几乎无间断地保持着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上的盈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外汇储备的累积。长期以来，中国在美元贬值风险加大的同时却不得不进一步购进美元资产，日益陷入到“美元陷阱”中。由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美国债务的不断增加，以及美元贬值风险的日益凝聚，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债权国，我国一方面应确立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思路，积极筹划以主动走出“美元陷阱”。另一方面我国必须提高外汇储备中的非金融资产运用比例，应加快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进程，以对冲美元可能长期贬值的风险，同时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力度。不得不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是我们海外投资能力比较弱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德国、日本历史上同样有过大量的外贸顺差，但却没有出现大量购买其他国家债券的现象？原因是其强大的海外投资能力消化了过多外贸顺差［11］。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军海外投资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来自国际市场的各类风险，更要关心、了解和分析面临的各类政治风险有哪些，然后制定正确的防范、应对措施，才是明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