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货币合作的经济条件与设想
第二，从理论上讲，在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之间，更适合成立货币联盟，将彼此的汇率固定，从而减少贸易和投资的交易成本。从亚洲的实际情况看，一些经验研究发现，在地区的平均开放程度方面，亚洲高于欧洲。比如，在"10+3"国家中，有7个国家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开放度接近或超过100%。1998年，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中国、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日本等东亚14个国家和地区平均的对外开放程度达到95.61%，而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等14个欧洲国家平均的对外开放程度为68.07%。这里定义的开放程度是对外贸易除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如果考虑到直接投资、对外债务等因素，亚洲地区的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会更高。因此，进一步的货币合作会大大减少亚洲区域内的交易成本。
第三，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区域货币合作的收益越大。如果一个经济体在区域内的贸易、投资份额很大，它会从区域汇率制度合作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从经验研究看，1990-1998年间，亚洲经济体中有45%的出口和49%的进口发生在区域之内，各个经济体40%的直接投资来自区域内部。区域内经济体之间贸易密度指数（反映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密集关系）显示，有13对之多的亚洲经济体之间贸易密度指数超过5（较高水平），而在欧盟，只有4对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密集度超过5。这表明，亚洲地区贸易投资的一体化程度对进一步的货币合作有现实的要求。
第四，如果货币合作区域内一个国家难以忍受失业，另一个难以忍受通货膨胀，这两个国家就很难达成合作。因此，区域内各个经济体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将会有利于货币合作的展开。从经验研究看，如果用通货膨胀率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亚洲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大致可以根据国民收入水平分成两类。在1982-1999期间，区域内相对高收入的经济体（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倾向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低收入的经济体（中国、中国香港特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倾向保持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平均来说，亚洲经济体在这个期间内的通货膨胀率保持在5.7%，欧盟同期的通货膨胀率保持在5.4%。这说明，从政策目标一致性上判断，亚洲经济基本和欧盟国家在相同的水平上。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欧盟经济体在这一期间已经展开了汇率制度合作，而这种汇率制度合作本身会使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趋同，因此，亚洲经济体的汇率制度合作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一致性标准上其实具有更好的合作背景。
第五，诺贝尔奖得主，“欧元之父”蒙代尔指出，对于展开货币合作的经济体，高的生产要素流动性（资本的流动和劳动力的流动）有助于调节国际需求变化对各经济体之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影响。亚洲经济体内，由国际直接投资形成的产业分工链（40%的国际直接投资来自于区域内部）从侧面反映了生产性资本在区域内保持充分的流动性。在劳动力流动方面，亚洲地区外国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2%，低于欧洲的5.0%。但是90年代以来，亚洲经济体的劳动市场一体化迅速发展。80年代初，亚洲经济体区域内移民只有100万，到1997年已经增加到650万，随着亚洲经济体区域内经济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区域内劳动市场一体化的趋势还会加强。
第六，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区域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越不平等，区域汇率制度合作的潜在收益越大。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基本上还是强人政权，非西方主流的声音很难和西方主流平等对话，公平交易。区域货币合作可以加强区域内各个经济体在谈判桌上的整体实力，有利于为区域内经济体争取有利的国际经济秩序。当前的国际市场中，更多的也是欧美产业巨头充当垄断国际市场、制定产业规则的角色。东亚经济中的产业面由于规模较小、缺乏合作，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通过加强区域内货币合作可以为产业层面的整合奠定更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促进东亚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总之，从以上的各个决定区域货币合作的因素来看，比起当时的西欧国家，亚洲经济的整体条件更加优越。这表明，亚洲地区货币合作不仅有现实的基础，也有展开更高层次合作的条件。那么，针对亚洲地区进一步的货币合作，都有那些没想和建议呢？
设想之一是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提出的一揽子目标区爬行钉住(BBC)方案。在BBC方案中，一揽子核心货币包括美元、欧元和日元。各个合作的经济体根据整个区域对外贸易的比重来确定各自货币钉住上述三个核心货币的权重，并同时制定中心平价和波动范围。这一方案的优势在于，首先，通过整个区域同时钉住一揽子货币，可以避免因为单一货币剧烈变动（如美元的大幅度贬值）造成本区域各经济体货币币值的大幅度波动。其次，由于汇率水平的更加透明，避免了以邻为壑汇率政策的出现，有利于在贸易和投资竞争中，各成员国更注重提高实体经济的效益，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竞争性货币贬值上。再次，这种合作不需太多的政策协调和监管，这减少了汇率制度合作时来自各方的阻力。尽管有以上诸多优势，这一方案也有不利的方面。由于各个经济主体选择相同的货币篮子和权重，使得各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更主要的是，这种汇率安排合作只是一种过渡形式，随着亚洲本地区贸易和投资联系进一步加深，本区域货币合作将越来越重视本地区的主权国家货币的核心作用。
设想之二是以日元为核心的亚洲货币联盟。日元寻求在亚洲货币合作中的核心作用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然而，无论是“日元区”设想，还是“日元国际化”战略，基本上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始终没有得到除了日本政府之外其它国家和国际性机构的广泛重视。即便在1997年亚洲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大藏省外汇和其它交易委员会以发表题为“面向21世纪的日元国际化：全球经济和金融环境变化中日本的对策”的报告为契机，再次重提日元国际化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仍然没有预想的那样引起其它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积极回应。在理论界，大量的研究表明，日元国际化进程之所以作用受到限制，存在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原因，这些因素也对日元在亚洲货币合作中起核心货币的作用形成制约。
一般来讲，一种货币要成为货币合作中核心货币，不仅取决于该货币发行国的意愿，还要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为获得这种认可，货币发行国起码要有三个条件：一是具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二是拥有稳定的币值；三是提供开放的、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国内金融市场。从日本的情况看，尽管日本是亚洲地区的发达国家，但其狭小的国内市场，不足吸收亚洲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再有，日本国内金融市场相对封闭，缺乏流动性。从经济结构看，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比较相似，而与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差异很大，这不利于日本将日元与这些经济体同时建立货币区，不利于形成一个以日元为核心的货币联盟。当然，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因素固然重要，比较而言，政治因素更关键。他们认为，作为单一的核心货币起作用，日元受到最大的限制，是历史形成的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不信任。
设想之三是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货币联盟。一些分析认为，从现实条件看，中国是亚洲地区的经济与政治大国，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中国不断加深与对亚洲地区的贸易关系，并成为亚洲地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最大的市场。更重要的是，中国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将为亚洲经济提供一个大的具有潜力的市场，并将日益成为区域产业分工链中重要的一环。这将成为人民币发挥区域货币功能的客观基础。当然，从作为国际货币所应有的条件看，中国除了经济总量优势和市场潜力优势之外，在其他方面还相距甚远。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人民币不是一个完全可兑换的货币。尽管人民币已经实现了在经常项目下交易的自由兑换，但在中国仍然实行比较严格的资本项目交易的外汇管制。一个相对封闭的金融体系，是无法支持货币成为区域通用的货币的。二是，中国的国内金融市场，不论在深度上（二级市场发达程度），还是广度上（自由化程度），都与发挥核心货币功能所需要的发展程度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些差距将随着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加快不断缩小。
设想之四是亚元联盟。一些学者认为，亚洲地区可以仿效欧盟组成一个类似欧元区的亚元区。但是，由于单一货币是货币联盟的最高层次，它不仅要求各成员国在各项经济指标上相近，还要求参与国主动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因此，单一货币通常认为是在区域内贸易、投资、劳动力流动等一体化程度相当高，而且各成员国在财政、金融和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差距很小，合作带来的收益总体大于相应的成本等条件下，才适合采用的一种合作形式。因此，尽管从各种理论条件衡量亚洲地区已经存在进一步合作的现实基础，但要建立一个亚元区，仍然是一个长远的目标。
总之，各种设想仍处于讨论阶段。由理想变成现实，亚洲地区的货币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值得关注的是，在“清迈动议”签署之后，2001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和泰国银行签署了美元与泰铢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是中国在“清迈动议”下签署的第一份双边货币互换协议。2002年3月，中国又与日本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是中国在“清迈倡议”下签署的第一份有人民币参与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标志着人民币开始参与亚洲货币合作。随着中国与亚洲地区其他经济体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中国将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区域货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