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走出了八十年代末的经济萧条，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居民收入倍增，外资踊跃进入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然而，就在人们为经济繁荣所创造的甜蜜陶醉时，经济萧条已出人意料地悄然降临。近几年以来，商品全面滞销，物价连年下跌，刺激需求成了媒体报道重心及政策研究者的中心议题。如果我们能超越那些就事论事的具体策论，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应该先去思考一个并不高深的问题：这次相对的经济萧条期的出现完全是偶然的吗?由此再往前追溯，还会发现，我们对九十年代上半期的那段经济繁荣的根源其实也所知甚少。不懂得繁荣从何而来，自然也就很难判断繁荣能否持续下去；找到了以往经济繁荣的缘由，有助于判断中国恢复九十年代上半期那种经济荣景到底具有多大可能性。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更具理论意义的问题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经过二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摆脱粗放、浪费、效率低下的旧模式，不仅在国有部门中仍然如此，而且连不少乡镇企业也浸染上了这个毛病，可是，为什么这种粗放型发展的旧模式不但没有造成经济停滞，反而带来了前一阶段的经济繁荣呢?中国人是否能继续这种局面：既不需要花费大的代价去改变经济发展旧模式，又能不断地享受经济繁荣的甜头呢? 
　　 在这一连串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谜”——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繁荣至於从何而来？如果能够清晰准确地解析这个“谜”，那么，就不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和趋势作出判断。但是要研究这一问题，却很少有可借鉴的理论。经典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市场机制如何产生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比较经济体制理论研究社会主义体制为什么必然造成粗放型增长和经济停滞，关于俄国东欧经济转型的种种研究讨论转型中国家怎样推动市场化、早日走出经济萧条。可以说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体系能解释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具有粗放型特征的经济繁荣。 
　　 要解这个“谜”，只能从实证分析入手，找出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才能作出较客观的判断。笔者根据多年来对中国经济的观察，经过实证分析，试图解释中国改革中经济繁荣的成因，并指出目前这一相对萧条期和前一阶段的繁荣期之间的某些因果关联。如果要用一句话来点出本文的主题，那就是：弄清楚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荣从何而来，就能明白九十年代下半期繁荣又缘何而去。 
　　 
　　 一、中国经济前景的常见分析方法面临挑战 
　　 
　　 在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国的经济表现堪称“一枝独秀”，显然这反映出了“中国道路”所具有的某种特殊性。解释此类特殊性有两种基本角度，一种是与它国作比较研究，看是何种因素导致两国之间的相似性不产生共同特征；另一种是侧重看本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影响。而从后一种角度得出的结论有没有充分说服力，常常可以用前一种方法来检验。西方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倾向于从后一种角度观察问题。他们强调，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历史文化渊源有利于吸引外资，中国的广大农村长期落后，这反而使目前农村的工业化拥有巨大潜力，可加快经济增长等。按照当代社会科学里新制度主义学派“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观点，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与它过去的足迹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除了这些独特的历史条件之外，中国和东欧俄国的原有制度基本相似，而社会经济转型的大体方向也非常接近。为什么看起来相似的转型过程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 
　　 面对中国独特的经济表现，在中国研究领域内（包括中国国内的研究）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市场机制开始、并将进一步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带来了经济的持续繁荣。如果仅仅局限于观察中国，这样的解释或许有一些道理；但如果把这一说法拿到别的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去检验，就会发现这一说法的局限性立刻就暴露出来。市场机制占据了主导地位，就能立竿见影地看见经济成长快、收入大幅度提高吗？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前苏联及东欧的每个国家，都可以看到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扩张、计划体制的瓦解、市场化过程加快等，可见这些现象绝非中国的独家成就。有的国家，如匈牙利开始市场化改革比中国早得多，也比中国更早确立了市场机制的重要地位；另外一些国家，如东德、捷克等国家，它们改革的起步虽晚于中国，但进展比中国快，措施更坚决、彻底。然而，无论是市场化程度比中国早得多、高得多的国家，还是经济制度的转轨比中国更彻底、成功的国家，或者市场化过程比中国更缓慢的国家，都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高度经济繁荣；相反，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转型期经济衰退（Kornai 1993），即使渡过了衰退期，它们的经济有所恢复，其繁荣程度也不如目前的中国。由此可以推论，单纯用市场化的成就无法有说服力地解释中国的经济繁荣；除了市场化的作用之外，中国的经济繁荣另有原因。 
　　 国际上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现状的一个共识是，市场化过程中的重重困难遏止了俄国、东欧国家的经济成长。可是，中国与俄国东欧都面临着改革的共同性难题，比如国有部门在转型中效率低下，官僚机构放弃了计划管理却利用地位和权力继续支配着经济资源，经济市场化推动了贸易与金融的繁荣却未能有效改变扭曲的工业结构等等。这些共同难题在东欧俄国产生了大同小异的经济结果，可是为什么唯独中国避免了“转型期经济衰退”呢？是什么因素帮助中国免受转型期经济困难的困扰呢？ 
　　 一个在中国国内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态势，是因为在改革中坚持开放政策、成功地吸引了上千亿外资，从而保障了经济繁荣。按照这个逻辑，东欧和俄国只要能象中国一样、在改革的同时大量吸引外资，经济就可以同样繁荣。然而，德国的情形却提出了反证。两德统一五年来，依靠西德地区的强大支援，东德的市场化稳步坚定地推进，同时德国政府向原东德地区投入了八千亿马克的资金[1]，原东德居民人均获得约三万美元，这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十五年累计人均获得外资的三百倍。东德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样板，早已实现经济现代化，现在再加上西德“兄弟”如此慷慨的帮助和西德企业家的直接指导，是否就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呢？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东德地区虽然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但在转型中同样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东德工人曾经是原社会主义国家中技术素质最好、最服从工作纪律的劳动力，其劳动生产率迄今仍然仅及西德工人的一半；东德的产品长期以来质次价高，但过去在“经互会”国家中却还是首屈一指、供不应求的，如今这些产品不得不完全进入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结果其售价比统一前下跌一半；低生产率、低市场竞争力加上高工资，使大部分私有化后的东德企业仍? 徊痪弑腹?示赫?Γ欢?碌厍?氖б德室欢雀叽?4%。[2] 
　　 这样的“成绩单”比中国要差得多。况且，尽管收入翻了一番，目前还有40%多的东德居民认为，当前的经济状况并不比统一前好，甚至是“恶化”了。[3] 为什么中国的人均获得外资只及东德的1/300，但却保持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城市内更低的失业率和更高的收入增长率及民众满意度？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繁荣得益于渐进型的改革策略。渐进而慢速的改革意味着较多地保留旧体制，从而有利于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有利于维持现状和稳定。但如果多保留旧体制、多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就能带来经济繁荣，那又何必付出艰巨的努力去深化改革呢？南斯拉夫实行了几十年的渐进型改革，一度赢得经济繁荣，最后终于在八十年代后期陷进经济困难的泥沼（Woodward 1995）。这一案例说明，渐进型改革对经济发展有利有弊。那么，中国的渐进型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利弊何在呢？不了解这些利与弊，就无法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势作出判断。 
　　 上述常见的分析方法有明显的局限性，不仅是因为它们的逻辑无法有效解释中国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类型转型过程，还因为它们甚至常常无法解释中国存在的一些经济现象。近几年来，不少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家把注意力放在中国的股市、房地产市场、城市新兴的高档消费需求上，如果眼睛盯住这些方面，也许会觉得中国大陆的经济与香港、台湾、新加坡差别不大。但如果换一种角度，观察下列几个在中国出现过的、充满了矛盾的经济现象，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状况与市场经济国家差别很大，用市场经济的眼光和观念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第一，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市场导向的乡镇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国有部门的贡献最小；但从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来看，同期得益最多的却是为国有部门工作的员工（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第二，在这一时期，国有部门一方面为冗员过多和工资成本增长过快而发愁，另一方面又不断增雇大量农民工。第三，在市场化程度已相当高的消费品市场上，价格的变动与市场经济中常见的情形相反，1995年以后，富裕、购买力强、需求旺盛的东部省市价格上涨少，而贫困、购买力弱、需求清淡的中西部省份价格上涨多[4]}，若把这一年各省和直辖市按物价上涨幅度由低到高排列，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繁华富裕的都市名列全国物价最低省市的前六名之内[5]。 
　　 这三个现象涉及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及价格决定等最基本的经济问题，在它们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未被认知的、左右着中国改革发展路径的规律，值得深入研究。理论上，究竟经济成长过程与制度转型过程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个跨学科的新课题，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并没有现成答案。经济增长与稳定，可以被看成只是个宏观经济问题，但在制度转型中它的实现却不仅仅是由货币财政政策决定的；制度转型中这些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经济社会基础在逐步改变，改变的实际过程事实上并不是执政者或学者的纯粹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由利益攸关的当事各方相互影响、妥协形成的，因此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要判断制度转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应当注意用跨学科的眼光，把经济发展过程放到现实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去观察。 
　　 
　　二、港台资本送来的繁荣 
　　 
　　 中国的经济今后会象它过去那样快速成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分析八、九十年代经济繁荣的成因，看这些曾促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今后是否仍然有效。若仅仅根据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记录推测未来的成长，就只能作简单、肤浅的判断。 
　　 中国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出现过经济繁荣，但两次繁荣的经济原因完全不同，第一次是由城乡居民迅速扩大的消费需求推动的，而第二次则来源于外资推动的投资高潮。到八十年代末期，推动前一次繁荣的消费需求已经欲振乏力；1990—1991年中国经济曾经陷入相当严重的经济萧条，政府用了各种办法，都未能有效地解决消费疲软、工商库存倍增、制造业衰退等问题。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完全没有料到，仅仅是一年之后，中国经济突然又迎来了难以置信的增长和繁荣。如果没有九十年代外资的大量涌入，第二次繁荣就没有根基。然而，这一轮外资投资高潮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因此也无法指望重新出现一轮由外资推动的经济繁荣。 
　　 为什么八十年代的繁荣会消失呢？从1983年到198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中国经济经历了将近六年的持续繁荣，这主要是由消费需求推动的。城乡居民收入连年上升后出现了对食品、服装、耐用消费品的旺盛需求，这一需求引导投资集中到消费品工业，再带动重工业的增长。但是，八十年代末出现了两个影响经济继续繁荣的现象，一是农民的购买力增长缓慢，占人口75%的农村市场需求不旺；另一个是，城市居民收入虽然继续上升，但城市家庭的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已接近饱和，对食品和服装等日常用品的需求弹性相对稳定。九十年代初，稳定而缓慢上升的消费需求[6]，已经无法象八十年代那样成为整体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因此经济萧条期持续了一年多。 
　　 在中国，需求增长减缓对政府和企业的压力远大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形。中国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表现为投资的分散化、小型化、轻型化和“短平快”倾向，不仅国有企业这样做，乡镇企业更是如此；结果导致加工工业中越来越多的行业出现了重复投资、行业性过度扩张等问题。很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成本过高，在需求正常的年份开工不足、出现亏损，而只有当需求过度膨胀时才可能充分开工、有所盈利。（程晓农、吴仁洪 1987）因为产业结构扭曲而造成了相当多的企业对需求膨胀的依赖性极强，需求稍有收缩，就会有很多企业因产品滞销，亏损严重而陷入困境，由此带来税收萎缩，企业间“三角债”迅速增加，甚至导致部分员工生活困难、社会不稳定。所以，中国经济界都知道，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有一种内生的对扩张需求的要求，这并不仅仅是源于地方政府领导人和企业主管的好大喜功，还因为只有在需求扩张、经济高度繁荣时，那些开工不足、亏损严重的企业才有机会减亏微利、缓“一口气”。但如果在消费或投资需求上未出现新的集中、强盛的需求热点，即使政府松动银根、企业增加生产，也只会导致产品过量积压，而很难维持经济的持续繁荣。1990年政府刺激经济复苏的措施未能奏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nbs p;
　　 扩张需求必然会受到现存经济结构的制约，在产业结构失衡的情况下，在加工工业内寻求新的可扩张行业的选择空间趋于缩小，也就是说，加工工业中很难形成新的强盛的投资需求。实际上，要在今天的中国有效地扩张消费或投资需求，主要的可能性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大的变化，从而带来新的消费品需求，这取决于居民购买力的快速增长以及消费行为的相应变化；其次是大幅度扩大出口，这要借助大量外商的帮助与合作；再次是出现对房地产开发的强大需求，这主要靠外商推动，因为国内城市居民依赖福利性公宅配给，既无财力、也无动力去作大规模房地产投资。非常凑巧，在九十年代上半期，这三种可能性都变成了现实。 
　　 1992年中国的经济开始进入又一轮繁荣，由投资需求直接和间接拉动的因素占整个经济增长的六成以上，中国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是消费主导型，而九十年代的增长方式则变成了投资主导型。[7] 造成这次经济繁荣的投资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来呢？八十年代中国的投资曾集中投向投资周期短、赢利快的轻工业，结果造成大批耐用消费品生产企业生产能力过剩，九十年代的投资无法继续重复这条老路。可是，中国在九十年代遇到了一个新的投资机会，就是房地产开发及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1992年全国县以上兴办的经济开发区从前一年的117个突然猛增到近两千个，全国建筑工程规模因而增长近50%。[8] “开发区热”带动了九十年代前半期的旺盛投资需求，构成了九十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兴办“开发区”是为了“筑巢引凤”、吸引外商来投资，是一种对外资踊入大陆的积极反应。如果没有外资的“中国热”，也就不会有中国的“开发区热”；而中国出现“开发区热”，又为外资的“中国热”加温。九十年代前半期涌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1991、1992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即相当于1985—1990年六年的总和，而1993、1994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几乎是1991、1992两年投资额的四倍，1994年外商直接投资已相当于大陆企事业机构总投资的五分之一（见表1），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以港台投资为主体。 
　　 
　　 表1.外商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额及其占大陆企事业机构总投资的比重 
　　年 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投资额 
　　(亿美元） 16.6 18.7 23.1 31.9 33.9 34.9 43.7 110.1 257.6 337.7 378.0 
　　在企事业机构投资中的比重 
　　 2.5 2.8 3.0 3.4 4.1 4.8 5.4 9.1 13.5 20.6 18.5 
　　 
　　注：外商直接投资额即“利用外资概况”表中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企事业机构总投资是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扣除其中的“居民个人投资”得出的，在计算百分比时外商投资已按当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价值。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在短短几年内，突然有如此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涌入中国，是中国大陆前所未遇的良机。这些外资再加上中国国内企业为兴建“开发区”投入的巨额投资和外商对中国的证券投资等，形成了对建筑材料、工程设备、劳动力的庞大新增需求，提高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收入，进而刺激了消费。外资除了形成直接需求和对需求的“引致效应”以外，还通过生产和出口直接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重要贡献。从1993年开始，中国工业的增长中外商工业的贡献每年都占五分之一以上（见表2）。在外资的推动下，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的经济终于走出谷底，重新进入了繁荣状态。应当承认，这一繁荣并不是改革攻坚战的成果，因为这一时期国有部门的改革收效不大，其经济效益也未见好转。但国有部门改革的迟延并未给外资的“中国热”降温，吸引港台商的是大陆政治经济的相对稳定、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农村劳动力的低廉、城市的潜在购买力、人文语言环境的相似以及“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表2. 外商工业企业对中国工业增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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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份|1986|1988|1989|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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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商工业的贡献（％）|5.1|6.0|13.6|14.8|13.3|21.9|26.7|27.2|23.7|38.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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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外商工业对中国工业增长的贡献”的定义是，在当年全国工业产值增量里外商工业的比重。外商工业产值即《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总产值”表中“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产值”，“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主要是外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的企业。计算工业产值增量时，用的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工业产值。 
　　 
　　 九十年代中国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市证券热”是上述经济繁荣的几个剪影，其中很大部分其实只是“泡沫经济”。由于对可能引进的外资数额盲目乐观，而不少国有房地产企业对自己虚掷浪费的投资又满不在乎，投入开发区及房地产的国内投资和项目大大超出了市场可能的需求，许多项目开工后不仅后续资金无着，而且将来有无客户也大成问题，许多开发公司因而被“套牢”。何清涟女士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对这方面的问题有不少淋漓尽致的剖析，笔者不在此赘述。 
　　 需要强调的是，在这场经济繁荣当中，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因应之道不同，得益的方法各异。乡镇企业的做法是抢占销售市场，而国有企业则乘机大幅度提高垄断性产品的售价。1993年与1990年相比，在工业的二十三个部门中，乡镇企业靠原料便利或劳力廉价，在有可能竞争的金属非金属采矿业、食品饮料制造、纺织业、竹木加工及家具制造、造纸、普通化工、有机化学制品、电器制造业、仪表制造业等九个部门的市场份额分别增加了10到15个百分点[9]，而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则相应下降了这么多。市场份额的迅速扩大使乡镇企业能够以远远高于国有部门的速度增长。国有部门丢失了市场份额，必然会要在其他方面寻找机会得到补偿，它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提高垄断性产品的售价。国有工业全部产品1993年平均提价20%，而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工业的产品价格平均只上涨了5%；国有工业一向采用这种策略，甚至在经济萧条的1990、1991年，乡镇企业被迫降价销售时，国有工业也照样提价。（见表3）从1993年起，对能源原材料的旺盛需求为国有工业提供了大涨价的良机，在国有垄断部门中，冶金、电力、石油工业两年内产品出厂价分别上涨了约70%、90%和150%（见表4）。然而，在如此大幅度涨价的情况下，国有工业的利润率竟然也不见提高，其销售利润率和资金利润率一直在3%左右徘徊。[10] 
　　 本文后几节将进一步分析，在这场经济繁荣中国有企业的应对方法给它自己的前途埋下了何种伏笔。 
　　 
　　表3. 国有工业与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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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份 |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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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工业| +6.1 |+4.2 |+6.3 |+11.4|+14.8|+2.8 |+5.4 |+6.0 |+20.6 
　　集体工业| +3.8 |+2.0 |+3.5 |+7.5 |+8.0 |-0.5 |-0.1 |+0.4 |+5.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出厂价格指数 = 当年价格工业产值增长率/固定价格工业产值增长率。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总产值”表。 
　　 
　　表4. 由国有部门垄断的产业的产品出厂价格上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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