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浙江经济 自组织 人格化交易 重商文化
一、引言
浙江经济的发展历来受到大家关注，并且作为浙江模式被广泛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就不免被强加各种要求，认为某些方面不符合经济规律云云。然而，仔细分析现实就会发现，浙江经济是在本土资源禀赋、文化观念上发展起来的，类似于哈耶克所说的“自组织系统”，因而有其自发的适应性。但是，这样的一个经济在发展中不免会打上原有文化、交易方式、政府等的烙印，从而也会有各种内生的缺陷。
二、自组织特性
浙江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原生型的经济，这种经济模式是在本土资源禀赋、文化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兼有当地政府的配合，因而有很强的生命力，能够适应经济的变迁，推动制度的变革。因而，很多我们常常认为的浙江模式的缺点，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缺点。有些是其他大环境不足时，民间经济为了适应环境（交易成本）而做出的变革。温州、台州的整个发展历程都证明了这一点。最典型的如“挂户经营”，一旦国家体制发生变革，交易成本减少，风险变小，挂户经营即迅速减少，开始以股份合作制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加以取代。而有一些，是在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各种条件限制的情况下的特殊时期，经济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环境发生变化时，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如大家常说的浙江经济产业层次低，急需产业升级。我们看看浙江经济的环境和国际环境。第一、整个国家来说，土地市场都是很不完善的，因而在经济发展初期，土地这种长期对区域经济最大限制的生产要素价格是非常低廉的，甚至只是几十元一亩，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强求企业要集约地使用土地。第二、我国初级劳动力的供给是非常充裕的，因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很有竞争优势，对促进就业也很有好处。企业无论是为自己利益考虑还是部分出于国家压力，在绝大部分产业上（因为总有一些行业是需要技术或资金密集的）都会选择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第三，国际环境上，人民币虽然已经迅速升值，但是仍然是低估的，这对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维护也是很有好处的。第四、就中国整体而言。前几年，资源并不是短缺的。直到2004年才开始资源短缺，电荒、煤荒才开始出现，浙江企业就开始迅速调整。技术的提升明显加快。第五、浙江绝大部分企业规模不足，资金有限，只能通过购买设备、模仿等简单的方式积累技术，而无法自己开展研发。而我国打击仿冒、保护专利的力度并不是很大。在浙江这种产业集聚明显、亲友之间纽带联系紧密的地区，研发的外部性非常明显，每个企业的研发成果很有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迅速被一大批企业模仿。这对于企业来说，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是不理性的。但是笔者2007年在永康调研时，发现永康2005年资源紧缺之后，开始着力保护专利，严厉打击仿冒，以提高技术。随即有很多企业大幅提高研发投入，达到占销售额的2.83％，并在两年之内达到一百多项专利。因而，综合起来分析，在浙江经济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幅投入资本而技术研发投入不足，因而产业看似低下，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都是企业理性的选择，而并不应该作为一个经济模式的缺陷。同时，由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企业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宏观或者中观的环境；生产要素的价格要市场化，以反映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同时一些高级的生产要素国家要提前供给（如高级技术工人、研发人员，与国家教育制度有关，企业或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培养出大片技术工人、研发人员），从而使这些生产要素有很大的供给弹性，以保证企业能够迅速地转换生产模式。在各种内生的缺陷克服之后，在扭曲资源配置的环境改变之后，在市场缺陷、政府干预失灵克服之后，这种原生型的经济能够自发地做出调整，我们不必太在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
三、内生的缺陷
1.人格化交易
人格化交易主要是以阿夫纳•格雷夫为代表的“历史制度分析学派”中所用的一种现象，即马格里布商人在远途贸易时，往往只从马格里布商人中挑选代理人，并以联盟内部的多边声誉机制来维护这种交易制度。后来为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及其学生所引用，用来分析浙江经济尤其是温州经济模式中的一些情况。他认为，温州人格化交易兴盛。并以此为基础，对温州经济中（可以作为浙江经济的代表）的几个现象加以分析：1、产业的“代际锁定”；2、政府与企业一起织成一张不可知的网，阻碍投资者的进入；3、温州人满世界跑，不得不通过大规模海外移民的方式来撒开生意网。
但是我认为，其中也有一些分析并不妥当，产业的代际锁定方面，虽然人格化交易使后来者进入传统行业更为容易，从而出现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但是浙江现在与外界交易很广，对产业的选择路径依赖并不是很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企业这几年也在不断地向相关的行业扩展，永康几年之前还只有几个传统行业，想在已经有八大行业数十个小行业了，义乌产品的创新速度更是让人惊叹。相关行业的集聚很大程度上是产业集聚、信息交流所引发的进入成本和经营成本降低引起的。而温州人通过海外移民来撒开生意网，其中有人格化交易的原因，但更多的，我认为是俱乐部经济的原因，他们相互照顾，因为俱乐部经济内部存在更高的收益，甚至是规模报酬递增，加上积累循环效应，俱乐部经济就会越来越大。这一点王春光对巴黎温州街和北京温州街的考察论述得很清楚。
然而，政府和工商界相互联合，织成一张看不见的网，阻碍外来投资者的进入与人格化交易关系很大。这种相互之间的合作，应该是对于经济社会利益的一种博弈的结果。但是一旦这些战略中对各种关系的不同的预期形成以后，他们就变为“文化信念”并且超越了他们所得以产生的博弈。“他们超越了原来的博弈在于他们可以影响对于游戏规则和组织发展过程的外部变化的反应，换句话说，他们成为和游戏相关的一个文化因素。即我们所说的关系，族亲、同乡总是好于别人，总要相互照顾，这是超越经济利益的。这种人格化交易，在改革开放初期，使得当地政府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默许和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对浙江经济的崛起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这种人格化交易的发展，更多的地方政府官员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沦陷”为这一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果是公共权力与私营经济两者不断地相互渗透，形成了一张区域性的“不可触摸的网”， 阻碍着浙江各个地区的对外开放。进一步看，政府官员介入人格化交易方式，在产权保护等等方面，造成了政府在对待本地人和非本地人、甚至区域内有关系和没关系的人上亲疏有别，导致外来资本无法进入、民间资本大量外流。
背后的原因有两个：
（1）人格化交易中，政府对待民间资本的亲疏有别是有很深的文化根源的。尤其是族亲氛围很盛的时候，对于同族或者同乡的照顾要远远高于外族或者外地的商人。这种照顾往往是超越经济利益的。这样一来，就会超出经济的边界，最终是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有这样一张网，本地人就可以更加容易地找到各种关系，从而在本地立足、发展。这里所获得的利益就会大大超越市场经济规则中所应得的利益，同外地资本相比，他们的利益就大大超越了。这样一来本地资本所获得的利益就会高于外地资本，资本就不再是自由流动了，本地收益率更低的资本投资之后也能获得同外地收益率高的资本获得相同收益，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当地的资本收益率。更多的外来资本不会在本地投资。本地没有关系或者累于关系的人也不会在本地再投资，最终引起本地资本不足和资本外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