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1年德国经济的发展看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
一、“人算不如天算”
笔者曾于去年在本刊发表过两篇探讨德国经济发展的文章，着重介绍了德国经济的“德国病”以及施罗德医治“德国病”的“药方”。说句公道话，论“药方”之全，计算之精，魄力之大，在德国历史上堪称“稀有的罕见”，于是便有了前年经济复苏的佳音。但“药方”中偏偏缺了“天算”这一非正常的外部条件，而滑坡也恰恰主要由此而来。导致德国经济滑坡的“天算”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美国经济在持续爬坡100多个月后开始滑坡，而且拖了一大串发达国家、门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下水，其中当然包括德国。根据德国“专家委员会”的调查统计，美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个百分点，从而造成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近1个百分点。（注：德国“专家委员会”对德国经济发展的《2001/2002年度鉴定》。）这是因为，美国经济对西欧经济，尤其是德国经济影响本来就很大。而此次美国经济滑坡主要是因为采取提息来抑制经济过热，从而引发股市下挫，以致需求不足而造成的。因此金融市场、直接投资、企业联合会和心理因素这几个传输渠道的作用就十分突出，而正是在这些方面欧洲，尤其是德国受美国的制约更甚。
2.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给本来已不景气的美国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特别是动摇了工业界和消费者的信心。美国为了应对此次事件决定降息450个基本点，在2011年前减免税收13500亿美元，并提出了400亿美元的应急计划。（注：《德国2002年年度经济报告》。）然而此类货币政策的刺激至少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示出其效果，因此今年人们在表达对美国经济抱有复苏信心的同时也都难以掩饰自己的不安和担心。"9·11"事件对德国经济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同样也十分巨大，9月之前德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为13.9%，9月就急剧下降到5.7%；（注：www.welt.de 2001年12月7日。）事件之后的第一个周一，德国股指Dax暴跌3%，自1998年10月以来首次跌破4000点大关；（注：www.welt.de 2001年9月17日。）事件发生的当月，德国的机票预定数量减少了7个百分点，去往北美航线的营业额锐减30%。（注：www.welt.de 2001年11月28日。）汉莎航空公司的股票一度下跌了25%，每周损失1亿马克。（注：www.handelsblatt.com 2001年9月14日。）
3.石油价格上涨。战后世界两大经济危机都是由于石油价格暴涨而引起的，2001年人们又经历了一次石油价格上涨给本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德国作为世界石油和能源进口大国自然也无法幸免。当年石油价格一度飙升至每桶36.2美元，与正常价值相比，上涨了70%左右，给德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据统计，石油价格只要涨到每桶25美元以上就会使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3-0.4%。（注：DW-World.de"Teures Aufschwung"（《昂贵的石油威胁着经济繁荣》）2002年4月3日。）
4.从英国开始肆虐的疯牛病和口蹄疫几乎席卷了整个西欧，造成德国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其中猪肉上涨14.2%，禽肉12%，肉类和肉制品9%，水果11.7%，食品价格整体上涨了6.4%，（注：www.tagesschau.de 2001年10月11日。）因而拉动了德国整个消费价格和通胀率的上扬，达到1.8%，为1994年以来的最高点。（注：《德国2002年年度经济报告》，www.handelsblatt.com 2001年12月27日。）
当然，可以列入“天算”的还有其它原因，如2001年要比上一年少2个工作日以及统计方法有更动等等，但主要的可以归纳成以上4点。它们的确对2001年的德国经济滑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使人们进一步看到，制订各类计划都要留有充分的余地，但同时也告诉人们不能因为“天算”冲击了“人算”就全盘否定了“人算”的成绩。
二、“德国病”病情严重，短期治愈无望
看来“天灾”确是事实，各方也都不否认，争论大的是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是否正确，也就是说是否有“人祸”。在这一方面各派相互攻讦，你打我的痛处，我揭你的伤疤。其实，拿两党自德国统一十多年以来在对德国经济病况的诊断、采取的治疗措施和达到的效果来看，人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思路大同小异，效果半斤八两，但后来者（现在是社会民党）要稍强一些。这首先是因为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两大党之间的政纲发生了明显的趋同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前车之覆必然会成为后车之鉴，而在相互之间的批评和反批评中各方都会找到不少合理的内核。其实，振兴德国经济的真正关键不是相互攻击，不是自我洗刷，而是平静地共同来分析“德国病”，找到治疗“德国病”的正确“药方”。德国统一以来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联盟）执政8年，社民党执政3年半。应该说，他们在治疗“德国病”上都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都很有限，原因之一是“德国病”病情严重，短期难以治愈；原因之二是都受到各种因素（包括党派政治）的制约。
关于“德国病”病情的严重状况，笔者在去年本刊第2期登载的《德国经济与〈德国病〉》一文中已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这里再从实际治疗过程中，特别是2001年的经济滑坡中发现的问题来加以分析。
1.德国经济抗感染的能力很弱，特别是抗美国经济衰退感染的能力很弱。所以人们才说：“美国经济一感冒，德国经济就要打喷嚏”。令人费解的是，反过来却不然。美国经济的繁荣却拉动不了多少德国经济。对这种“损则共，荣则离”的奇特现象人们就不得不到“德国病”中去寻找原因了。
2.治疗效果小，病情好转慢。这尤其反映在东部地区经济振兴和失业问题上。统一以来历届德国政府都对振兴东部地区经济作了一次又一次的许诺，西部地区也以年均约1600亿马克的数额（相当于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向东部地区输血，但东部经济始终不见起色。经济增长低于西部，失业率是西部的两倍，甚至两倍以上，工资在人为地拔高一段以后目前已进入停滞状态，拉平还不知要到何日，“同工不同酬”至今未能消除，甚至78%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了，（注：www.welt.de 2001年12月26日。）这样“二等公民”感自然依旧存在；科尔吹嘘的只需九牛取一毛就能迅速使东部经济振兴的名言已经成了笑柄，而红绿联盟决定把向东部地区的输血推迟到2019年同样表现了他们对整治东部经济的无奈。今天有84%的德国人认为工作岗位问题是当前德国的首要问题，（注：www.welt.de 2001年12月26日。）这是因为德国的最高失业人数一直在400万以上的高位浮动，成了治疗德国经济中最为棘手的问题。科尔曾雄心勃勃地扬言要迅速将失业人数减少一半，结果败下阵来；施罗德上台后，一面使出浑身解数，一面压低下降指标，希望双管齐下，获得圆满的结果，结果也是收效甚微。2001年全年失业人数为385万，（注：《德国2002年年度经济报告》。）2002年1月竟然达到430万，（注："Der Spiegel"Nr.6,2002（《明镜周刊》2002年第6期）。）远远高出全年预定的360万人。更令人寒心的是各方都认为今年德国的全年平均失业人数还将上升，要超过400万。于是当权者不得不将联邦劳动署的头头雅各达解职示众，其继任者格尔斯特便大声疾呼，要进行激进的改革。
3.好转经不起反复。这特别明显地反映在德国的财政赤字上。1998年德国的财政赤字为778亿马克。经过努力，1999年的财政赤字降至550亿马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2000年由于拍卖通用移动通讯系统(UMTS)专用许可，额外收入994亿马克，不仅消除了财政赤字，而且有了509亿马克的盈余。如果扣除这一一次性收入则仍有485亿马克的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注：《德国2001年年度经济报告》。）本来预计2001年赤字为700亿马克，2002年412亿马克，2005年100亿马克，2006年则全部消除。由于前两年的成功给了人们充分的信心，不少人都深信这一目标可以达到，有的人甚至已经在憧憬2006年无赤字的美好日子了。然而2001年的财政赤字却给了人们当头一棒，高达538.7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超过了联盟党执政最后一年的2.1%，接近马约规定的界限3%，从而引起欧盟的关注，差一点因违反了德国人自己力主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而受到“蓝信(Blauer Brief)警告”。（注：www.welt.de 2002年1月17日。）
4.“德国病”的病根是社会福利支出过大，这一病根不铲除德国经济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但这却涉及芸芸众生的切身利益。削减会遇到阻力，慢增长也会丧失选民。解决这一难题既要有勇也要有谋，突变是万万不可取的，渐变也要假以充分的时日。
事实说明，德国经济病得很重，而重病理应不用重药，积极地、慢慢地调养方是上策。短时期内的大幅度跃进自然也只能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
三、“新中派”经济政策中的失误
德国经济2001年滑坡尽管有客观原因，而且是很重要的客观原因，但决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将一切罪过和错误都推给客观，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其实，失误是明摆着的，与其掩掩盖盖，还不如大胆承认。笔者认为，施罗德治疗“德国病”的全部药方虽然都经过深思熟虑，并从科尔的药方中得到很多启发和借鉴，但仍然显示出对病症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一些药方不能对症，一些药方用得过早、过急，一些药方实际是挖肉补疮，再有一些药方则含有明显的副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治疗德国高失业采用的举措虽然很多，但切中要害者甚少，贯彻就更不得力。众所周知，德国失业中增长性失业仅占1/4，结构性失业却占3/4。失业大军则主要由长期失业者、大龄失业者、低能失业者、残疾人、妇女等组成。而德国降低失业的措施中针对结构性失业的却显然不足，至于对上述失业大军中的主体人员尽管均有针对性措施，但贯彻起来困难重重，因而落实者也就寥寥。倒是青年紧急就业计划成效比较明显，显然这就不是经济范畴内所能解释清楚的问题了。
2.把2002年的减税计划提前一年执行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决策，这反映了施罗德等人对减税的初期成果估计过高，且忽视了减税中的困难和后果，结果造成税收收入的过度下降，于是在"9·11"事件后为了加强国内安全而需增加拨款时就不得不将烟草税提高2分厘、保险税提高1个百分点。（注：www.Bundesministerium der Finanzen"terrorismusbek附图mpfung"（《反恐斗争》）2001年11月30日。）即便如此2001年的税收收入还是减少了4%，（注：《德国2002年年度经济报告》。）其中乡镇税收收入下降幅度最大，其次为州，联邦最少，这既扩大了德国的财政赤字，又加深了联邦同州及乡镇的矛盾。
3.施罗德重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建设，采取了许多推动和促进措施。尤其是大大减免了它们的税赋，减税总额达到231亿马克，去年8月又决定进一步减免中产阶层3亿马克税收。但对企业，特别是对大企业面临的众多新困难关心不够，更缺乏有效的举措，因而使49600家企业失去支付能力，比2000年高出1/6，公司破产达3.24家，高出16%。（注：www.welt.de 2001年12月7日。）根据德国工商大会的统计，每天中产阶层中由于无支付能力而失去的工作岗位高达1500个。大企业更出现了一个“破产潮”，其中以建筑业最为突出，例如德国第二大建筑康采恩集团霍尔茨曼公司1999年就险些遭到破产，2001年又再次亏损2.4亿欧元，不得不考虑提出无支付能力申请。（注：DW-World.de 2002年3月21日。）
4.忽略了联邦、州和乡镇之间财政上的协调，致使各州和乡镇的财政赤字增加了3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处理通用移动通信系统收益上的不公，因为只有联邦得益，各州和地方却因要交纳巨额的折旧费而大大加重了财务负担，（注：2002年1月30日前联邦德国财政部长魏格尔在接受采访时的讲话。）从而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于是要求制定“国家稳定公约”的呼声日见高涨。而所谓“国家稳定公约”原本是由科尔政权时的财长魏格尔提出的，而施罗德和艾歇尔又一次跨过党派的鸿沟，将其拿来为己所用。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今年3月达成了协议，规定2003和2004年联邦的财政赤字每年要比2002年减少0.5%，州和乡镇的支出每年至多增长1个百分点；从2004年开始联邦和社会福利保险的债务只能占全部债务的45%，而州和乡镇的债务也不能超出55%。（注：Beschluss des Finanzplanungsrates vom 12.02.2002（《2002年2月12日经济规划委员会决议》）。）显然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但这一结果却十分发人深思，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联邦与州和乡镇之间的妥协，而是两大党之间的妥协，在大选之年能达成如此之妥协实属不易，这又是一个两党政策趋同、并能进行合作的范例。
四、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是不应被否定的
以上不难看出，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在执行中确有失误，但成果依然是明显的，自然也是不应该被否定的。这些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创统一以来的最高纪录；就业人数增加了110万，每个愿意培训的青年都能获得培训岗位，青年的失业率降至8.7%，仅高于瑞士和奥地利；财政收入增加了300亿欧元；子女津贴从112欧元提高到154欧元，一个4口之家每年仅此一项便可增加收入近984欧元；减免个人税收150亿欧元，年收入3万欧元的职工减税额1999年为598欧元，2000年为1113欧元，2001年为1488欧元，2002年为1854欧元；经常项目收支克服了近几年来的逆差，于2001年首次达到平衡；扩大了奖学金的发放范围，使45万个青年据此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了18.5%，仅高于卢森堡；减少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使其比例只占全体工作人员的12.3%，低于美国的14.6%；逐步减少了联邦的净贷款额，1998年为289亿欧元，1999年为261亿欧元，2000年为238亿欧元，2001年为229亿欧元；物价稳定，从1998年到2001年年均只增长了1.4%；拟定的一系列建设知识经济，特别是建设信息（通信）产业（IT或IKT）的计划都已付诸实施，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2000年增长9%，2001年增长也近5%。到2001年德国全部学校和一半居民都开通了因特网，67%的人有了手机，电子商务的营业额已达200亿欧元，列欧洲各国之首。到2001年11月已向非欧盟成员国的1.04万名IT专家发放了绿卡。（注：《德国2002年年度经济报告》，德国财政部长艾歇尔2002年2月21日演说，www.welt.de 2002年1月17日。）
大量事实说明，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从总体上看是可行的，因而也是正确的。这一点既得到了德国“五贤人”的肯定，也得到了欧盟的首肯。否则也就无法解释2000年经济发展好势头的现实，更难论证2002年经济发展好势头的预测。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施罗德经济政策的失误也受到“天算”的影响，而在某些领域又反过来减少了“天算”的损失；更需要指出的是，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实际上包容了社民党传统的需求导向经济政策和联盟党传统的供给导向经济政策，包容了联盟党的许多合理的做法。因此从联盟党的角度来说，全盘否定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势必也就否定了自己，至少是部分否定了自己。
五、今、明两年的展望
对德国经济今、明两年的发展笔者同意很多专家的估计和预测，持谨慎的乐观态度。这是基于以下的理由：
1.美国经济有了好转的迹象，尤其明显地表现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的强劲搏动上，这肯定会对德国经济的好转带来福音。考虑到经济的滞后影响，德国经济的复苏将会呈现前低后高的形势。事实上德国经济也确实已经显示出复苏的初步迹象；
2.因疯牛病和口蹄疫引起的食品价格上涨也已回落。这对抑制通货膨胀、增强消费会有重大的意义；
3.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美国纳斯达克技术股的下跌和IT产业的暂时低潮并不能否认信息技术对提高生产率的巨大作用，而只能说明人们对其的期望值过高。德国近年来在这一领域的加大投入必然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它将继续成为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发动机；
4.2001年经济的新滑坡给各方敲响了警钟，使各方进一步认清了“德国病”的严重性，也进一步看清了德国现行经济政策的正确与错误，这有利于德国今后的经济改革。
预测是自然的，有一定根据的预测是重要的，但预测同结果是不可能等同的，预测者所能寄予的希望只能是尽量缩小这种不等同性。预测的这种不确定性主要产生于众多的变数和意外因素。在预测今年的经济发展时各方人士都显得异常谨慎，因为不确定因素和不利因素也还为数不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概括为四大风险，即不少国家的赤字过高，美元汇价过高，美国储蓄率偏低，日本经济持续恶化。而反恐战争则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石油和能源价格的上涨。（注：“德经济将迎来新增长期”〔N〕，《人民日报》2002年3月21日。）对德国经济的预测当然也要考虑到这些因素。所幸的是，石油和能源价格在上涨了一段时间后如今又开始回落。
收稿日期：2002-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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