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出版创新步伐促进出版产业发展
出版创新，其内涵是很丰富的。我以为其中出版物内容的创新是根本。就内容创新而言，我认为涉足别人未涉足的新领域、新问题；或者这个领域或问题别人已经涉足了，但是他的观点或者风格存在某种不足，又做了新的修正和补充；或者打破了约定俗成的看法，有独特的认识，这些都应算做创新。这中间，还可以分为原创性创新和再创性创新。原创性创新难，再创性创新也不易。再创性有个前提，就是在原创的基础上，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有生命力的东西留下了再创性的空间，后人可以对它进行不断的再创造。比如，一些工具书，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内容创新是出版创新的本质，与内容创新相联系的，有出版理念创新、出版管理创新、出版体制创新、出版技术创新、出版人才创新、出版经营手段创新等一系列创新范畴，但这些都是以内容创新为出发点的，又是以内容创新为归宿的，是整个创新系列上的一个环节或一个阶段。一切环节的创新，最根本的是要落实到内容创新，而内容创新又要借助一系列环节的创新来加以实现。
主持人：以上，您讲了一些基本概念方面的问题，而出版创新又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就实际情况看，出版创新的重要性和现实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郝振省：从实践方面来看，我觉得确实有提出创新这个问题的必要。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2002年全国库存图书累计总价值297.5亿元人民币，业内人士和一些权威调查机构的负责人认为，这是看得见的库存量，如果再加上民营渠道和发行渠道的库存数量，全国出版物库存至少有500-600亿元人民币，除去正常周转外，库存价值至少也得有400亿元，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图书市场一年的销售收入（2001年图书市场销售收入为408亿元）。有人认为书价太高是库存积压的重要原因，而我认为主要原因是缺乏出版创新，尤其是缺乏选题创新、内容创新，同时也与跟风出版，恶俗炒作有一定的关系。一些出版社既想追求出版利润，又没有多少创新的选题，又缺少创新的能力，于是靠简单地模仿他人，搭车追风。他们所出的书，书名雷同，题材雷同，内容雷同，想占领出版市场，又不被市场所接受，陷入恶性循环，既没有经济效益，更谈不上社会效益，甚至损害了出版业的形象。比如20世纪90年代，图书市场充斥着《策划中国》、《非常中国》、《学问中国》、《解释中国》等一系列的图书，读者不禁要问中国怎么啦！时隔不久又炒作《老相册》、《老照片》、《老房子》等等，老字号一时成了时髦的新鲜货，现实题材淹没在“老”字海洋中。还有1998年的“隐私潮”一时间“隐私”叫声充斥于世。还有些出版社杜撰新概念、新术语，实际内容毫无创意，有的貌似新颖，实际上完全是拼凑而成，这些出版物能不库存积压吗？
实践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例悬殊问题。出版创新与版权引进之间不是排斥关系，而是相容、互动的关系。在当前国内原创力严重不足，前沿性、创造性选题匮乏的情况下，较大规模地引进版权，充实了图书品种，开拓了读者和作者的视野，为本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对原创作品产生了有力的带动和示范作用。对出版社来说，通过这种国际交往也打开了眼界，积累了经验，增强了实力，熟悉了国际出版经营手段和运作规律，有助于他们开发全球出版资源，进一步搞好出版创新。这是从积极方面考虑的。但是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比如中国畅销书排行榜中，榜上有名的多是引进版本。过多地引进版权，过长时间的延续，不利于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也不利于我们的出版创新。
应该明确这样的理念，引进版权在过去、当前、今后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引进版权了解国外出版同行是怎样在全球范围内挖掘出版资源、遴选新颖选题、寻觅强势作者，进行全球生产与营销的；学习他们是如何进行出版创新，如何锻造国际品牌出版物的；学习他们创新的体制理念和对国际出版规律的把握。这是最根本的。这里其实有一个“临渊羡鱼”与“退而结网”的关系问题，不仅要羡鱼，而且要捕鱼、钓鱼，更重要的是结网，以保持钓鱼和捕鱼的持续性、稳定性。比如说日本引进国外版权，不是为了引进而引进，而是为了研究知识产权部分怎么创新，通过这样的方式，最后日本由引进大国变成出口大国。
出版创新还有一个著作权的保护问题，著作权的核心问题是保护出版创新。政府扫黄打非除了为青少年成长营造一个有利环境外，更重要的就是打击知识产权领域里面的不良现象，盗版、盗印本质上是对出版创新的损害，对原创作者的损害。加大扫黄打非的力度，根本上是为了出版创新更顺利、更健康地发展。
主持人：对出版创新的认识也是有个过程的，总的讲是在不断深化，请谈谈我国加入WTO后，在出版创新方面又有哪些新的认识？
郝振省：总的来说，对出版业，我们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化的，比如过去我们讲出版时，谈得最多的是我们出版了哪些好书，产生了哪些社会影响，现在是要把新闻出版业当做一个产业来发展，并且要制定2010年的产业发展规划。十六大以后，我们对出版业的定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性质上原来强调它的事业性、社会性，现在还强调其产业性；地位上原来是辅助文化，现在是主体文化；作用上原来是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现在还要提高国民生产总值。这说明我们对出版业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创新的。
至于谈到中国加入WTO之后的情况，可以说，以前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国内市场，而加入WTO后出版业也在大步走向国际市场，扩大了选题空间和市场空间。由于WTO规则强调的是服务业的发展，而我们出版业作为服务业的分支，加大了关注力度，从国际范围开拓选题、寻找作者、寻找合作的对象。不少出版社已经成立了一些合作的文化公司，联合开发选题，共同享受出版资源，更多地与国外媒体进行版权、融资和选题的合作。加入WTO后，外资出版环节的进入是一种间接的进入，我们开放的还只是分销领域。
主持人：目前在出版界谈得最多的还有一个品牌问题，请问，出版创新与创品牌有什么关系？如何通过出版创新更好地促进出版社树立品牌？
郝振省：创新是品牌的源泉和动力，品牌是创新的积累、凝聚和结晶。首先是出版社要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特别是人才的优势，扬长避短，选准市场切入点，创新选题，运作特色出版。开始也许其自觉性还不够，但随着特色选题的量的积累，便逐步显现出品牌效应。有了品牌效应以后就是为出版创新划定了相对稳定的活动界限，其走向又是无尽头的，这有点儿类似数学上的有界无限函数及其图像。与过去相比，这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原有选题的无边无际，同时却为品牌创新和无形资产积累提供了具体的指南，从而避免了人力、物力、财力的不必要浪费和流失，使品牌更为鲜艳，更加丰满，更加容易赢得市场空间。纵观国内外出版界这种情况举不胜举，如法国的施普林格出版社的医学图书，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英文辞书，国内商务印书馆的工具类图书和汉译学术名著，中华书局的文史古籍类图书，电子工业出版社的计算机类图书，金盾出版社的科普类图书，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布老虎丛书，都是出版社以这类书为其品牌定位，而这些品牌又以这类书为其依托，不断得以提升和扩张，于是出版创新更有其明确的方向，品牌日益有了夺目的形象。读者在购买这种书时，在同类书中首先要找这些出版社的书，出版社也是把最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这类书的出版创新当中，形成良性互动，存之久远。
主持人：要加快出版创新步伐，应如何解决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及实际操作等方面的问题？
郝振省：以内容创新为发端的出版创新，要考虑到很多方面。因为出版创新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得如何，发挥得如何，保持得如何，这就提出了出版理念创新、出版体制创新、出版技术创新、出版组织创新、出版资源创新、出版管理创新等问题。
1.确立出版创新的理念。从理论上考虑，出版创新实际上和一个出版单位的核心竞争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一个出版单位的差别化战略联系在一起。有一句话叫做：“你有科学的选题策划，别人为你打工；你没有科学的选题策划，你为别人打工。”我认为所谓“科学的选题策划”，实际上就是通过出版内容的创新，拥有知识产权。从一定意义上说，出版创新关系到一个出版社的生存乃至发展问题。现在一些出版社之所以还没有这方面的切肤之痛，是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某种垄断和保护之中，还没有完全醒悟过来。
2.出版体制创新。举个例子说，有的出版单位是十几个人，几十种书，几万码洋，多年了，就是这样简单地循环，为什么呢？很明显，是因为这些出版社的政策、激励机制不到位，换句话说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作用和反作用关系不到位。我认为有些国有单位与民营企业的差距不在于是公有还是私有，而在于他的生产力要素中的管理者、领导者与生产关系的距离是近还是远。我不是说民营企业没有缺点，但是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清晰可见，清晰可感，则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和优点。搞体制创新，应根据十六大的“三个一切”的精神，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连接上更紧密些，逐步做到产权多元化和一定程度的人格化。
3.人才培养创新。有些人愿意给你贡献自己的创新智慧，那么怎么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过去的师徒关系——传帮带显然不够；特别是在加入WTO后更加开放的情况下，还应有两种途径。其一，要在创新实践中锻炼创新才能，比如设置项目管理人等；其二，到创新的环境的里面去探索、学习创新的奥秘。人才培养要敢于下决心，舍得把一些骨干力量放到一定的环境里面去。好多单位都这么说，真正要这样做时，想出去的人单位不给拿钱；真正有能力的创新人才，单位又不想让他出去。
4.出版技术创新。现在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调研成为调研极为重要的方面之一，创新必须有足够的新的信息资源作为支撑。应最大限度地用高新技术手段装备起来，根据特色开发软件，快而全地掌握信息、筛选信息，为出版创新和选题创新服务。比如我们出版科研所的平台中，就考虑到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和掌握国外出版界最新的最充分的信息。
5.出版组织创新。这是出版创新长期性的保障，过去的结构是编辑部、出版部、发行部，现在好多出版社都有研发中心或策划中心这个部门是出版单位最重要的组织，因为过去那种随机创新显然不行，把图书的审批权，书号的使用权放在策划中心，是一种创新。有无自己的策划中心，情形大不一样。
6.出版资源创新。过去是作者拿书稿找出版社，后来是出版社主动物色作者报选题，再后来出版社认准某一作者，建立固定长期的关系，再到团结一批作者，拥有作者群。但这还不够，要加强作者基地的开发与建设。出版社可根据自己的专业特色及发展方向，有组织地组建、形成一批不同学科、不同层次、不同特色的作者基地。
7.出版管理创新。管理部门要加强公众服务，这有利于创新，比如，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就在搞一个全国出版社的信息平台，这个平台有利于避免选题的重复、雷同。这表明，政府管理部门正在努力为出版社创新提供很好的公共服务。再比如评奖，在政府管理上是一种导向，应有利于真正的出版创新。比如今年“五个一工程”的评选，就要求参评图书要有发行量的标准，参评戏剧要有演出场次的要求，这就避免了过去有些获奖图书得不到公众认可的弊病。有些出版社有两套机制：一套是出要名的书，一套是出要利的书，严格讲这是种扭曲的机制，这种对策和我们评奖的某种不足是相联系的，今后没有市场营销的可观业绩，连评奖的门槛都进不去。
8.经营方式的创新。过去人们认为只要书好，一定会卖得出去，现在观念已经有所调整，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真正内容创新的书也需要一定的宣传方式的创新，通过这种创新的方式，使内容好的作品获得最大的双效益。传统的方式是通过媒体进行宣传，通过座谈会、书评进行宣传，这是文化性很强的一种宣传方式。但是也有一种很令人失望的方式，有的书宣传得特别好，读者买了看了之后大呼上当，这是媒体恶俗炒作的结果，对作者本人、对出版社都有损害，虽然暂时地扩大了发行量，但损害是长期的。我觉得宣传的前提是作品的内容要好，当然也要适度，过分宣传容易引起人们某种程度的心理排斥。好书的过度宣传起码降低了给人们回味的空间，反倒损害了它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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