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级政府的合理定位，对县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所谓政府的合理定位，是相对于目前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存在的“越位”、“错位”和“缺位”而言的，就是政府要不断转变职能，从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活动，代行企业和市场职能，转向提供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为微观经济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县域工业结构雷同、发展路子互相照搬、城市建设相互攀比等造成了县域经济特色不足，相互竞争，内部出现混乱，导致发展受阻。很多小企业处于同一加工层次、加工环节，很容易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县域经济中的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应当考虑如何形成核心企业带动其他企业，从平行关系向立体和互补过渡，加强内部的协调机制与管理机制。  

　　"郡县治，天下安”。自秦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斗转星移，改朝换代，县级建制一直延续至今。县域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现实与传统的优势要求我们走县域经济之路，但路该如何走？发展的方向在哪里？   
　　一、走近县域经济  
　　1、农民老李的烦恼  
　　5月，中原大地，阳光明媚。田间油菜花香，阵阵扑鼻而来。  
　　位于中原L县的农民老李没有“五一黄金周”的闲情逸致，而是满脸愁容。5月5日，记者在他们村西田间见到老李时，他与老伴正在原是苹果园的自留地上栽种棉花。  
　　“去年冬天，我把所有的苹果树全砍掉了。”老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没办法，因为苹果根本不赚钱。5年前，县里说，种苹果发财，我就腾出几块地栽上苹果树。我们村很多户都种了。可是，等到我们的苹果结果的时候，市场已经不太好，卖不出钱了。苹果上市的时候，没有销路，我就骑车去几十里以外的邻县村庄卖，一块钱十多斤，一天下来卖完还不足8块钱。卖不完的，有的坏掉了，有的干脆喂猪了。其他村民也像我一样，并没有发财。”  
　　老李指着周围的田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原来这一大片地都是苹果园，现在都砍了。我们得到的只是丰产，不能丰收。”  
　　老李还向《中国经济周刊》讲了另外一个“烦恼”：“10年前，县里组织村支书到山东寿光参观学习，回来后，就号召大家盖蔬菜大棚，种菜发家致富，当时，因为看到人家寿光种菜赚大钱了，所以我们劲头很足，一下子乡里盖了很多大棚，我也盖了四个。可是，一年后，种菜又赔钱了。因为不懂技术，而且我们这里的土质也不太肥沃。随后，又把所有的菜棚给拆了。”  
　　说到这儿，老李苦笑着问：“谁能给我们农民指出市场在哪里？怎样投资？”  
　　2、田老板的伤心事  
　　同是L县的田老板原来在L县的一家“很赚钱”的工厂当工程师。后来，那家工厂由于经营不善，1993年破产。田老板这位工厂的“能人”成了“无业游民”。  
　　1994年，田老板开了一家生产编织袋的工厂，随后几年，销路甚广，利润一路攀升。可是，2003年已经关张。  
　　“现在，全县有20多家编织袋厂，大家产品都是一种，就只好拼价格，价格大战往往打得不亦乐乎，最终落个几败俱伤的结局。”田老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L县的其它一些编织袋厂大部分已经关闭，有的已债台高筑。  
　　据调查还发现，县域工业结构雷同、发展路子互相照搬、城市建设相互攀比等造成了县域经济特色不足，相互竞争，内部出现混乱，导致发展受阻。很多小企业处于同一加工层次、加工环节，很容易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县域经济中的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应当考虑如何形成核心企业带动其他企业，从平行关系向立体和互补过渡，加强内部的协调机制与管理机制。  
　　令田老板提不起精神的还有一桩“倒霉事”：2003年2月，县里提出“养牛”项目。田老板一时兴起，按每斤4元买了150头牛。当时预计今年价格会涨到每斤5元。  
　　“又泡汤了。现在价格才3块多，另外，由于2003年遭灾，饲料很贵，比如，麦秸以前每公斤8分钱，现在却涨到每公斤两毛五分钱。牛是长大了，可是价格一点也‘牛’不起来。现在，所有的牛都还在圈里。”田老板懊恼地说：“估计今年底就会倒闭。”  
　　据了解，当时，L县一共建了15个养牛场，准备投资1000多万。可是，至今，分文未到。而2003年L县建的养牛场几乎都倒闭了。  
　　“光号召，没有引导，资金不到位，形不成规模，怎么发展？”田老板满腹怨言，“我当时建的养牛场是养400头牛的规模。把养牛场建好了，却没钱买那么多头牛。”田老板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我在寻找机会干别的。但是，资金一直是个问题，几家银行对民营企业几乎不贷款，不过，听说一家银行给正在修的高速路贷了2个亿。”   
　　说起资金，老李也一筹莫展：“贷款真难。我的两个孩子在广东打工挣的钱，还有借的一部分，都赔了。怎么办呢？”  
　　“没有金融支持，光‘小打小闹’，能做大吗？从县域城市经济看，资金匮乏，缺乏后劲。”L县一位退休的某银行行长坦言。  
　　3、L县的困惑  
　　其实，无论老李还是田老板，他们一直困惑的问题也是L县政府几十年来一直被困扰的问题。如何发展和如何定位？L县政府的几届领导没有停止过苦苦的思索。  
　　据了解，L县下辖10多个乡（镇），400多个行政村，70多万人口，总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农业就是其最根本的资源，最大的特色。因此没有农业的大发展，就没有整个县域经济的大发展。  
　　目前，L县在工业化进程中还远未实现快速发展，工业化率与全国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因此农业效益不高、农民增收困难、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工业化的大发展。  
　　事实上，L县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有陇海铁路经过，公路四通八达，220国道、106国道和310国道在县城交汇，连（连云港）霍（新疆霍尔果斯）高速与日（日照）南（南阳）高速公路在该县交汇，形成了以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为骨架，以县、乡、村道路为脉络的交通网络体系。  
　　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什么却没能使L县发展起来呢？刚从外地谈判投资项目回来的L县一位政府官员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电话采访时颇有感触：“又没有谈成，关键是投资环境没有竞争力，没有吸引力。目前，‘软硬件’都不够成熟。我们这里的思想观念还不够开放，连观念都很难沟通，投资方会来投资吗？工业没有基础，又没有资金，怎么发展？”  
　　“行政负担也太重。由于没有像样的企业，有点关系门路的，都想到政府部门工作，不少单位严重超编，有的甚至几倍超编。”该县一位政府部门官员说。据调查，L县现任副县长11个，最多时仅副县长就多达17个。  
　　另外，L县是个农业大县，矿藏等资源缺乏似乎也是发展不起来的一个显见的原因。可是，该县一位刚刚退休的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其实，农产品本身就是资源。最关键的是人的问题。”  
　　在采访中，人们普遍把“人”的问题放在首位。据了解，L县在三年内，换了三任县委书记、两任县长。  
　　田老板也认为：“他们哪有心思抓发展经济。由于班子不稳定，特别是主要领导频繁调换，致使一套成熟的发展思路难以全面彻底实施，容易出现‘短期行为’和政绩工程，项目选择上不讲实效。”  
　　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刘福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不少县的领导班子经常换，思路也总是变，对发展战略的实施很不利。”他说，我们不要因班子调动，就动摇了对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视。  
　　刘福刚认为，一个县整个政策的制定，包括一些制度安排、县域的建设，它的灵魂是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战略问题是核心，是县委、县政府领导应该集中考虑的问题，有一个好的战略，就有了灵魂，全盘棋就会活起来。  
　　在发展县域经济的过程中，县级政府如何定位？专家认为，县级政府的合理定位，对县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所谓政府的合理定位，是相对于目前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存在的“越位”、“错位”和“缺位”而言的，就是政府要不断转变职能，从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活动，代行企业和市场职能，转向提供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为微观经济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  
　　二、县域经济的尴尬  
　　依据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的理解，县域经济的本意是指一个县（市）地域范围内的经济：既有城镇和乡村的经济，又有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经济；既有公有制经济，也有非公有制经济；既有政府的经济（财税），也有老百姓的经济（就业和收入）。可以说，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各项指标，在一个县（市）的范围内，基本都可以得到反映。  
　　刘福刚也指出，“县域经济”是指在县域范围内，以城镇为中心、农村为基础，由各种经济成分有机构成的一种区域经济。它介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之间，一方面承载着农村发展的重担，另一方面又面临城市经济冲撞。  
　　“众所周知，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9亿，而且从全国来看，县域内国土面积有896万多平方公里，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3%。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出路在于县域经济，它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出口。”刘福刚说。  
　　1、找不着“北”？  
　　县域经济本来具有很明确的发展方向，但是目前看来越来越迷失方向。和L县面临的情况一样，许多县城对自己的发展定位模糊，有撤县建市的，有搞“特色”的，有发展卫星城的，有盲目地扩大城区面积，一味朝着城市化方向发展的，甚至机械地借鉴其他县域发展模式，忘掉了自身的比较优势，这样反而导致了发展的落后、资源的浪费。这种夹在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中间的经济板块，它的发展方向到底在哪？  
　　L县似乎还在“瞄准”。  
　　田老板说：“现在，我们县没有一个工厂，原有的几个工厂都已经倒闭，无一‘幸存’。  
　　乡镇企业更是糟糕。仅有的几个工厂，也都是民营的。”  
　　老李也表示：“现在，不知种什么能赚钱。整个县的农业没有特色，没有规模，难以成气候。”  
　　目前来讲，也许L县的困惑正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困惑，而这一困惑又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羁绊。  
　　传统上讲，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制经济。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中国经济被分为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中国人被分成了“市民”和“农民”，城市与农村之间有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从时间上说，1980年代是农村经济时代，改革从农村开始，重点在乡村；进入1990年代，改革转向城市，城市经济拉开序幕。从空间上看，出现了东南沿海经济带、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环渤海城市群。难道中国经济就一直要如此泾渭分明地“二元”下去吗？  
　　事实上，在城市群与农村二元经济之间是县域城市经济，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我国有2200多个县市，面积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2003年县域GDP占全国的63.4%，县域中的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几乎各占半壁江山，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   
　　2、城市化的诱惑  
　　“郡县治，天下安。” 从秦朝统一设县以来，历代兴替，惟县的建制至今不变，县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一次城市发展峰会上，专家预言，到2020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将成为国家新一轮财富聚集的“火车头”，三大城市群集聚财富份额将达到全国的65%。  
　　对此，人们不禁提出质疑：我们的经济学家动辄拿纽约、东京、伦敦GDP占24%、26%、22%作参照和追赶目标，怎么忘了中国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呢？  
　　一位长期从事县域经济报道的媒体资深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从我国经济史来看，中国是从农耕经济发展而来，农业在经济中占据了很大分量，过去所谓的城市主要也是集市的放大，本身就带有典型的县域经济特征。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发达国家已经走出注重发展超大城市的时代，他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化的弊端，相反他们更加重视小城镇的发展。而我国地少人多的现实，必然导致过度城市化的浪费，而县域经济则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应该说强调发展县域经济，不啻为实事求是地符合传统又有后发优势。   
　　“一些学者在向我们的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介绍城市化的理论和西方的城市化。有些学者研究了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和中国城市管理体制的现状以后，得出了一些悲观的结论说，中国在现在和未来恐怕不是能不能城市化的问题，而是被过度城市化的洪水淹没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建华博士说。  
　　三、拷问“市管县”  
　　与此同时，随着提倡壮大县域经济的呼声日高，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市管县”体制遭到“讨伐”。  
　　日前，L县所在省最新出台了《关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若干意见》。这份最终以省委省政府名义下发的文件被认为是历年来该省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含金量”最大的一次。  
　　其中规定，该省20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和５县（市）搭上了扩权的班车。这些扩权县在经济管理权限上几乎是和上级地级市“平起平坐”了。  
　　一份调查显示，虽然该省县域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水平仍然较低，结构性矛盾突出，发展活力不够。目前县域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不少体制上的问题，县级政府承担的责任和拥有的权力极不相称。县级政府管理权限过小，相当一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省辖市和省里，县级政府没有最后决定权。上级垂直机构过多，县级政府缺乏有效协调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手脚，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1982年后，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辽宁省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市管县体制的经验，发出《关于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的通知》，并批准了江苏全省实行市管县体制，全国各省、自治区都扩大了试点，从而出现了市管县的新高潮。  
　　不可否认，作为现代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市管县体制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但随着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由于市管县体制缺乏系统配套的城市发展机制和人口政策的平台，该体制下的市县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群区行政区划管理中的最突出矛盾。尤其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市管县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  
四、路在何方？  
　　1、准确定位是关键  
　　L县某届主要领导曾向全县人民承诺，要把该县建成“江南水乡”。而L县的现实是：盐碱和沙地“十分丰富”。历史也证明，那是一场“闹剧”。  
　　县域经济是小城镇经济。它既不同于国家宏观经济，又不同于企业微观经济，既不完全是农村经济，又区别于城市经济，其准确的定位只能是作为城乡经济结合部和交汇点的小城镇经济。  
　　刘福刚说：“在制定整个经济发展战略中，一定要对本县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给予一个准确的定位，确定自己和全局的关系。县域经济的定位一定要和整个经济发展全局结合起来，跳出县域，从别人的眼光、从市场的眼光看定位，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只从本县情况自我定位。”  
　　从百强县分布看，大都在“城市群”周边，实属卫星城。县域城市经济在“抓大放小”和市场竞争面前处在萎缩和萧条当中。从农村经济看，始终受“三农”困扰，收入、教育、医疗、生态、水利、农资等矛盾重重。尽管，今年国家拿出100亿元直接补贴种粮农民，向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超过500亿，但面对广大的农村、农民得到的也还是杯水车薪，与国家对城市群经济的投入相去甚远。比如，从现在起到2008年，预计北京市筹办奥运总投资将达到1.5万亿。高速列车、高速公路虽然节省了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但中国的乡村却在“边缘化”里愈走愈孤单。  
　　其实，市场经济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宏观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谁能够率先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谁就能够在未来的发展和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因此，要进一步树立“平等、竞争、效率”的市场经济观念，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培育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产品市场，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大力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综合配套改革，实施阳光政务，致力于为企业提供服务和政策保障，营造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而政府也需要找好自己的定位，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学会用经营的理念、竞争的法则、调控的手段驾驭县域经济，切实从主要由政府当主角，主要靠行政手段来推动发展，转到由民营经济当主角，靠市场推动经济发展上来。  
　　2、打好“特色经济”牌  
　　定位准确其实也即清楚自己的特色在哪里，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县域经济的一个核心就是要打好“特色经济”这张牌。  
　　老李不解地问：“我们县盛产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棉花、苹果、葡萄、大枣，可是怎样发展电视上讲的‘特色经济’，让我们百姓富起来？”  
　　“我们还在探索。希望尽早走出一条‘特色’路。”L县一位政府部门官员说。  
　　刘福刚认为，县域经济是特色经济，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靠资金、技术、人才，而县域经济的基础是区域的自然资源。所以，发展县域经济不能好高骛远、急功近利，必须依据其区位和自然资源优势来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产业和名牌产品。另外，他强调，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县域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民营经济对调整县域经济结构，培育县域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就业和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  
　　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县域经济的发展，关键是要发挥比较优势，依托本地优势资源，参与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和产品体系。要破除“大而全”、照搬模仿、盲目跟风、粗放加工的观念误区，树立“不求其多、但求其特”，“不求其全、但求其精”的特色经济新理念，提高特色经济的竞争力，使特色经济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上规模，上档次，出效益，从而带动整体县域经济实现大发展。  
　　照此思路，城镇化建设浮出水面。  
　　3、小城镇之路  
　　现在，L县被所在省确定为25个城镇化建设试点县（市）之一。  
　　该县一位主管经济的副县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让农民进县城才是中国城市化的根本途径。小城镇在县域经济中所起的辐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在城市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县域小城镇水平的不断提高，既是县域经济不断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反过来说加快小城镇建设也是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刘福刚认为，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战略目标中，小城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重要选择。他还指出，县域经济的发展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民增收，而小城镇经济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县域经济发展要坚持把小城镇建设当作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龙头，当作工业化的载体和民营化的平台，从而大力发展城镇经济。重点发展县城和有区位优势、交通优势、资源特色优势和规模优势的重点中心镇，增强小城镇的集聚效应、辐射效应，促进农村人口、生产要素向强镇集聚，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  
　　另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培育城乡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整合城乡各种资源，调整农业结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以小城镇作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落脚点，使小城镇建设真正给农民带来实惠，使农民分享城镇化的成果和效益。  
　　五、县域扩权  
　　要壮大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扩权已是箭在弦上。  
　　据子解，省管市、市管县（市）的财政管理模式，将被湖北省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省管县（市）的财政管理体制。此项重大改革有四个原因：一是财政部明确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要求；二是目前县（市）一级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县乡政府债务沉重，资金调度困难，绝大部分县（市）依靠省财政转移支付，才能保证国家规定工资和津贴补贴的正常发放；三是部分市由于自身财政比较困难，不同程度地集中了一部分县（市）财力，省对县（市）财政的一些扶持政策和补助资金等难以及时落实到位；四是省对县（市）的财政信息和实际情况掌握不够准确、不够及时，难以加强对县（市）财政的有效监管。  
　　而“浙江现象”似乎早已证明“市管县”是如此多余。浙江省的财政体制是省直管地、县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地区一级（市）财政只对省财政有结算关系，且预算内财政收入仅限于地级政府所在市，而与行政辖区内的县（市）没有对应的财政结算关系。  
　　2003年11月23日，由中国县域经济研究所等负责评定的第三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揭晓，浙江省获27个席位，占1/4强。 县域经济占浙江省GDP的7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实力及其增长却反而没有县域经济实体那么快那么强。   
　　国内其他省市一般是强（地）市弱县（市），浙江为何截然相反？浙江省农办、浙江省财政厅和（地）市、县（市）财政局负责官员认为，浙江这一经济增长格局的形成与浙江“省管县”财政体制有很大关系。与浙江省财政的“省直管县”相适应，“地级市的权力逐渐弱化”，并实现“市县分治”，即“市”只管理自身，县改由省直接管理。  
　　对于为什么浙江要省管县，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表示“只有强县才能富民”。  
　　可以说，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新思路。应该以民为本，抓住当地区域的比较优势，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将农村的资源、城市的消费和当地的就业有机结合起来，发展一种良性循环的城乡协调经济。惟有此才能真正撑起21世纪的中国经济。  


　　资料1：  
　　资金成就三门特色  
　　人们每当提起浙江三门，自然会想起三门海水养殖业�“三门青蟹”。然而，托起“三门青蟹横行世界”的正是三门农村信用社。有了资金的扶持，才有了今天的特色三门。  
　　三门海水养殖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起初，由于缺经验、缺技术、缺资金，加之受自然风险、市场不成熟等因素影响，“养殖业”和“高风险”是同名词，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但三门县农村信用社看到养殖业的潜在力量，认定海洋经济必将成为该县未来农业发展的主导产业。期间三门农信社不断投入信贷资金扶持农民发展海水养殖业，使养殖户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亏损到盈利的全过程。  
　　海水养殖业发展的同时，三门县信用社意识到一个相当大的农贷市场已经出现。因此，信用社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工作思路，明确了信用社的市场定位在农村，推出了一系列适合当地实际的支农新举措。此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显著提高，三门县信用社逐渐重视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支持，使农业生产从每家每户单干形式的生产经营中，走上产供销一条龙、销售有保障的农业规模生产轨道。信用社共支持农业龙头企业28家，占全县农业龙头企业的78%，贷款额达1160多万元。其中的涛头养殖公司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出一套“公司+农户”的养殖新模式，受到省领导的高度赞誉，被称为“涛头模式”。  

　　资料2：  
　　灵宝市的县域经济之路  
　　灵宝市位于河南省西部，1990年代后期，由于受市场疲软等因素的影响，灵宝的两大支柱产业黄金和果品受到严峻挑战，经济开始步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发展低谷。面对这一形势，灵宝市委、市政府准确把握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积极推进“五大特色经济发展”，在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县域经济发展进程中，进行了有益探索。   
　　大力发展特色工业。灵宝市始终坚持把工业经济作为县域经济的发展主体，以由依靠资源上项目向依靠科技办工业转变为方向，产业抓骨干，企业上规模，产品创名牌，努力培植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和骨干工业群体。积极做大做强黄金、铅业、铜业、镁业四大地下产业和果品加工、中药材加工、林板纸一体化、草牧加工四大地上产业等工业产业，使其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灵宝是传统农业大县，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是“三农”，难点也是“三农”。近年来，灵宝市坚持跳出农业抓农业，用发展工业的理念谋划农业，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装备提升农业，促使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一是以市场为导向，形成了无公害苹果、优质大枣、速生杨、食用菌、优质烟叶、绿色蔬菜、优质中药材、优质牧草等规模优势。二是着眼探索高效农业发展新路子，建成了集科技、经济、生态、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1200亩高科技业示范园一期工程，科技含量走在全省前列。  
　　大力发展特色城市。灵宝市利用被列为全省加快城镇化进程26个重点县（市）的有利机遇，综合运作土地资本、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品牌形象等城市资源，加快老区建设和新区绿化亮化美化，城市经营水平整体档次和审美品位有了明显提高，并涌现出一批“中州名镇”和“中州新村”。   
　　大力发展特色旅游。灵宝市强力推进旅游投融资体制和景区管理体制改革，多元化吸引社会资金，倾力打造函谷关古文化旅游区这一知名品牌，加快推进荆山黄帝铸鼎遗址、鼎湖湾、亚武山等骨干景点开发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2003年被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大力发展特色教育。灵宝市以实用人才培训基地建设为着力点，采取政府先导投入、银行贷款、学校自筹等办法，积极整合职业教育资源，构建特色职业教育“大基地”框架，大力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和科技下乡、科技兴农跟踪服务活动，培育出了一大批农村经济发展的星火带头人和中坚力量。实现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由无序向有序、小规模向大群体的转变。2003年，全市共对外转移劳动力3.2万人，实现劳务收入1.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