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复苏期；经济环境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在渡过最困难的时期之后开始呈现起伏上升的复苏特征，但总体基础仍然较脆弱，复苏过程将缓慢曲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都在经济政策特别是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的外贸和能源政策上有所调整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危机重重。同时，中国经济的内生环境也出现了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自然灾害频仍、房地产市场进入宏观调控期，人力资源成本上升，流动性下降；固有的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地阻碍经济的和谐发展。经济复苏期，对中国经济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只有深刻认识内外部环境的新特点、新趋势，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调整和优化经济发展战略才能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
一、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特征
从目前情况分析，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将有所改善，国民经济总体形势企稳向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1年世界经济的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3.1%，发达国家平均增长为1.3%，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将高达5.1%。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调控方面，通过各个国家通力合作，金融机构房贷信心和市场融资功能得到了有效地恢复。通过采取政府主体投资、政府入股银行等等模式和手段，外贸企业流动性瓶颈得到了有效地缓解。尽管如此，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后的国际间社会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因素相互交错，旧有的矛盾进一步深化，新的利益的博弈开始显现，促成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环境出现新的演化趋势：
1.主要经济体寻求自我发展倾向增加，体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缓慢走向复苏，各经济体经济外部化程度不一样因此受危机冲击的程度也不一样，从而导致缺乏国际间合作基础，经济体之间利益很难协调。在国内就业压力和政治力量博弈下，主要的经济体（国家）自主发展趋势明显，各国或经济体将解决自身体内就业、社会稳定、基础产业的发展等问题作为首要问题，陆续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
2．中国传统优势产业领域进入者增加，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出口面临更大压力。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将重振制造业作为就业出路之一，不惜进入一些能效低、规模大、利润薄的低端领域，希望通过扩大出口规模来缓解国内就业率低迷和总体贸易赤字的问题。另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总体竞争力逐渐提高，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有可能通过本币贬值等手段加速争夺低端产品领域的国际市场。未来，中国将在中高端产品领域面对发达国家的强有力的挑战，而在低端产业领域同时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
3．能源价格可能再次攀升，国内企业经营风险增加。数据预测，2010年全球资源和能源产品的需求将有所回升，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多采取为低利率等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导致投资需求增加和主要货币汇率走低，能源类大宗商品作为保值和投资的渠道之一，交易价格可能再次攀升。能源价格上涨将带动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加大中国企业进出口的经营风险（霍达等，2009）。另外，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国际贸易，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将被消弱，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发展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4.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全球经济力量博弈的重要手段。所谓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采取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确定商品某些特征的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还有旨在检验商品是否符合这些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的认证、审批或试验程序，从而形成事实上的贸易障碍。随着世界贸易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传统关税壁垒和数量限制措施在当前已经相对采取的较少，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当前国际贸易领域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从1995—2007年，各成员方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影响贸易的新规则总量达23 897件，这其中涉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规则的事件达到16 794件，占总量的71%。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环境的新特征
从国内经济看，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一些固有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同时，伴随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经济发展环境新的问题和矛盾开始体现出来。
1.经济增长对政策拉动形成依赖，缺乏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数据显示，今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增长靠投资、投资靠政府”的线性增长特征。政策拉动的外部效果就是透过政府的投资，国有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竞争性领域，从而挤出了社会投资。社会投资受到对市场信心降低、国外需求不足、融资门槛过高、相关市场准入性限制措施等影响无法实现有效地增长机制。体制环境内缺乏从政府投资向民间投资的增长动力转换趋势。研究甚至表明，投资过快增长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产生的是抑制作用（吕冰洋、余丹林，2009）。另外，国内消费增长也同样是靠政策引导和补贴，在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大多数国民可支配收入没有显著的改善，稳定的消费增长内生机制就很难形成。还要注意的是，在政策拉动的机制下，政府体系的投融资平台贷款将积累大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政府出于融资和保障基础性设施项目的资金需求，建立了各种政府投融资平台，后者作为承贷主体统一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之后再将贷款转贷给相关的企业或项目，使债务转而信贷化，债务风险隐藏于贷款中。近两年来的新增贷款的增量就大部分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2.环境性约束持续刚性、自然灾害增加，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的生态环境基础原本就比较脆弱，在人口压力和粗放型经济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目前中国生态安全形势已十分严峻。加之，自然灾害频仍，经济增长的资源支撑能力下降，经济发展的未来空间收缩。2008年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造成贵州、湖南、江西等地的经济损失，汶川特大地震造成四川、甘肃、陕西等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农业和工业等损失严重。两次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1 516亿元和8 451亿元。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由于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2 000亿元~3 000亿元，约占GDP总量的3%。
3.人力资源的成本上升，劳动力流动性下降。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不断加快、国家区域均衡发展政策的密集出台，促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劳动力传统输出大省，现在已经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本地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与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竞争局面。2009年有7个省已经对最低工资标准作出了调整，其中最高档平均调整幅度达到17%左右。还有20个省计划将在2010年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希望借助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而从人力资源的供给来看，劳动力的流动性意愿呈现下降趋势。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一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就业的比重明显增大。而“80后”、“90后”出生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多是独生子女，较父辈所受教育水平更高，对工资回报和个人发展空间更为重视，就业选择往往集中在几个较发达的经济中心城市。今年年初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在沿海发达地区“用工荒”矛盾再度尖锐的同时内地企业招工也出现困难。
4.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国内经济发展结构中的供需矛盾进一步深化，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依然与结构性问题相伴随（高帆，2010）。需求方面，国内消费增长长期处于启而不动、后劲不足的尴尬中。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难度较大是影响消费后劲的根本性因素。数据来看，中国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6%，处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国家中的最低水平。供给方面，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和复杂性增加。受金融危机和外贸需求降低的冲击，以制造出口为导向的产业链条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明显。数据显示，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近2亿吨，水泥行业产能过剩约5亿吨，铝化工、造船业、煤化工等等行业也均存在较突出的产能过剩问题。此外，受流动性过剩和投资意愿增加的拉动，各地新材料、新能源及相关制造设备等新兴产业项目密集上马，市场尚未培育成熟已经形成新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产业产能过剩调整的具体实施还需要考虑到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规划、附属企业的生存、区域就业和社会稳定等多种因素。
三、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与优化路径
应对经济复苏期内外部环境新的变化趋势，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调整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动力的环境路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不断调整优化，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项关键性任务：
1.逐步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心，建立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双动力增长引擎。把经济增长的基础放在内需即潜在庞大的国内消费需求上，同时坚持稳定外需、增强经济的外向性，实现扩大内需为主和积极利用外需为辅的经济增长双驱动。经济的发展一定是结构质态上的演进（刘伟，2006）。要实现经济发展的质的突破，创造性地利用结构调整这一契机，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技术的自主创新及后发优势，通过精细发展增强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以创新型经济作为经济发展转型的方向，狠抓改革转机制增活力，坚持用改革创新的思路来突破发展瓶颈，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
2.调整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改善民生环境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石。通过增加就业渠道、调低国民税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鼓励社会服务事业发展，为国民消费创造动力源泉。通过政策带动性消费和激发居民自主性消费，双管齐下。应对消费结构升级的特点和趋势，促进产业投资的高端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约化、市场经济的有效化，从而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系统发展的理念出发，增强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对当前发展的热点问题比如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密切关注，有效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供给，加大政策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力度，降低国民的消费不确定预期。
3.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到优先发展的位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规划引导。研究表明，新兴产业将成为影响中国今后十年的产业发展方向（厉以宁，2009）。如何有针对性的推动新兴能源、新医药、新材料、新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等产业实现突破，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未来主要的增长动力，就必须下更大力气改善服务业的发展环境和明确发展的重心。从未来发展的整体战略的考虑，服务业的发展应分为三个重心：以服务生产为重心，集中在现代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系统等等产业；以提高国民生活质量为重心，集中发展现代旅游业、创意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的技术设备方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差异化竞争力。以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平台和降低能耗、资源环境和谐发展为导向来规划和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提高制约经济发展的交通、电力、水利、通信等公共系统的支撑能力，同时降低其能耗水平。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有利趋势，以城市群为中心优化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区域合理布局。
在经济增长动力的环境路径优化方面则要做好：（1）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积极调控好人力资源市场，消除各种阻碍农民工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建立以工作为导向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推动城镇化和发展小城市，吸引农民工落户成为真正的市民。（2）区域经济统一布局的优化。以产业结构调整与布局为主线优化区域经济布局，重视发掘各自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色，统一区域要素市场，通过不断缩小国内的区域差距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提升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3）优化农村经济环境。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以及农村科研方面的投入，优化农村经济的要素资源配置，保证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基础。（4）消费环境的优化。进一步整顿消费市场秩序，加强消费品的质量安全监管，培育信贷消费和绿色消费，让人们有能力消费、放心消费、健康消费。
参考文献：
[1]厉以宁.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向[N].经济参考报，2009-11-17.
[2]刘伟.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J].经济研究，2006，(1).
[3]吕冰洋，余丹林.中国梯度发展模式下经济效率的增进——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4]霍达，李芸珊，王建东.能源价格与国民经济成长[J].中国软科学，2009，(1).
[5]高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何以成为可能[J].探索与争鸣，2010，(1).
[6]王炜.产业生态集群创新及其政策选择[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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