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在前一天晚上写稿时就能收到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具体数值。”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记者说。第二天，在他所供职的报纸上，预测的数据通常与官方数据仅有细微的差别。而这也是为了掩人耳目、刻意调整的结果。
4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表示，谴责提前泄露还在保密期的数据的行为。“国家统计局正在按照相关的规定和程序进一步了解和处理这件事情。”他说。
几乎没有人把盛来运的表态当真，因为他在去年，甚至包括他的前任李晓超，面对屡屡泄密的经济数据，均发出过类似的声音。
但风暴确已来临。
10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两起泄露涉密经济数据案件查办情况，国家统计局官员孙振和央行官员伍超明均被定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和六年。
“谍影重重”的经济数据“泄密门”，有了初步结果。
风暴来袭
在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对媒体表示，将尽可能缩短统计数据产生到发布的间隔时间，尽可能缩小涉密范围，以全力确保统计数据不提前泄露。
经济数据在公布前流传到市场上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市场投资者和统计部门。实际上，一些国外机构会提前拿到数据，但并不公布，而路透社是一个例外。
在近两年中，路透社曾多次精确“预测”到中国CPI数据。历次报道中，路透社均使用了“消息人士”、“官方消息人士”、“官员”或“一位关键部门的中国政府官员”等语言来显示其数据来源。
外资机构“精准的预测能力”同样令市场侧目。2007年5月下旬，有关提高印花税的传闻由外国投资机构提前透露，精确到“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由1‰提高到3‰”。5月30日，财政部公布的印花税调整信息证实了这一传闻。
另一著名的“预测”案例发生在2008年8月。摩根大通经济学家在发给客户的报告中称，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考虑一项总金额为人民币2000亿元－4000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并可能于年底前放松货币政策。此后，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如期出台。
“投行在某些方面比摩萨德（以色列情报机构）还厉害，能拿到摩萨德拿不到的东西。”曾供职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说。
而今年4月15日，盛来运的警戒之语似乎并未被市场注意到。6月8日，路透社使用“路透最新调查显示”的消息来源，再次抢先发布我国经济数据——比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早了6天。
于是，风暴来袭。6月14日，盛来运证实，国家统计局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接受司法调查。6月20日，北京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张华伟表示，目前已对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数据泄密事件的五人进行立案侦查。
尽管检方当时并未通报上述五人的身份，但在多家媒体的报道里，原国家统计局办公室秘书室副主任孙振（副处级）与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金融史研究室副主任伍超明（副处级）已位列其中。
“公开的秘密”
中国统计的工作模式为层层汇总，逐级上报，汇报周期长，汇报单位多。而在各级规定中，秘密的控制范围却仅为“有关人员”，语焉不详。
事实上，不仅统计局内部工作人员能提前接触数据，需要提前“过目”数据的部门还包括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财政部等多个部委，另包括国家信息中心、财政部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具有政府背景的研究机构的学者。一旦发生泄密事件，需要追踪的环节既多且杂。
“中国的经济数据在正式发布前，会提前提供给相关的宏观经济部门。从数据的生产到发布环节，数据传递链条上的各个部门都可能是数据的泄密点。事实上，很多部门在数据正式发布之前就已经看到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透露。
如此多的环节以及宽松的监管制度，使得宏观经济数据在发布前已成“公开的秘密”。消息人士称，“不排除私下交易的存在。不过花钱买信息的获益者只是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是靠关系网，一些是无意识在公开演讲或者作报告时泄露的。”
这位消息人士还透露，“有个公开秘密，在券商、债市交易员之间，经济数据可以小范围共享，通过MSN或者电子邮件等。”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某些金融部委干部的饭局也是有价码的，在饭局上只是谈谈对宏观经济和市场的个人看法，一些司局级官员每次就有五位数收入，可谓“一饭胜万金”。
不过，如何厘清黑白界限，尚需良策。
一名官员便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如果有熟悉的朋友约下班后一起吃饭，随便谈谈对宏观经济的见解、讨论一下对资本市场的看法、聊聊对银行信贷增长的观点，就泄密了？“作为监管者，我们也不能生活在真空中”。
数据获利者
而10月对孙伍两人的判决，仅是泄密案的冰山一角。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在伍案中，中信建投证券、华泰联合证券、东方证券、财富证券、方正证券、工行某部门、光大永明人寿保险、金麦龙资产管理公司、甚至包括国内某重要研究机构，均牵涉其中。
国家保密局副局长杜永胜在发布会上表示，孙振、伍超明泄密案背后确实有利益驱动。有的通过和证券从业人员建立合作关系，利用证券机构从业人员指导其买卖股票、谋取利益；有的通过参加证券机构举办的一些活动，比如，讲座、恳谈会等等，获取高额的讲课费用。
虽然这些机构刺探数据的动机略有不同，但无疑都纠葛着数不清楚的利益。据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介绍，有的犯罪嫌疑人通过和证券从业人员“合作”，将涉密宏观经济数据泄露给证券从业人员，利用证券机构从业人员指导其买卖股票、牟取利益。
澳新银行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分析师透露，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对于经济数据相当敏感。尤其是CPI等经济数据，直接关系到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变化，如果提前得到经济数据，就创造了一个投机性交易的机会。
“数据可以告诉谁，告诉到哪一层面，把握什么度，没有严格的界定。其实对我们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来说，提前几天知道数据没有多大意义，也没有什么利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说，“但是对一些投行、券商，可以提高公司市场占有率，提高首席经济学家或分析师的声誉和排名。这个与分析师的工资、待遇、地位相关联。”（资料源自《财经》总第294期 《谁偷了经济数据》，作者胡剑龙 王延春 徐凯；《第一财经日报》第1923期 《“泄密门”的背后》，作者陆媛 汪时锋 谢雪琳；《经济参考报》第5720期《经济数据泄密背后：多家金融机构深陷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