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份依赖国外市场的忧思
当前，我国外贸依存度约为67％，而美、日等发达国家仅约25％左右；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于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内需拉动明显不足。经济结构失调的集中表现就是外需市场与内需市场的失调。近五年我国经济的增速在10％以上，但国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降低。2000年为62.4％，2003年为55.7％，2006年下降到50％以下。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国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则约为80％左右，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平均也在70％以上。眼下的严峻现状是：我国有400多种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700多种产品的出口量世界第一，产能过剩已相当严重。这次金融危机因为外需市场萎缩，导致越来越多的产品找不到出口销路，越来越多的出口企业倒闭，员工失业，我国外贸出口进一步萎缩已不可避免。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刚刚开始，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尚无法预测。据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对2008年中国500强企业的调查，有1／4左右的企业库存己高于正常水平；与年初相比，有43.9％的企业出口水平下降，有54％，07％的企业实际订货量减少。与此同时，许多投资于海外的中国企业已暴露出巨额亏损。已经暴露的有中投、中行、建行、工行、中国平安、中信泰富、中铁、中铁建、深南电、江西铜业等等。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向商业、工业的深度扩展和快速渗透，更多的涉外企业将“在劫难逃”。
二、不少领域被外资过深介入的忧思
据统计，在中国约30个主要行业中，被外资深度介入的已达20多个。截至2007年底，美国在华投资企业近6万个，实际投资近600亿美元。2006年，美资企业在中国国内市场销售额约800亿美元，利润总额约100亿美元。据中国美国商会调查，73％的美资企业认为其在华赢利，60％的企业在华利润增加，37％的企业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利润率。调查还显示，麦当劳在华开店约800家，平均每天卖掉约120万个汉堡包；肯德基在华开店近2000家，占全球的25％：可口可乐2006年在中国卖了11亿箱可乐，平均4个中国人喝3箱。中国饮料市场几乎80％的市场份额被外商过深介入，可口可乐兼并汇源公司的事例引起国人的高度关注，正在接受商务部的审批。最典型的事例是，1995年前我国还是大豆净出口国，而自90年代后，外国在中国投资收购食品油企业，全球6大巨头就有4家布局在中国沿海，由于它们掌握了大豆的压榨环节，大量进口美国大豆，致使国内大豆生产难以维继，国外大豆进口量占到70％，并完全控制了中国国内的食品油市场。更令人忧虑的是外商在肉类食品市场也在布局，高盛100％收购双汇集团后，现在又在国内抓紧投资养猪生产基地，外商是否又想控制中国国内的肉类食品市场?这很难说。值得重视的是，外资进入中国都有一个战略布局期，我国DVD产业快速崛起又快速死亡，就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我国目前在民航、汽车、电脑、手机和机械装备等行业里，许多核心技术专利仍在外商掌控之中，并按照它们预先设计的战略布局继续推进。
三、缺少掌控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的忧思
目前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诸多方面，尚未掌握真正核心的国际最前沿的技术。近几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速很快，2007年
，占我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接近30％，但在我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中，由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或由外商掌控核心技术的产品占到80％以上。今天如果时光倒流，回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对我们再来一次全面封锁与禁运，我国极可能出现以下景象：(一)许多民航机场将闲置，飞机将无法上天，因为大型民航飞机100％是购买或租赁的，即使现在使用的大型民航飞机，也因为没有维护配件难以正常飞行。(二)许多轿车厂将很快停产，因为发动机的电控系统、电控喷嘴、活塞环、ABS、安全气囊、自动变速箱和先进的节油技术、排放技术等，中国还要依靠进口。不是说上汽、一汽、二汽学会了集成创新吗?其实，我们的所谓“集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拼凑”的意思，如果封锁了，也就找不到“拼凑”或“集成”的基本元件。(三)绝大多数彩电等家电企业全军覆没。虽然我国彩电业年产已近9000万台，实际销量占全球销量的55％，但以往这些彩电却没有一颗中国芯。海信集团虽然推出了我国彩电业第一块视频媒体处理芯片，但在我国上亿台电子产品中，“中国芯”使用的比例还很小。(四)电脑、手机行业也将遭遇冰河期，因为电脑中的许多软件技术仍然受制于人，仅微软软件在我国许多行业中就拥有垄断地位。国产手机的最核心技术仍然依赖进口，别人在芯片或软件上如果预先设置“后门”，稍做手脚，就能够对手机实施远程遥控，可以自行开机、窃听、窃照，甚至对手机实施卫星定位。
四、拉动国内消费缺乏动力的忧思
拉动“内需消费”讲了近十年，一直都突破不了，而且国内的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这次中央政府投入4万亿元，有一部分民生工程的启动会给广大民众带来直接利益。但拉动内需的动力仍然不足，有人乐观断言中国将有十亿消费者被“刺激”跃起，恐怕并不现实。我们现在来摆一摆，算一算：(一)繁荣了多年的房地产，将要用今后几十年的内需来慢慢“疗养”。那些节衣缩食的房奴，在还清房贷前还有多大的购买力?虽说拉动内需急需要启动楼市，但房地产商死杠房市不降价，又要无购买力的老百姓如何启动?(二)不少白领的“高薪”又多被股市吸走。我国股市一年狂泄70％，被深度套牢的千万白领多年积蓄灰飞湮灭；而不法的既得利益者和大鳄们用一双双“看不见的手”，则通过A股市场高溢价发行所制造的新老大小非等“措施”，卷走惊人财富。(三)长期以来，农民一直无任何社会保障，基本上南北游走，到处“裸奔”：16大后农民虽然有了一些补贴和医疗保障，但被快速上涨的农资价格和医疗费用所抵消。农民虽然有了去城里打工淘金的自由，但十几年的血汗积累，却大都坠落进高校扩招后子女上学的窟窿。让农民去充当拉动内需的潜在动力，可行度有多大?(四)在富裕的人群中，包括一些热衷于飘洋过海的官员，还有一些明星和富人在内，不断地为移民国外“几欲先走”，加上一些官员搞“公费出国考察”、“公费出国旅游”等等，又使得内需变外需。(五)两极分化难以遏制，富翁和穷人都是“内需有限”。约占人口70％左右的“弱势群体”，本来就没有多少存款，升息和降息对他们都谈不是什么“刺激”；占人口大约5％的富有人群(据统计，中国超过一亿资产的富豪有3200多人)该消费的早都消费了，刺激不刺激对他们也没多大影响。处于二者中间的“中产阶级”，可能是中国的“消费主力”了。但是经过股市、房地产和昂贵子女教育(孩子毕业又失业)之后，他们还有多少闲钱一受“刺激”就跳起来去“开心消费，愉快购物”呢?……
五、投资工程中出现偏靶和腐败的忧思
对于救市极其关键的是数万亿钱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及怎样用好?笔者还是有以下的深切忧虑：(一)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过度公共投资挤压了公共福利的开支空间，在二次分配中又会不会没有缩小贫富分化，反而加大了分化?(二)基建工程的过度投资是否超过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需求?比如，高速公路上利用率已经很低，造成了事实上的资金、劳动力、原材料等的浪费与闲置，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三)基建工程的超常规投入造成了钢铁、水泥等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可能出现高增长，极可能使本已相当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当前西方各国纷纷建立低碳经济，它们一个国家往往只有两到三家钢铁企业，而中国的大中小钢铁、水泥企业遍地开花。(四)不少基础设施项目都是通过银行贷款，这极大占用了银行资金，挤压了其他行业的发展空间，使众多民营制造业资金链条更加紧张。(五)政府大规模投资往往要举借债款，那么日后会不会加重企业的税赋?经济学中“李嘉图一巴罗等价定理”，就指出政府借债投资最终是要偿还的，今天的国债其实就是明天的税赋。同时，特别揪心的是在大搞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决策失误和“豆腐渣”工程。比如，1998年那次扩需，政府用2000亿元投资基础设施，共上了72个项目。不成想，财政部与审计署半年后联检，发现竟有三分之一项目资金被挪用。朱总理在次年政府报告中痛心疾首地说：“财政债券资金是人民群众的血汗钱，一定要花好用好。”如此语重心长，可有些官员就是不听，最典型的“豆腐渣工程”是九江防洪工程，1999年一场不大的洪水就将它冲垮了。一直以来，就存在着“工程上马、干部落马”的现象，工程与腐败“难舍难分”。只要数一数全国有多少交通厅局长倒在高速公路建设工程中，就难以保证不再出现“干部落马”现象。
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毫无疑问首先要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树立信心，要坚信危机是可以战胜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我们对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要有深切的“问题意识”、“忧患意识”，必须要采取切实措施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诚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能不能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对我们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考验，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