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斯蒙第的经济伦理思想述评
一、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和方法应立足于人。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原则方面是亚当·斯密的信徒，但他在英国古典学派的方法、目的上对斯密学说进行了“修正”。英国古典学派所关心是财富怎样生产、流通和分配，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国民财富。西斯蒙第所关心的则是政府应该怎样指导和管理财富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以满足人的需要，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研究财富和国民享受的关系。他指责英国古典学派，说他们舍去人而谈财富，完全忽略了占有财富和应该享受财富的人。他说：“财富既然是人的一切物质享受的标志，我们就应该使它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1](P17)“他所创造的这一切，都应该用于满足他的需要或他的愿望”[1](P49)，他认为如果财富不能满足这种愿望或需要，则不能算为财富。
由此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对象应该是人，而不是财富，政府应该通过政治经济学使全体居民都能获得物质上的享受。因此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该给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财富的真正方法。他给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下了一个定义：“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P22)从而强调了政治经济学应当立足于人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一门道德科学，在理论上应研究为满足人的需要寻求道德依据。他指责李嘉图根本不考虑人的问题，而把无限制地增加财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因此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物质福利，它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幸福，所以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指导我们为人类谋福利的理论。西斯蒙第从人的需要和愿望出发，诉诸道德和感情，由此证明人的需要的首要地位。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应当从属于伦理学。
作为经济学家，在理论上，西斯蒙第是把人的情感需要放在显著地位的第一人，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研究是基于对人的关爱，他将主导经济学派所一贯忽视的某些事实，诸如人的情感需要提到显著地位。他的贡献在于他的伦理学说对经济理论的实现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他对人的重视和关爱，他的谆谆教诲和劝诫都引起以后致力于经济实践的各国政府、社会及团体的探讨和关注。事实证明，经济学不可能放弃它对伦理道德世界的探索，否则将加剧随着迷恋于物质财富的增大而带来的人的异化状况。
二、从社会生产的总过程来看，消费处于首要地位。西斯蒙第从人的需要出发来探讨社会生产过程，他指责李嘉图为生产而生产，而不是为消费而生产。为此，他从而把消费提到了首要地位，强调生产是为了消费。他指出“任何人起初都是生产自己要消费的东西；由于他了解自己的需要，便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安排自己的劳动。……而且每个人在生产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整个社会最迫切的要求，因为他的劳动果实就是为满足这种要求的。”[1](P63)在西斯蒙第看来，人首先是消费者，人仅仅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生产，消费决定生产，而决定消费的是消费基金即收入的多寡。“社会里的人应该使自己消费适合自己的收入”。[1](P63)收入的多少又决定于财富分配的多少。在这里他说：“劳动的需求是生产的动力，必须和供应消费的收入相适应。”[1](P634)西斯蒙第指出财富分配所得收入必须和人口的增减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否则，社会便陷入灾难之中。他反对无限度的生产，认为无限度生产是不平等不断发展不断加深的原因。无限度的生产严重侵犯了工人群众的身心健康，而劳动生产力无限生产的结果，只能是助长无所事事的富人们的穷奢极欲，从而扩大富人和穷人的贫富差距，这是不合理也不公正的。西斯蒙第指出“人是为了使人够休息而劳动的；……如果剥夺人的童年和老年的休息，如果剥夺短工夜间的休息时间而让他劳动，如果为争取生活资料的奔波被剥夺了参加宗教仪式的时间，那么，干这些事情的那只同时也必然洽富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平添新的享受，助长他们的懒惰，使他们能够吞噬新劳动所生产的一切产品。”[1](P231)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这种现象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他从工人群众的幸福、权利出发，指出了无限度生产所带来的危害。
“社会的财富只有当它能为每一个阶级造福，才是人们所期望的。……如果不考虑从事劳动的人，而只考虑那些应该享受的人，这种劳动就会变成可怕的灾难”。[1](P232)由此，西斯蒙第从对生产和消费的研究又转到了对生产和分配的研究。他认为无论个人或全社会的幸福，都不在于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在于所创造的财富的合理使用和公平分配。在他看来，分配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伦理问题。这个伦理问题的公平性在于分配应该在一切参加生产的人中进行合理分配，才使人们得到幸福。西斯蒙第驳诉了资本主义分配，认为这是不公平，是一切罪恶的原因。因此他寄希望于国家站在公正的立场予以人道主义的救助和干预，来医治资产阶级社会的重病。他说：“国家的利益决不是工厂主的利益，而是把生产所得的利益在一切参加生产的人中进行合理分配，国家的利益要求劳动所生产的国民收入，由各个阶级来分享。”[1](P226)西斯蒙第基于道义和同情，把贫困的工人群众看作国家福利事业救助的对象，希望通过国家政策来缩短贫富差距，铲除不公平、不正义现象滋生的根源。这都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位伦理学家的气质。
西斯蒙第把消费列为首位是不科学的，这完全颠倒了消费和生产的关系。在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个环节中，生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为需要提供对象，规定需要的方式，而且为需要提供物质。他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特点，只是以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和说教来描述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但西斯蒙第从人民群众的感情需要出发，看到了需求对生产的重要作用，从人本主义出发，强调人人都有追求利益和幸福的平等权利，强调每个阶级的人都有分配自己财富的权利，具有明确的平等观念，这同古典学派盲目地强调大机器生产作用而漠视人的状况的机械教条味是不同的。
三、西斯蒙第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抨击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和自由竞争。西斯蒙第的经济学是以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及消费先于生产为假设的。如果说产品是以收入来购买的，那么生产超过收入即生产超过消费，就必然造成危机。因此，危机是生产和消费失衡的矛盾表现，这一切都是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引起的扩大再生产造成的。而生产主要是由于机器的增多而进行的，随着大生产的发展，机器排挤工作，工资下降，城乡小生产者破产，而产品堆积如山，工人却无购买能力，食不果腹，处于悲惨的境地。看到这些灾难，关心贫民百姓生产的西斯蒙第不能不表示悲愤。他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大机器生产和技术进步。
但一般来说，西斯蒙第并不反对技术进步，他还是欢迎技术发明而指责落后和停滞不前的，他在指出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时说这是文化进步必不可免的结果，同时指出：“那么，能不能就断定说，凡是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发明都必定是对某些人有害的吗？因此正是通过这样的发明，社会才有进步，正是领先这样的发明，人类的劳动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才能很快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每一项提高人类劳动能力的技术发明都是有益的；但是，只有按它和消费的比例来应用才会有益。”[1](P211)西斯蒙第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分析了技术进步的“双刃剑”效应，仍然是立足人本身，去考虑到各个阶层人们的利益，并希望增进人类利益的普遍协调和共同进步。在他那个时代，大机器生产所造成的贫富悬殊，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来了深重的灾难，西斯蒙第无疑是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来看待这一切的，对无辜的人民群众的苦难表示了深深的同情。
而古典学派认为机器是有益的，它能提供廉价的商品，在某种程序上能够创造对劳动的需求，因此对大机器生产所造成的苦难，抱着镇定沉着的态度。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西斯蒙第更多的是站在社会伦理的角度，对人民群众的灾难表示深深的同情，并对大机器生产斥以人道主义的强烈抗议，他只是想阻止大机器生产所带来的苦难，并不反对社会进步，希望社会进步同人民的利益协调发展，这种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
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西斯蒙第对竞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对亚当·斯密等古典学派反对政府干预，鼓励自由竞争的主张提出了异议。认为追求廉价不但促使企业主在原料方面节省，而且也在人工方面节省。竞争促使妇女和儿童代替成年人挑起生产的担子。企业主不分白天黑夜强迫工人劳动，竞争损害了人类的生命力这种最宝贵的资本。如果廉价竞争是以摧残工人健康为代价，则竞争显然只产生害处而没有好处。公众的利益不仅在于促进物质财富的生产，而在于保持身体健康。西斯蒙第这个观点的正义性是无法否认的。他从全人类的利益出发，指出自由竞争使人们为保全自己，追求各自的利益相互伤害，最终违反全人类的利益。“每个人不顾别人的利益而只追求个人的利益。……于是最强有力的人就会得到自己所要得的利益，而弱者的利益将失去保障；……在这各种利益相互竞争的斗争，不合理的事几乎常常在邪气占上风的情况下得到社会力量的支持，……”[1](P243)
“个人利益常常促使它追求违反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归根结底可以说是违反全人类的利益。”[1](P243)在这里，他一语道破了人具有自利的本性，人是基于自利、自爱的本性来从事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的，肯定没有人为公众利益而作对自己有害的事，人既然有权享受幸福生产，他就有理由围绕利益而进行活动。在自由竞争的驱使下，势必引起人们为追求各自的利益而相互冲突，妨碍全人类道德的建立和发展。因此，西斯蒙第寄希望于政府采取措施，制止人们逐利过程中有害的盲目冲动，限制不正当竞争，并制定从业规则，建立合乎道德秩序，从而使整个社会更好地发展。西斯蒙第反对资本主义及其自由追逐个人利益的制度，但他也反对以团体利益代替个人利益的社会主义。他认为个人利益一定要保存，因为不要个人利益，商品生产就不能存在。
四、西斯蒙第站在伦理学的角度，肯定了良好道德对社会进步的作用。他说：“道德，即热爱秩序、节约、俭朴和正义，正如促进社会的幸福一样，对财富的增加也是有效的动力”。[1](P245)同时他指出：“这些道德几乎永远是由公共组织来培养的。宗教教育、政府和荣誉感，在改变人的本性。”[1](P245)他认为社会、政府应为良好道德的建立、培养付诸努力，通过道德教育和感召力量来改变人们的自私本性，从而使自利和利他相协调，这种社会道德在保障人们的幸福方面都会行之有效。西斯蒙第把道德信任引入商业流通的银行信贷关系中，认为良好的信贷关系的建立有助于节省交易费用，保持商业流通的正常运转，也有助于银行产业的发展。他说：“毫无疑问，发行银行券和供应流通的货币比较起来，是一个更为经济的手段。”[1](P335)“如果商品的流通不变，在商业丧失食用时要比它保有食用时有更多的现金才能使货币相应地流通。”[1](P343)如果以诚实、信任建立的信用制度一旦丧失，则一切契约都将不能履行，银行产业也将面临破产，因此，诚实、信任是契约建立的前提。西斯蒙第援引当时美国的例子：“美国人把建立银行和根据每个公民的信任发行银行券的权利看作是美国人的一份自由权”，[1](P334)“今天，美国人对他们的政府完全信任，美国非常迅速地繁荣起来……”在他看来良好的信贷关系是美国繁荣的基础和保证。但是由于在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完善，良好的信贷关系的建立和保持没有成熟的保障条件，美国有时也会因之引起大量破产现象。因此，西斯蒙第把这种信贷关系，称为“一种不合理的企业精神。”[1](P336)认为它就“安全、正常和道义而言，这是非常拙劣的手段”。[1](P335)从理论来说，西斯蒙第非常支持以“诚实、信任、安全、公平”为基础建立的信贷关系。当跨入21世纪的社会学者在津津乐道地讨论信任、公平等伦理道德观念在经济交易中的价值问题时，早在二百年前的西斯蒙第已经以独特的眼光研究了信任等伦理道德观念的经济价值。
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及其制度的批判，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所谓道德、良心来代替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分析，以浪漫、伤感的笔调来描绘他一心向往的理想社会，这一方面源于他所处那个时代、阶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蕴含在他心底里对劳动人民的深深的同情及其滋长的人道主义的力量，这使他的伦理道德的精神超过了对经济现状的描述和分析。他重视人本身，重视人人都有追求幸福、满足享乐的权利和平等性，提倡人的地位、尊严的平等，他把诸如诚信、守法、公平、正义等道德观念带入经济理论的分析中，强调它们对经济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作用。他关爱全人类的利益，希望借助国家的力量把贫穷的劳动群众纳入公共慈善事业，尽力缩小贫富差距，推动整个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完成最终满足每个人的幸福生活的宏伟大业，为此他提出一系列改良计划，使他的经济理论充满人道主义色彩。虽然他的理论带有空想成份。但是，人道主义的实现本身就具有超越现实的理想性，这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探索和努力的过程，正是西斯蒙第对实现人道主义理想的执着与热情，才引起更多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探讨！
【参考文献】
[1]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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