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小说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库尔特·安德森（Kurt Andersen）发表文章《自由的下滑》（The Downside of Liberty）。文章称，美国社会在“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之间常发生混淆，而“利己主义”已上升至国家层面，并对国家政治、经济决策产生影响。7月14日，《纽约时报》开设了题为“美国人自私吗”的对话专栏，来自文学界、新闻界、管理学界和法学界的多学科学者共同对美国社会“个人主义”演变至“利己主义”过程中暴露出的社会发展弊端进行了反思，并讨论了“个人主义”的成因。

个人主义≠利己主义

著有《自私的政治》一书的美国作家保罗·内文斯（Paul Nevins）针对最近美国社会盛行的反对金融市场监管、要求富人增税等呼声，表示美国的“利己主义”导致公共政策难以落实，“社会分配不均是症结所在”。

在美国社会中，诸如“为什么他们享受的福利比我多？”、“为什么我缴纳的税款用以帮助那些比我还富有的人？”等抱怨声屡见不鲜。针对这种现象，不少评论家认为，抱有如此心态的美国人不能从国家的集体利益出发，且已将“个人主义”极端化为“利己主义”。对此，内文斯提出质疑，“美国社会无法满足绝大多数个体需求，政府不能平衡管理职能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又怎能苛求美国人牺牲个人利益而推崇公共美德呢？”

在美国的富人们努力使其利益合法化、制度化的同时，穷人们在抗议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维持生计和获得平等权利的诉求却被定义成为不顾国家集体利益的“利己主义”。显然，“个人主义”并不能与有损社会公德的“利己主义”画等号。虽然早在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就曾评论道：“极端‘个人主义’会腐蚀美国社会公共美德。”但在美国法学专家兰德尔·皮奇（Randall J. Peach）看来，美国人在个人诉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还是保有公共美德的。当下，美国公民对医疗改革的积极推动和社会安全网络建立的大力支持都体现了国民意愿在推动国家利益的实现。内文斯认为，如果国家能妥善解决社会分配不均的问题，那么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就将有可能发挥积极作用，促使个人力量凝成一股推进集体、社会、国家进步的助推力。

媒体过度宣传致公民从“我”出发

美国网际网络控制架构系统公司总裁塔尔·兹罗特尼茨奇（Tal J. Zlotnitsky）对媒体就“民主”和“平等”的过度宣扬深有体会。他说：“堪称‘24小时媒体’的美国社会宣传系统无时无刻不在向美国人灌输追求平等、自由、民主的理念，导致美国人凡事从‘我’出发。当个人利益稍受威胁时，便会演变为示威、游行甚至暴力活动。”美国范德堡大学管理学教授布鲁斯·巴里（Bruce Barry）将美国媒体比作“无形的手”，将人们拉至崇尚平等、自由的阵营，使美国人沉浸在精神的“自我满足”中。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1814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将“自我满足”定义为道德的“对手”。巴里表示，从“镀金时代”（Gilded Age）到“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媒体将这些鼓励自由竞争、释放自我的时代特征深深刻在美国人的思想中。

“个人主义”在履行公民义务时发挥作用

城市化的推进给美国社会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滋长了人情冷漠、群体分散、个体孤立等负面因素。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普特曼（Robert Putnam）在2000年出版的畅销书《孤独保龄球：美国社区的瓦解与复兴》中说，随着美国社会个人财富的不断积累，大量追求市郊安逸生活的美国人选择迁离城市的拥挤公寓，住进郊区的别墅洋房，导致一系列新社会问题的出现：人们往返于城郊间的时间替代了从事社区活动和邻里交流的时间；独门独院的孤立感逐渐演变为美国家庭生活习惯。因此，一方面，从前以家庭为单位的城市社区分崩离析，另一方面，公民推进社会前进的主动意识、担负社会义务的使命感淡化了。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对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私有财富过溢和公共道德败坏”的现象感到惋惜，内文斯认为，时隔60多年，今天美国社会这一现象仍未有好转，且在城市人口向市郊的大量迁移中有所加剧。他说，“美国人情的孤立与冷漠是财富积累所付出的代价，而当前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全美国的道德意识和集体观念再次唤起，‘个人主义’在公民义务的履行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这一角度出发，金融危机的到来对国民心态的纠正和美国社会的团结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