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池莉的作品是以对世俗人生的深切存眷和“原生态”的展示为读者所熟知的。她的“人生三部曲”系列作品(《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以这个系列作品为中心,池莉在这期间的创作,构造了一种注重当下体验的人生模式。这种人生模式的特点,是将现世生活的一切甜酸苦辣、喜怒哀乐,都看作是世俗人生的一些无法回避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和基本内容,从中去体验人生的意味,了悟人生的真谛。这种人生模式打破了长期以来由众多的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营造的关于精美人生和理想生活的心造幻影,使人们能够越发真切地直面现世生活,越发执著地眷恋实际人生。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执著,也因此而不但仅在于它的“精美”和“理想”,同时也在于包罗那些并不“精美”和“理想”的部分在内的全部人生内容和构成要素。以这种见解来看待人生无疑不是让人消极遁世,而是让人积极入世,只不过这种入世不是让人们去孜孜以求地谋取富贵荣华,而是让人们去体验人生的全部丰富和复杂,以便通过这种人生体验,在丰富复杂的人生旅程中安顿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精神得到安慰和升华。
在“新写实”的浪潮过去之后,池莉的创作发生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涉及到题材的转移、主题的调整,以致叙事手法和叙事风格的变异等诸多方面,但作为池莉的创作的全部哲学支撑,即她对于社会人生的理解和由此所派生的对于社会人生的一些基本的见解和见解,却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池莉所认定的这种社会人生哲学,在她的“人生”系列的“新写实”作品中,主要是表现为一种“知足”、“能忍”和“顺乎自然”的人生态度。根据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说法,这种人生态度是属于道家哲学范畴的一种“获取相对幸福”的人生哲学。冯先生以为,道家哲学尤其是它的创始人之一庄子把世间的幸福气为绝对的和相对的两种,能够自由地发展我们的“自然本性”,充分地发挥我们的“自然本领”,我们就能得到“相对的幸福”。在这个基础上假如我们能够进一步超越事物的相对性区别,达到一种物我同一的境界,我们就能得到“绝对的幸福”。池莉的某些作品和她的作品中的某些情节虽然也有某种超越相对性范围获取“绝对的幸福”的趋势,但就总体而言,她的作品中的人生哲学模式,还是趋向于在实际人生中让她的人物通过世俗生活的体验去获取“相对的幸福”。
大概池莉的这种人生哲学最初并非源于某种与道家思想有关的书本知识,而是个人的一种铭肌镂骨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因而在上述作品中,这种人生哲学就主要是通过一些广泛的人生经历(比方恋爱、完婚、授室、生子和日常生活等等)宣
众所周知,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引发了很多亘古未有的社会人生问题。文学对这些社会人生问题的回应,有各种不同的表现,顺乎这种潮流者,多让他笔下的人物追逐物质和金钱的成功,努力塑造这个商业化期间的弄潮儿,使之达于人生辉煌的极点。对这种商业化的潮流有所反拨者,则让他笔下的人物沉醉于昔日的理想和形而上的寻求之中,以重建过去期间的人文精神来抗拒现世的物质化潮流。这两种倾向好像都走了各自的极端,池莉的近期创作则如她所奉行的人生哲学,所取的是一条中心路线。这种中心路线既不让她笔下的人物远离人间烟火,在超然物外的精神世界中讨生活,又不让她笔下的人物过分沉溺于欲潮商海,在物质的世界中实现人生的极乐。她既让她笔下的人物不失时机地捉住市场经济和商品大潮的机会,满足各式百般的人生欲望,又不失时机地把她笔下的人物从无限升腾的欲望之巅拽落下来,使他扎扎实实地回到实际的地面。在升腾与坠落之间,她让她笔下的人物获取的是一种极为有限的“相对幸福”。这种“获取相对幸福”的方法大概已经偏离了道家哲学的原义,但却是这种人生哲学在池莉笔下的一种现代变体。池莉的近期创作正是以这种人生哲学的变体回应当下社会的诸多人生问题,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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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池莉的近期创作,主要是指她近二三年来的一些中短篇作品,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中篇新作,如《你以为你是谁》、《化蛹为蝶》、《半夜起舞》、《来来往往》等。与前此阶段的作品在艺术处理上故意淡化或不刻意强调背景因素(前者如《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后者如《烦恼人生》)不同,这些作品却一无破例地都有一个非常确定的期间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当今期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发展商品经济的滚滚大潮。比方《你以为你是谁》的背景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济转轨,《化蛹为蝶》和《半夜起舞》、《来来往往》的总体背景又显然是商品大潮和市场经济所构造的特定环境。确立这样的背景,让她笔下的人物置身于这种确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显然不是像刘醒龙和“河北三驾马车”那样,意在揭示城乡经济转轨和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抵牾与问题,而是以这种确定的期间背景和社会环境作为她笔下人物生活和活动的世俗舞台,同时也将世俗生活具体化为充斥于我们这个期间和城乡社会的种种欲望与勾引,让她笔下的人物在其中载沉载浮,演尽人生的各种悲欢聚散,遍尝世间的万般喜怒哀乐,以此来显示她的人生哲学应对环境的特别效用和力量。
就寻求个人幸福而言,池莉近作中的人物尤其是其中的主要人物,无疑都充满着饱胀的人生欲望,《你以为你是谁》中的工人陆武桥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不惜停薪留职承包居委会的餐馆;《化蛹为蝶》中的孤儿小丁捉住一个偶然的人生机会,驰骋商海;《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半夜起舞》中的王建都城是机关干部,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毅然决然下海做生意。凡此种种,全部这些人生欲望,无疑都是这个改革开放的期间尤其是发展商品和建设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激发出来的。设若没有这样的社会环境,这些人物即使有再猛烈的寻求人生幸福的欲望,也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内涵冲动。现在,新的期间环境把这种内涵的冲动变成了实际,这正是庄子的哲学中所讲的“获取相对幸福”不能不依凭的前提和条件,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庄子也讲过列子御风而行的故事),没有期间环境这个最大的“凭借”,寻求人生幸福的欲望是不可能升腾起来的。池莉的作品充分地显示了人与环境的这种依凭关系,一方面让期间给她的人物提供充足的活动条件,另一方面同时也让她的人物在这种条件下,尽可能地去做他所爱做的和所能做的,尽可能地去发挥他的“自然本性”、发展他的“自然本领”。当他们真正做了他们所爱做的,做到了他们所能做的,他们也就成了一个“幸福之人”。而且,在这些作品中,池莉也确实让她的人物在各自
的人生寻求中,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他们各自寻求的人生目标,尤其是在金钱和爱情这两个属于我们这个充满物欲的期间的幸福的徽记的人生领域,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各自的成功。陆武桥不但通过承包餐馆挣得了一份可观的产业,而且还赢得了一个女博士生的爱情;孤儿小丁不但在商场上成为巨富,而且在情场上也喜得知音;康伟业虽然在事业成功之后的个人情感方面一再受挫,但毕竟也经历过包罗他的婚姻在内的几度爱情的甜蜜。凡此种种,正是通过肯定这些人物的人生寻求及其在事业和爱情方面所得到的成功,池莉充分地肯定了我们这个充满物欲的期间的世俗生活,以及人们对于世俗的生活幸福的积极寻求。正由于如此,所以池莉的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充满着一种勃勃生气,池莉的这些作品中的生活总是充满着一种诱人的色泽。与那种在物质文明尚未发达的期间就高张反物质的大旗,在人生的欲望尚未来得及展开的期间就开始克制人生的欲望的作品相比,池莉的这些作品确实更具实际意义。
这虽然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既然都是一些活生生的感性存在,既然他们都要凭借一定的期间条件才华得到个人的幸福,因而他们也就不能不受自身的存在和期间条件的限定和制约,他们因而也就不可能把这种获取个人幸福的寻求和已经得到的个人幸福发挥到极端状态。这也就是池莉的这些作品为何始终不让她笔下的人物到达一种极乐境界的主要原因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池莉所给予她笔下的人物的又始终是一种有限定的或受制约的“相对的幸福”。这种限定或制约的因素,在她的这些作品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对象性的限定和制约。比方《你以为你是谁》中的陆武桥与女博士生宜欣的最后分手,主要是由于宜欣有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寻求,这其中虽然也有某种文化背景的因素在起作用,总之是由于对象的原因使主人公的幸福受到限定和制约,不能发展到极致,得到最大的满足。在《来来往往》中康伟业与自己的恋人林珠的爱情关系的破裂,大体也是如此。其二是自身的限定和制约。比方《半夜起舞》中的王开国在即将下海做生意之时,本来存在着一种新的发展前景和可能性,只是由于他的经验不足和过于书生气的原因,才导致吃亏上当。事实上,在第一种情况下,全部对象性的限定和制约也都是由于主人公自身存在着某种范围才会在他身上发生作用。其三是某种社会历史因素的限定和制约。比方陆武桥就是由于有众多的家庭成员退休或下岗在家而背负着沉重的家庭重担,无法把他的责任和义务发挥到极致,使他真正成为众多家庭成员心目中的救世好汉。康伟业则是由于在自己的恋爱和婚姻史上曾担当惠于老婆段莉娜的家庭,才无法摆脱段莉娜的控制与林珠自由联合。包罗王开国在与港商来往中的上当上当,也与社会历史情况的复杂不无关系。除了这些方面的因素之外,也有如《化蛹为蝶》中的孤儿小丁,主要地不是由于自身和外在条件的限定与制约,而是通过自我对人生道路的反省和思考,才幡然省悟,在事业和爱情的峰巅激流勇退,清心寡欲,回归自然,进入人生的化境。无论何种情况,这些描写都表明,“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定的存在物”(马克思语),因此,人也就不可能无限定地发展他的欲望,也就不可能超越他的环境和对象(包罗他自身的条件和本领)的限定和制约,将他的人生寻求发挥到极端状态。因此,人在实际世界中所能得到的,也就永久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幸福”。池莉的近作真实地描写了人在现实中的这种存在状态,因而具有重要的人生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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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写实”阶段的“人生”系列小说营造注重当下体验的人生模式,到近期创作营造在升腾与坠落之间的人生模式,这其间虽然有很多一脉相承之处,但无疑也有很多发展和变化。就这种从本质上说是属于获取“相对幸福”的人生哲学的一些基本方面而言,池莉在“新写实”阶段的“人生”系列小说更倾向于强调人的实际存在的受动性,因而她笔下的主人公更倾向于接受这种受动性的制约和限定,甘于负担和忍受生活的重压与抵牾,《烦恼人生》中印家厚的知足能忍,随遇而安,就是典型的例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虽然由于这种受动性的制约和限定,不能充分地发展自己的“自然本性”、发挥自己的“自然本领”,做他们所爱做的和所能做的事情,但却能在受动的人生中通过自我体验去求得一种心理上的顺应宁静衡。他们因而常常表现出一种雷同于儒家所说的“怨而不怒”的处于中和状态的性格特征。八十年代后期的池莉就是以这种注重当下体验的人生模式,为在充满抵牾的困境中生存的印家厚们找到了一种重要的精神支撑。
相对而言,池莉的近期创作无疑更重视表现人作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马克思语)的本质特征,更重视描写人在实际生存中的积极能动的生活寻求。他笔下的人物也因此而一改印家厚们的知足能忍、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表现出一种不知满足、不安现状的拼搏和进取精神。在他们身上,印家厚们的“怨而不怒”的中和性格已经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发扬蹈厉的棱角和锋芒。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于像印家厚们那样仅仅依赖自我体验去得到对幸福的心理感受,而是要实际地捉住幸福的每一个真实的瞬间,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欲望最大限度地得到实际的满足。这些人物往往有很强的内涵冲动,又常常显得野心勃勃和信心十足,他们不怕困难,敢于冒险,在金钱和美色方面都能够得到实际的成功,他们因此显得志得意满、自鸣得意,他们是天之骄子、是生活的强者,在实际中总是人们追慕和艳羡的对象。毫无疑问,这样的人物正是我们这个发展商品经济、追逐物质实利的期间的产物。在这些人物身上,池莉不再像描写印家厚们那样,把他们的人生欲望压抑到最低限度,而是相反,让他们张大他们的人生欲望,发展他们的“自然本性”,发挥他们的“自然本领”,尽可能地使他们的欲望得到实际的满足。在这里,人的受动性,只是池莉为她的人物设置的一个终极限度。这个终极限度也是一种道德和价值的标尺。她决不答应她的人物逾越这样的限度,一旦她的人物有逾越这种限度的倾向,她就要为他制造种种麻烦和障碍,让他接受生活的处罚或对自己的行为反躬自省。正由于有这个终极限度存在,池莉的近刁难当今期间过分膨胀的物欲,也因此而有一种比较苏醒的批驳意识。
我个人以为,在道家人生哲学中,接受受动性的限定,知足能忍、安贫乐道是一种“顺乎自然”的表现,所以印家厚们能得到“相对的幸福”,不失为“幸福之人”。同样,发挥能动性的精神,使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然本领”得到充分的发展,也是一种“顺乎自然”的表现,所以池莉近作中的人物也能得到“相对的幸福”,也不失为“幸福之人”。二者都是“顺乎自然”的表现,都属于道家人生哲学的范畴。只不过一者是外在的“自然”,一者是内涵的“自然”,二者都不可违拗,二者都应当顺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池莉在“新写实”阶段的“人生”系列小说所描写的无疑是属于前一种意义上的人生模式,她的近期创作中所描写的人生模式则属于后者。这在池莉的见解中,大概只是从一种人生哲学的一面转到了另一面,但从中却折射了期间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因而是有其确定的社会历史内涵的。
正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哲学模式都讲求“顺乎自然”,因而在实践中也就不能不以“自然”为度。外在的力量压抑和
扭曲人的自然本性,虽然是一种违反“自然”的表现,内涵的欲望无节制的过分张扬,同样也要破暴徒的自然本性,也是一种违反“自然”的表现。因此二者都要加以调节和限定。池莉在“新写实”阶段的“人生”系列小说虽然没有涉及雷同于“伤痕/反思”文学那样的抵抗外力的社会主题,但却以“烦恼人生”的命题对长期存在的一种人为编造(主要是在文学和哲学中)的“精美”或“理想”的人生模式提出了挑战和质疑。须知,“人为”在道家哲学中无论是表现为外在的强力还是表现为广泛的理念,都是一种违反“自然”的表现,都不符合“自然”的本义。在近期创作中,池莉同样主张回归“自然”的本义,但不是通过破除“人为”的理念,而是通过节制过分的欲望。这种欲望既包罗一般意义上的物欲,也包罗因物欲的满足而带来的极度的精神扩张。对这两种意义上过分张扬的人生欲望,池莉的近作都取一种节制的态度,前者具体表现为“化蛹为蝶”的象征,意指在物欲的满足之后的精神超越和蜕变。后者则具体表现为“你以为你是谁”的命题,意指即使你得到了物欲的满足,也不即是你就可以君临一切人生领域。在一个发展商品经济、追逐物质实利的期间,池莉的近作所构造的人生模式既不倾轧世俗的生活寻求和享受,又主张对人生的欲望有所节制和超越,以这样的人生哲学往返应当今社会,无疑具有一种警醒世道人心的作用和意义。
关于人生和小说,池莉曾说:“一个人就和一颗星辰一样,他有自己的位置。他只能有一个位置。由于他就是一个人。他在自己的位置上,在自己的命运里,经历着他个人的经历,他的视角,他的感觉,他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变化只能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渐渐成熟和强大意义上的变化。那么他的小说与他个人的变化是一致的。他可以在他的表达范畴里写得更深入更深刻更广阔更厚重,却不可能有全新的本质上变化。”(《虚幻的台阶和穿越的失落关于小说的漫想与漫记》)从八十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到近期创作,池莉对一种人生模式的探究,大体上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书写过程。这个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池莉的小说“渐渐成熟和强大”的过程。池莉确信“重复与回旋形成风格”(同上),而风格的形成是一个作家的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有鉴于此,我们完全有来由相信,近期创作是池莉的小说艺术发展的又一轮螺旋式上升中的“重复与回旋”的标志。
“我总相信好小说是在重复中在回旋中诞生的”(同上),我们没有来由不相信池莉的“如是说”,因此也就没有来由不把池莉的“如是说”作为对她的创作的下一轮“重复与回旋”将要取得的新的艺术成绩的一种殷勤的祝福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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