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小说一如既往地显性揭露着现代女性真实而又残酷的生存处境,但另一方面它也隐含着一种异样的非常精妙的声音:张爱玲已然洞察出男权中心文化对男性地位的权威所设定的那个"稳妥"的世界的苍白虚弱甚或崩溃,这类似于西方女性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双声话语"策略,由此即可窥见张爱玲作为现代女性作家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男性中心文化的权威意识的独具一格的叛逆与挑战方式。
　　女作家张爱玲的小说是通过男主人公振保的视角来进行叙述的,两个女主人公娇蕊和烟鹂也按照这一男性视角来刻画。在这一男性视角中,娇蕊和烟鹂分别代表了"热烈"与"圣洁"这两种不同生命意识的女性形象,这也正是男性生命期待里的两种不同的心理体验。
　　"热烈"的娇蕊是振保的"红玫瑰",而"圣洁"的烟鹂则是他的"白玫瑰"。在女性主义批评者看来,男性对女性有着两种不真实的形象刻画:天使与妖妇,这两种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妇女形象并不相符,而只是反映了男性作家的性别偏见和置妇女于从属地位的愿望",但这正暗合了振保"红玫瑰与白玫瑰"之譬喻。
　　小说中张爱玲并没有遵从常规逻辑去描写女性形象,而是采取了男性的叙述视角,展示了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期待、规范和诱导,刻画了女性是如何自觉地按照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期待、规范和诱导来重新言说自己、重新塑造自己,表现了"女性文本对男性主宰文化不得已的模仿和利用",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在揭露女性现实处境的这一"表面的主宰故事背后,将女性的独特经验和象征隐蔽于字里行间,在表面的情节之下敷设另一条情节的暗线许多创作事实已经表明:"妇女作家在男性霸权文化之中深感身份焦虑,她们试图自我表现,但在无意识中却时时感受到男性权威的威慑,她们不得不在被压抑和反压抑中寻求自身的存在。
　　因此,在西方19世纪的妇女创作运用了一种微妙而复杂的策略,她们在作品中表现出'双声话语',既体现着主宰社会的声音,又体现着属于自己的声音,或者说在表面显性声音中隐含了异样的声音。"在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张爱玲这种"双声话语"写作策略的效应。
　　这一创作意图在小说中通过娇蕊和烟鹂各自出轨的情节展开,最终在振保身上实现。振保所代表的男性的权威地位和由男性建立的生存秩序遭受了双重的打击,产生了巨大的动荡,他坐不稳"主人"的位置,终于也随着这个疯狂而扭曲的世界一起堕落。
　　天使与妖妇娇蕊以妖妇形象出场,初一见面就激发了振保充满情欲的遐想。她热情大方,大咧咧的爽朗性子,又杂糅几分小女人的稚气娇媚,有着适可而止的可爱与任性,还有着恰到好处的聪慧与自知之明。
　　娇蕊在伦敦上过大学,外国开放的风气是她成为"妖妇"除性格之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她身上,我们已经能看到新式女性的端倪。她接受过新的思想,学生期间曾作为代表同士洪一起出席过学生会的会议。
　　"女人有改变主张的权利"、"我不怕同一个绅士单独在一起的!"(文中涉及的小说的原文均引自于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第二卷)之类的话语作为自己周旋的暗器。总而言之,娇蕊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女性。
　　有学者对娇蕊这一类女性有着十分精辟的分析:"正如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乃是二位一体一样,中国都市生活中的太太阶级也无非是这两种生活方式叠合处的社会团体。对于这一团体,生活方式本质上并无变化,她们是被养活的。但生活目的却有所改变,就婚姻目的而言,她们仍守着讲求明媒正娶、门当户对的旧道,而就婚后的职责而言,她们却已不再克守旧式的媳、妻的'妇道'。
　　她们兼容并蓄的是两种生活方式中最富于寄生性的特点。"而且这些太太们"集中体现着封建和资本主义两种文化,两种意识形态中最易灌输的部分,那些最消极最堕落的糟粕。"[2]85娇蕊在伦敦念大学不过是家里为她嫁个好人家镀的一层金,终极目标仍然是嫁人。然而,她却不再把传统女性所恪守的"妇德"与"妇道"放在眼里,婚后过着寄生虫的生活,还偷情偷得大胆放浪。娇蕊就像一具有着妖娆艳丽的外表的腐尸,过着最消极最堕落最荒淫的生活。
　　烟鹂则是另外一幅景象。烟鹂给人第一印象就是"笼统的白"。家道中落之前,也是殷实的商家出身,与振保门当户对。尽管也上过大学,在校期间她还"勤恳地查生字,背表格,黑板上有字必抄,然而中间总像是隔了一层白的膜"。新式思想和知识经过她那里,犹如石沉大海,完全激不起一点音信。她就像画里走出来的古代闺阁中的女子,贞静而幽悒。
　　这一类的女性,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妇女烫了卷发、穿上呢子大衣和高跟鞋,改头换面之后的精神延续,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男性悄悄转换、延续传统男权文化观念而设定的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与西方文学中的天使型女性如出一辙。她们都是"'高尚淑女'和'家庭天使',她们是一切,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但惟独不是她们自己"。她们无知无识,她们生存的意义仅仅在于成为男人的附庸,延续后代的工具,家庭完整的象征。
　　她们无条件的爱着她们的男人,无论这些男性值得爱还是不值得爱,她们都只会忘我地去爱。而这种无条件的爱,正是男性自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自慰品。烟鹂同样以这样的方式爱着振保,在她看来,这种爱都不需要理由,"不为别的,就因为在许多人之中指定了这一个男人是她的。"振保对她来说就是天,家里无论什么事,她总要说先问问振保看。
　　她照例也是要在亲戚朋友面前为振保一遍一遍的说着好话,唯恐他人不知振保在外工作的辛苦与不易。
　　她是一个完完全全旧式的女人,且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还失去了旧式女人的那点"精髓味道",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她努力扮演着从旧式女人那里学来的她以为作为一个贤惠妻子应当有的一切模样,却又因为愚昧与迟钝,这种扮演产生了东施效颦的效果,逐渐让振保和周围一切的人都心生厌恶、躲闪不及。
　　出轨·嬗变在这样两个迥异的女主人公身上发生了一件相同的事情-出轨,戏剧性地将两个人最初的形象一一打破。王娇蕊作为他人的妻,振保是她的出轨对象。而作为振保之妻的烟鹂则将他置于"被出轨"的境地。"双声话语"策略就是随着小说这两个情节的先后铺陈与交织而暗渡陈仓。
　　在王娇蕊这里,出轨倒不是什么新鲜事,却一直都是为了寻欢作乐,打发时间,排遣空虚。振保在意识到娇蕊对他的诱惑后,做贼心虚一般的对娇蕊避而远之。
　　这种戒心激发了娇蕊偏想得到的任性,振保呢,自然被这种任性打动,终究是难逃自己内心欲望的驱使和娇蕊"婴儿的头脑与成熟的妇人的美"两相结合的诱惑。娇蕊动了情,将她的那套"公寓房子"腾空成振保独自一人享有的"单幢"。
　　她爱上了振保,一度想"改过自新",重新变成一个世俗眼中的好女人,一个家庭天使。这就向我们昭示了现代女性为了爱情不得不低头时的一种无从选择的选择,她按照父权制给女性所灌输的思想,自觉的认为自己必须改变原有的"恶习"来适应男性的现实需要和要求:爱他,就应该嫁给他,从属于他,成为他所期望的那种妇人。振保住院时娇蕊"留在这里做看护妇的工作,递茶递水,递溺盆",还卑微的对振保说:"你别怕……""我都改了……""我决不连累你的",全然丧失了她最开始那种养尊处优的骄纵姿态,"妇德"、"妇道"在她思想中重新抬头,回归"原位"。她"痛改前非"似的将原有的那份散漫和自由放弃掉,想要躬身就范道德给她的约束和禁锢。然而可悲的是振保对此却无心也无胆承担。娇蕊可谓输得一败涂地,四面楚歌。
　　可是张爱玲的叙述并未就此而止,她想要揭露的还不仅仅在于女性的命若寒蝉。经过这一次惊涛骇浪,数年之后他们相遇,她已经再婚。遇到振保的时候正是带着孩子去看牙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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