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先生所著的《问题与方法一中国今世文学史研究讲稿》,试图梳理五十年来中国今世文学的发展脉络和追踪社会思潮的变迁轨迹,但这种宏观的研究理路并没有失之空泛,由于洪先生的论述始终自觉地出入于“文里文外”,鸟瞰的视角总是与具体的问题相干联。在当前鱼目混珠、众口纷纭的情景中,作者没有刻意寻求时髦的花样,即使以为“文学史有时是多么乏味,多么没故意思”,他也始终坚持被传统学人视为安居乐业的“史的研究”,注重史料又不拘泥于史料,而且由于行文中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使然,他对文学史的阐释主体和阐释对象都持有猛烈的质疑态度。洪先生的坚守和审慎无疑为当前暴躁的学术研究带来一股沉稳浑厚之气。承袭“董狐直笔”传统的史家精神不是率意而行的“颠倒黑白”,洪先生讲求材料运用的实际背景,而且坚持“论从史出”、“以史证论”的治学态度。他以为“在文学史研究中,总会发生一部分‘事实’被不停觉察,同时另一部分‘事实’被不停掩埋的情形。历史的‘事实’,是处在一个不停彰显、遮蔽、变易的运动之中”。任何历史都不是沉默的故纸堆,对于其内容的发掘、修缮与考证,总是影响着史家的判断和立论。洪先生这种严谨而缜密的研究思维,无形中建构着中国今世文学的“学术规范”(虽然所谓“学术规范”仍然是～个未竟的话题):将中国今世文学回归到其初始的社会情景中进行研究。而这对于中国今世文学研究来说,既是“问题”也是“方法”。
我们不禁会问,洪子诚先生“古董式”的研究态度是否会因禁闭而拒绝接受新思路和新方法呢?洪子诚先生常常自言跟不上期间潮流,但并非言其不去存眷中国今世文学研究的现状。相反,他总是积极地介入,由于没有介入便会失去为“文学史”说话的资格。但他拒绝共唱“同一首歌”,他以为“在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问题上,需要反省的不是报恩之类的问题,而是批评家的独立性的问题”。
对于中国今世文学史的研究,文学史家必须要直面的首要问题是,怎样界定中国今世文学史的起始时间和研究幅度。我们曾经一度以“政治”历史的分期作为文学史的分期,因此,凡是今世文学史大都从1949年开国讲起。但洪子诚先生却别出心裁,将“今世文学史”的起始时间上推到开国前的几年,这不但是物理性时间的上溯,更彰显着研究者理路的创新。“‘今世文学’不但仅指一个简单的时间段落,而且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态,今世文学史的研究,更应该存眷它的‘自身的’文学形态的问题。”今世文学作为审美形态,它并非随着“开国”这一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而突兀地生成,20世纪40年代的宏观社会背景更为清晰地描述了今世文学内涵形态转化的线索。那么,洪子诚先生将今世文学发生时间予以上溯,就意味着40年代的文学思潮、文化想象和作家文本已经成为今世文学形态的萌芽阶段,而并非仅仅简单地为开国后的文学创作提供某种可能性。在40年代,延安等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正风起云涌地进行创建理想社会的不懈努力,随处洋溢着一种历史乐观主义的理想情怀,革命战争虽然意味着会有流血牺牲,但出于建立理想社会的猛烈愿望而被认同为是民族解放和走向光明前程的一定方法。因此,今世文学见解的形成与当时的理想社会实验和人们的战争文化心理息息相干,50—70年代今世文学中充斥的那种明确的目标性和功利性、二分法的思维习惯以及好汉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基调,都可以说是40年代文化想象与主流意识形态联合的延伸与强化。进入50年代后,40年代发端的文化心理、文学想象和创作资源得以更新,文学格局中的各种倾向、流派、力量得以重组,外在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通过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入今世文学的血液,催生着一个新阶段文学形态的破土。由此出发,洪先生偏重考察了今世社会思潮、今世文学文本与研究、学科之间的关系等,这些宏观和微观要素的协力铸成了今世文学的形态,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始终干涉着今世文学自身形态的形成,制约着今世文学史的写作,如关于不同时期文学“经典”的评估、文学“资源”的选择等等。而且洪先生以为,在这种制约下,“所谓‘纯’文学理论,所谓纯粹以‘文学性’、‘艺术性’作为标准的文学史,只是一种学术神话”。洪先生见微知著,阅读和分析了翔实的史料之后发现,作家个人的身份地位、利益倾向对于作家创作见解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而我们在谈论某些概念的时候,“有时很容易把它们伶仃起来,抽象化。我们要做的,是重新建立这些词语、主张和‘语境’之间的关联”。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不同的语境中,作家的一些认识和主张并非总是范围在概念的“能指”层面,而概念的“所指”与作家个人的地位和利益息息相干,所以,我们单纯地从抽象的概念入手,就会被词语的表面所疑惑而不能窥见作家的内心理路。洪先生所运用的情景还原式的研究方法,由于重建了语词与语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为历史实际中作家力量的划分、文本的分类等提供充分有力的论据。
今世文学史时间的上溯,以及对今世文学发生过程的扫描,开启了观察的另一个视点,即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今世中国文学的关系。近年来,学术界不停地对“左翼文学”进行“再解读”,新论迭出,最有代表性的当是《中国现代文学丛刊》于2002年第l期发表的关于“左翼文学”的一组笔谈。在本书中,洪先生首先切人到“左翼文学”概念的所指,廓清了其内涵以及曾经因概念混用所导致的“误会”,而且以为20世纪50—70年代的今世文学可以看做是中国左翼文学的某种演化。左翼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是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派别,到40年代成为主导文学局势的主流文学。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左翼文学界创作思想的政治性趋向日益强化,以为文学方向的选择应该与社会政治的转折同步。而左翼文学的这种转化,很大程度上左右了50—70年代今世文学的团体格局,使其文学理想的多元化审美形态险些不存在,团体文学形态显得较为单一和狭窄。而洪先生存眷和思考的焦点就在于,“这一具有‘先锋’意味,在某些时间里表现了相称活力的文学,是怎样走向‘制度化’,怎样失去‘弹性’而变得僵硬的?”这个问题恰恰与今世文学的体制和生产方法休戚相干。革命战争结束后,左翼文学面对怎样选择的问题,即怎样向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开放,怎样看待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等等。但由于左翼文学内部空间的压缩,使得全部开放性的选择都失去了进一步探究的活力。在本书中,洪先生以明了的思路、精到的评析为我们论述了从左翼文学到今世文学的这种演化。在论述中,他采取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的方法,既为左翼文学的演化恢复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又重建了过去研究所忽视了的文学表里之间的联系。
中国今世文学的发生,与种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变更相应而进。在这一过程中,最受人存眷的当是中国今世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洪子诚先生以“俄苏文学”作为参照系,来观照社会力量是怎样影响作家的创作和对西方文学资源的取舍。随着文学环境的渐渐宽松,西方的文学文本以及在文学、哲学、语言学以及人类学等方面的学术建树,相继进入中国今世文学的发生过程,中国的今世作家和研究者同时发出惊愕的叹息和迈出急匆匆的脚步,既“心向往之”,又企图超越和独立。这种情形促使某些研究者假道于“西方理论”来从事今世文学的批评与研究。他们系统化译介过来的理论术语和思路,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阐释的新奇和理论的深度,促进了今世作家文本创刁难外国文学资源性的借鉴,但在注重学理的同时却忽略了传统思维体悟式的奇妙,以致使其论述显得艰涩生硬。洪先生在本书中却故意地心游万仞,旁征博引,丝毫没有回避西方文论的介入,反而将日常生活中对音乐的感悟,对事物和对话的体验,都纳入了研究的视野而带来了意味深长的“点睛之笔”。洪先生这种学者的人间情怀亦隐约可见,虽然即兴发挥思绪飞扬,却收发自若,自始至终不游离于中国今世文学史这一话题中心。洪先生别具匠心地合传统套路与西方学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于一书,方见今世文学史家之作为。
陈平原先生曾经说过,有两种文学史,一是作为课本的文学史,一是作为研究专著的文学史,言下之意在于后者的学术含量是前者所无法比肩的。洪子诚先生却声称,这本著作徘徊于研究专著与教科书之间。这便涉及到本书的缘起:书中的内容是洪先生课堂上的讲义,因此不避鲜明的口语色彩,而随后应出版社的约请整理成书。从此种意义上说,这本书首先是一本正规的课堂教科书。但洪先生所讲的内容却非陈谷子烂芝麻,不是反复咀嚼后死气沉沉的知识。他的讲演站立在中国今世文学研究的最前沿,他讲的是中国今世文学最新的研究心得和成果,不然的话,三联书店的编辑们也不会心甘甘心地把他推上“三联讲坛”。如此说来,洪先生颇有20世纪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们的风范,朱自清、闻一多、杨树达等诸位先生的课堂讲义都是其学术研究历程上的一个个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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