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反复改编为各种艺术形式的作品之一。为数众多、质量普遍较高的改编版本，不仅让小说广泛传播，成为家喻户晓、难以撼动的经典，同时也进一步开掘出一个深广的意义空间，让“家”的丰富性得以持续生长。改编作品面对的受众群体范围更广、层次更多，在迎合群体心理和时代语境、与时代思潮互动等方面的意愿也更为迫切，因此，研究经典作品的改编史、改编作品的接受史都有助于呈现改编作品背后的时代、世态和人心。本文拟选取20世纪40-50年代的话剧和电影改编版本为研究对象，以这些改编作品及其上演状况为基础，从小说原始文本在改编中何以被选择、小说衍生品对原作的变异、改编作品之间的互动、改编作品在舆论界与接受史上的回响等角度入手，探究的改编过程中“家”的丰富言说和变奏。“家”作为一个符号，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承载着丰厚的意义。一方面，它是每一个体自有生命记忆以来的情感归属和牵系；另一方面，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语系统中，它又始终对应和指涉着更广大的社会结构。具体到的各个改编版本中，“家”带有的情感属性也几经变迁，时而是怀着乌托邦憧憬的离家冲动，时而又是飘零乱世中混杂了温情系念的回归情愫，时而又是反封建语境下对“家”的决绝背弃。在改编者的创作个性和时代语境的作用下，的每一个改编版本对“家”的言说都是对小说原著的再解读和重新编码，即使看似微小的改动背后所传达出的时代讯息也是颇有深意的。
　　本文的四章中分别剖析了时代与区域差异对的改编之影响。在吴天改编的话剧和国联的电影中，孤岛时期上海的特殊情境使得“家”的言说在亲情系念和抗争反叛两个维度间彷徨不定，飘零中的归家渴望、女性角色凸显带来的多义性等等方面都呈现出商业性、妥协性和抗争性相混杂的丰富面向；曹禺在国统区改编的话剧更倾心于对理想之“家”和“家中人”的再造，传统女性的诗意回归代替了决然与家庭断裂的新青年，在战争的相持阶段和抗战建国的大背景下，叛逆的声音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绵长柔韧的力量；从50年代香港电影的叙事线索和电影语言中可以看出，虽然粤语片
　　省略了很多原著中直接的抗争性情节，但却通过光明与黯淡强烈对比的方式演绎出小说原著的抗争性主旨；而1956年上影厂拍摄的则是在新的意识形态笼罩下“家”的重写，家的温情遭到了放逐，“家中人”的隐喻也得到重构，改编至此，“家”就再也没有不被背弃的理由，“离家”也终于成为一个具有道义正当性和历史必然性的光明出口。
　　在巴金的小说诞生之后的七十多年内，对的改编一直不曾终止。小说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包括话剧、电影、电视剧、京剧、地方戏等。吴天在上海将改编为话剧剧本；同年，上海的中国联合影业公司第一次将搬上银幕；1942年，曹禺在重庆改编了话剧；1953年，香港中联电影企业限公司拍摄了粤语片；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又再次拍摄了电影；1957年，香港长城影业公司拍摄了电影；1988年上海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将改编为19集电视连续剧；年，北京慈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又拍摄了 21 集电视连续剧。除了话剧和影视改编，还有众多的地方戏改编版本：如沪剧、越剧、川剧等。从改编史的角度来看，的为数众多、质量普遍较高的改编版本，不仅让小说广泛传播，成为家喻户晓、难以撼动的经典；同时也在反复言说的过程中，开掘出一个深广的意义空间，让“家”的丰富性得以持续生长。“家”作为一个符号，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承载着丰厚的意义。一方面，它是每一个体自有生命记忆以来的情感归属和牵系；另一方面，它又始终对应和指涉着更广大的社会结构。晚清以降，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结构迅速碎解，新的秩序在动荡中艰难成型。在不同的时期，“家”或被放逐，或受到魂兮归来的召唤：新文化运动之始，“家”作为陈腐衰朽的老中国的代表遭受了猛烈的抨击，弃家而去的新青年一时成为最耀眼的形象；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家”又被赋予凝聚性的符号意义，就像1939年林语堂在
　　中写到的，“家庭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家”成为对离乱人心和破碎国土有效的象征性组织形式；1949年之后，在新的意识形态下，“家”的想象又承载了微妙而复杂的政治寓意。具体到的各个改编版本中，“家”的情感属性也几经变迁，时而是怀着乌托邦憧憬的离家冲动，时而又是飘零乱世中混杂了温情系念的回归情愫，时而又是反封建语境下对“家”的决绝背弃。每一个改编版本在改编者创作个性和时代语境的作用下对“家”的想象和言说，都是对小说原著的再解读和重新编码，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动背后传达出的时代讯息是颇有深意的。
　　巴金的精神主旨是很明显的，小说中讲述的是“一个正在崩坏中的资产阶级的大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通过一个大家庭崩溃的历史，巴金意图“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而在实际的叙事中，小说很多细节却溢出了作者的设计意图，正如作者后来提到的，“我说没有一点留恋，我希望我能够做到这样。然而理智和感情常常有不很近的距离。那些人物，那些地方，那些事情，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任是怎样磨洗，也会留下一点痕迹。……到现在我才知道我不能说没有一点留恋。”理智的创作意图与不自觉的情感冲突，使小说文本中的“家”内含了丰富的向度，这种丰富和驳杂表现在“家”内外环境的营造、家中统治者的形象、新青年“离家”想象的建构、新女性的追求和动摇等等情节中，从而使叙事溢出了作家的创作初衷，具有了某种复杂性。这种丰富性和驳杂性也恰好为后来的改编者提供了一个极具可写性的文本，在不同的时期，随着“家”情感属性的变迁，“家中人”不断遭到擦抹和改写，“家”的言说史也呈现出蜿蜒曲折的脉络。
　　本文拟选取20世纪40-50年代的话剧和电影改编版本为研究对象，以这些改编作品及其上演状况为基础，从小说原始文本在改编中何以被选择、小说衍生品对原作的变异、改编作品之间的互动、改编作品在舆论界与接受史上的回响等角度入手，探究的改编中“家”和“家中人”的多重面向。 

特别申明：本站部分文章由网络收集整理.如需使用，请与原作者联系,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