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刚刚结束文革“全面自我封闭”的社会状态，主流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文学在当代中国对于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的强大推动力，因而成为这一时期“政治表达和情绪释放的重要载体”，在这段社会转型期可谓地位显赫。而诗歌历来被看作是文学的尖端，在中国再度尝试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接轨并逐步走向“世界文学”的主潮之时，诗歌是走在最前列的。
　　与此同时，当中国努力以开放的胸襟引进西方思想并大量译介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之时，一些美国的知识分子对这个东方世界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不仅因为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与20世纪美国两次重要的诗歌运动紧密相关，因而在美国诗歌界影响深远；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与中国的“毛时代”关系紧凑，作为一位旅人，他所能目睹到的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所不同的“他性”更加充沛，更容易触发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和政治悲喜剧的感怀。
　　于是三位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艾伦·金斯伯格和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都选择在改革开放初期相继来到中国，开始他们的“文化寻异”之旅。而且这三位诗人与中国都有着更深层次的关联：安格尔是一位“中国女婿”，曾经邀请数十位中国作家赴美国爱荷华（Iowa City）参加与其妻子聂华苓共同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金斯伯格谙熟中国古典文学并信奉藏传佛教，在与美国社会的抗争中，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是他的一把“利器”；巴恩斯通曾经两次来华并留下三部作品，其中包含两本诗集，他同时也是王维和毛泽东诗词的译者。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三位诗人在访华期间都创作了为数不少的诗歌，日后结集出版。这些已经汇入中美诗歌交流双行线的重要诗歌作品，乃是本文关注之焦点。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力图通过诗歌文本细读的方式，将三位美国诗人在华期间的诗歌创作放置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样一段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状貌中，分析和评价“西方人”用何种眼光看待中国，又是如何用诗歌这种表意方式特殊的语言消化中国的文化的。透过这些诗歌文本可以窥见诗人自身文化经验对于其诗歌创作视角的影响，进而影响他们的文化反省与文化认同。文章最终指向异域文化如何对诗人的书写策略和话语方式产生影响，以及旅行中的书写如何回溯自身，完成“自我”与“他者”的双重书写。
　　学者赵毅衡在一书中谈到西方世界与中国有关的四类文人：第一类是如威廉·燕卜逊（William Empson），热爱现实的中国，哪怕中国正颓败残破，但是写中国的作品不多；第二类如兰斯顿·休斯（LangstonHughes）和埃德蒙·布伦顿（Edmund Blunden），亲身访问中国，却一个字没有留下，中国不对他们的胃口，没灵感；第三类如埃兹拉·庞德（EzraPound）和阿瑟·威利（ArthurWaley），不断地咏歌心中的中国，他们并不想访问现实中国，以免破坏了理想的中国；还有第四类是走马观花访问了中国，不一定透彻地理解了中国，但留下了文学史必提的重要作品。“这四类人，都值得一写。但是最值得写的，是第三第四种人。毕竟，文学史是作品，尤其是优秀作品，聚合成的。”
　　本文所遴选的三位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PaulEngle）、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和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他们是上文所谓的“第四类文人”，都选择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访问中国，并以他们各自的方式书写中国。保罗·安格尔和艾伦·金斯伯格受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分别于年和1984年访问中国，威利斯·巴恩斯通是作为美国富布赖特访问学者1984年起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这三位美国诗人的中国之行与其诗歌创作，已经成为中美诗歌交流双行道的重要轨迹，并且这三位诗人与中国的关联在他们未到中国之时就已经开始。
　　安格尔及其妻子聂华苓共同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自中美建交起，已邀请了大批中国大陆的作家学者赴美潜心写作。1979 年曾举办两岸三地作家集聚爱荷华的“中国周末”，距离 1949 年两岸三地的相聚已有三十年。他们在推动中美交流以及中国两岸三地的交流功勋卓著。1980 年访华之时安格尔创作完成诗集（ImagesofChina）。金斯伯格作为美国“垮掉派”的发端者和代表人物在美国文学界举足轻重。在他的代表作（Howl）中，对美国社会发出震耳欲聋又歇斯底里的指控。与此同时，他将关注的目光朝向东方：一方面金斯伯格谙熟中国古典文学，另一方面又信奉藏传佛教，借助基督教以外的力量向西方的传统挑战。金斯伯格在华期间留下了“中国组诗”十余首。
　　巴恩斯通此行是第二次来到中国，第一次访华是在文革期间，可算作特殊年代唯一一位来华的美国诗人。八十年代的这次中国之行是根据中美教育交流的有关协议，美方派遣17名富布赖特学者来华任教，巴恩斯通是其中之一。两次中国之行巴恩斯通留下三本关于中国的诗文集，分别是七十年代创作完成的（China Poems）、（New Faces of China）， 以及八十年代的作品（5A.M.inBeijing:PoemsofChina）。此外，巴恩斯通还曾翻译过王维和毛泽东的诗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启动，1979 年的中美建交使得这些美国诗人来华成为可能。本文所涉及的1980年至1984年这段改革开放的初期，可以说是这样一段历史的“夹缝”：一方面，文革刚刚成为尘封的历史，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停滞已久的历史车轮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开始全面复苏。然而人们的生活并没有戛然而止猛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文革的遗留依然存在，当然，变化也在发生着；而另一方面，当“重返八十年代”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被21世纪初期文化知识界群体追捧的时候，“八十年代”代表的是“理想主义，激进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取经”。这股长期饥渴压抑后炽热爆发的全面学习西方思想的“八十年代文化热”自1985年起，大约延续了四年的时间。
　　及至后来，文学解冻的边界甚至超出了主流意识形态警戒线，导致后来一次次急刹车。可以说，本文所探讨的这段“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社会背景是绵延在长时间历史文化断层的文革时期与“八十年代文化热”之间的过渡时期，也是中国在磕磕绊绊中向“现代化”进程迈进，以及知识分子对当代性问题逐步介入的重要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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