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化转型基于这样一种文化现实:暮气十足的中国封建传统已经濒临窒息,昔日的文化强势只不过是中华老大帝国昏庸、保守、落后的精神慰藉.而来自欧美的充满新生活力的西方科技文化迅速向世界扩张,并以战争的激端方式一步步剥蚀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导致中国现代社会的全面变革.
      与此同时,现代学术也随之发生重大演化,学者们从经院考据中探出头来,将学术与救国、启蒙与师夷、批判传统与倡导西化(或西用)密切结合起来,使传统的所谓"纯学术"转向了现代致用救世的"学术政治化"、"学术民族化".依据郭湛波的观点,这一学术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为代表的承继为主、维新为辅的学术阶段(1894-1911).这一学术倡导从此改变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走向,正如梁启超所言:"八股科举到底在这时候废了:一千年来思想界之最大障碍物,总算打破."二是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为代表的打破传统、积极输入工业资本社会思想的学术阶段(1911-1928).这一阶段既要面对农业社会旧思想的攻击,又要大力介绍西洋工业资本社会新思想,充分显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变革主峰的可贵价值与艰巨性困境.三是以冯友兰、郭沫若、李达等辩证唯物论者为代表的学术阶段(1928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一阶段学术思潮已经不再是个别冲突,而是世界思想之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思想的冲突.
      上述理论语境为民间文学创造了空前的学科机遇,民间文学研究获得了现代学术品格.这种品格总的获得以1918年2月61号发表的蔡元培向全国征集近世歌谣的和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的成立为标志.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其会刊对民间歌谣征集的目的作了这样的说明:一个是学术的,即以民间歌谣作为民俗学的重要研究资料,以期对中国社会作出更深入的考察;一个是文艺的,即从民歌中探寻出未来时代民族的诗歌发展道路.
      从这一说明中,我们可以清理出民间文学研究之所以获得现代学术品格的文化根源.民间文学本身是一个现代学术概念,而在传统学术史上,其对应的概念则是蛮夷之族以及下层劳动者的故事或歌谣,都是下里巴人的鄙俗之语,即使为封建统治者派官辑录,其目的也是更有效地统治被奴役者.至于不自觉地影响文人创作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起源意义,那是学术自身的规律所致.也就是说,民间文学在传统学术上的不被认可,是与民族民间这一大的文化背景相关联的.民族民间与封建王朝、与正统权威、与高雅主流等传统正价值是完全相对立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立场问题,也是区分传统学术观念与现代学术观念的一个关键所在.而正是现代文化转型和学术转型,才从本质上触动了这些对立范畴,第一次以相对客观的文化态度将民族民间及其相关对象从压制下解放出来,从散落中整理出来,从浅俗里深刻出来.民族民间的发现与解放,是现代文化转型赋予中国文化极其重要的贡献.没有这一前提,北京大学不可能作出征集歌谣的旷世决定.
      由于具备了现代学术品格,民间文学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发展.不仅全国许多大小报刊都设立专栏刊发民间文学作品,如、等.而且已经出现了具有学科意义的学术专题研究,如歌谣、童话、神话、故事等都已有所探讨.但是,勿庸置言,与民间文学现代研究的繁荣景象相伴随的,也正是其无法回避的学术困境,即因缺乏学科史与学科规范而导致的泛学科性和附学科性.表象上,来自史学、文艺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界的诸多学人都参与研究,极大地促动了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兴盛与发展,而在本质上却隐蔽了一种学科替代与方法移植,在学科起源时期为建构民族民间文学的理论体系设下了几乎不可弥补的障碍,以至迄今为止,就规范意义上的学科体系及其基本范畴而言,民族民间文学学科仍然还不够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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