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八股文与中国现代文学-八股文曾因其“垃圾”意象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缺位，其实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周作人就提出要理解新文学先了解八股文这一很有洞见的观点，重新认识八股文，对于把中国现代文学之脉有着重要意义。
八股文于 1905 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而走向了它的生命终结。清末至近代以来，其罪名甚多，如“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八股是割地败兵的祸首”、八股是“封建主义的垃圾”等。而自从毛泽东作了一文《反对党八股》之后，八股更是以一个反面意象而深入人心。于是，八股文在历史发生断裂之后便完全被符号化了。刘绍棠曾这样说过: “在我的印象里，八股文是和缠足、辫子、鸦片烟枪归于一类的，想起来就令人恶心。但是，若问我八股文究竟何物，却不甚了然。”
　　这里所反映的认知尴尬，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我们的教育偏导与盲区。
　　在这一方面认识最早的应该是周作人。周作人论八股文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关系早在 1930 年周作人便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论八股文》，一开篇他就这样说:“我查考中国许多大学的国文学系的课程，看出一个同样的极大的缺陷，便是没有正式的八股文的讲义。我曾经对好几个朋友提议过，大学里—至少是北京大学应该正式地‘读经’，把儒教的重要的经典，例如《易》《诗》《书》，一部部地来讲读，照在现代科学知识的日光里，用言语历史学来解释它的意义，用“社会人类学”来阐明它的本相，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此其一。
　　我的第二个提议即是应该大讲其八股，因为八股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所得，既不能通旧的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之起源。所以，除在文学史大纲上公平地讲过之外，在本科二三年应礼聘专家讲授八股文，每周至少二小时，定为必修科，凡此课考试不及格者不得毕业。”
　　一向以来，周作人以“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冷幽默而着称，然而在这里他绝没有这份幽默的闲情，但他只能无奈地苦笑，“这在我是十二分地诚实的提议，但是，呜呼哀哉，朋友们似乎也以为我是以讽刺为业，都认作一种玩笑的话，没有一个肯接受这个条陈。”
　　其实就算是今天，也没有谁接受他的这一“条陈”。今天的大学课程似乎并没见有专讲八股文的。其实我们是应该开设这一门课，中国文学专业的尤其要开，因为，“八股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所得，既不能通旧的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之起源”。其实，周作人所说的，在今天的教学实践中已有所验证。
　　如，按照现在高校文科所普遍使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材，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是始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对于这个开端，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由于都普遍缺乏有关八股文的教育与认知，而致使老师讲得不够透，而学生听得也不明白: 胡适的“八不主义”让我们费解，《尝试集》的幼稚让我们难以接受，郭沫若的“狂飙突进”却是让我们觉得癫狂……换另外一句话说，我们对于身处其中的语系始终有一种说不清的隔阂，或者说缺乏感同身受的语境。这正是由于我们鄙弃了可以提供一个生动的现代史前史的“八股文”。
　　历来有关八股文之研究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诸多着作，除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开辟了专章来讲八股文外，其他的对于“八股文”几乎只字不提。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早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十年，此书在讲新文学时倒也把背景拉长至清末 19 世纪的下半叶，但其目的是要证明古文作为一种“死文学”之垂暮从而反证“新文学”之白话文之鲜活与生命力，故于宽大的背景叙述中并没提到“八股文”。而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学者所极力建构的“二十世纪文学”与“中国百年文学”，其背景都有所扩大，但仍只字未提八股文。其原因，可能认为，一此文不入文学之流，二此文已成陈年往事。唯独周作人洞察其根性 。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晚于《论八股》两年，对八股的论述有所扩展，也更全面。周作人在讲新文学之前用两章的篇幅讲了“清代文学的反动”，此“反动”主要有两个，一为“八股”，一为“桐城派”，尤以“八股”为先，因为清代凡是做学问的人，不管研究哪一种，人人必得学八股文，由此八股所形成的“毒害”就尤为深广了。
　　周作人从“八股文的来源”“八股文的作法及各种极限”“试帖诗和诗钟”与“八股文所激起的反动”这四个方面展开，较为充分地论述了八股文的“反动性”，让人较为真切地感受了新文学革命的历史语境。
　　尽管周作人小时候也吃过八股文的苦，但由于后来科举制的废除，便也所知不深，而可供参考的书籍除了像梁章钜的《制艺丛话》、刘熙载的《艺概》等这些极为有限且不是很尽人意的书目外，便没有更多的资料，故该文对八股文的论述还存在不怎么详尽与确凿的地方。
　　对此，周作人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末了他说: “现下文学界的人们，很少曾经作过八股文的，因而对于八股文的整个东西，都不甚了然。现在只能将它和新文学运动有关系的地方略略说及，实不容易说得更具体些……以后如有对此感到兴趣的人，可将这东西作一番系统的研究，整理出一个端绪来，则其在中国文学上的价值和关系，自可看得更清楚了。”
　　2011总算没落空，他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书后五年的1937 年即出来了一本《八股文小史》，然而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没人敢研究这东西，一直到 80 年代以后，研究八股文的相关着作与论文才陆续地多起来。
　　当然，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周作人所说的那层意思，而且我们还发现此研究几乎没有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参与，古代文学研究者是有的，如蒋寅以他那扎实的学术基础和严谨的学术作风写了一本《清代文学论稿》，里面就把科举制与八股文、八股文与文学的关系讲得很清楚，而且资料很详实，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从这一点上来看，倒是遂了周作人的心愿。除此之外，似乎并没见到什么文章专论八股文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由此可见，懂周作人的人并不多，尽管研究周作人的人正越来越多。
　　反观周作人所论之八股文反观周作人所说的八股文，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层面去理解: 第一，历史语境中的八股文，即其之“所学非所用”，如周吉所说的: “今日海内操觚家，自负为宗工巨匠不少，然有当于此者寥寥。岂章句之学不足凭、竟貌是精去，而其人卒无所用于世耶? 盖圣贤之语，皆是修身仪型、治平药石。吾未能内治其心，而仅图捷售于外; 拈—题模空杜撰。
　　而真血脉不存; 终身与理远。而徒矜膺质售世，又何怪乎其人卒无所用于世也。况效颦西施，文亦不终日为识者鄙乎?”
　　此话即是阐明了八股文与道德修养、政治才能、性情才理以及文学创造的无关性，这便是真实历史语境下的八股文。当下，我们的知识背景里所最需要补的正是这一层意义上的八股文。在这方面，王凯符的《八股文概说》可以为我们提供简明的知识与丰富的资料。第二，意蕴着文化性格的八股文，即周作人说的“奴性”: “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 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
　　这个把戏，是中国做官以及处世的妙诀，在文章上叫作‘代圣贤立言’，又可以称作‘赋得’，换句话就是奉命说话。做‘制艺’的人奉到题目，遵守‘功令’，在应该说什么与怎样说的范围之内，尽力地显出本领来，显得好时便是‘中式’，就是新贵人的举人进士了。”
　　这八股的“奴性”成了中国文化的根性，沿着这条脉络我们可以体察其于历史中的沉浮，用周作人的话即是“赋得文学”或“载道文学”与“言志文学”或“人的文学”于整个历史河流之中的交替出现，这种交替的文化母题即为八股。第三，作为一种文章体制的八股文，即八股文的文体结构源于中国文字与语言中的音乐性、形象性与整合性，在这个层面上的八股文几乎剥离了社会内容与历史语境，具有了一种形式化。
　　今天的很多研究者更多的是从这一层面去研究八股文，以一种实用的态度把它的形式结构与逻辑应用于写作教学、儿童语言培训等实践中。在这方面论述得较为全面也较为深广的专着有吴伟凡的《明清制艺今说: “八股文”的现代阐释》。
　　重提八股文的现代意义今天我们重提“八股文”绝不仅仅是为了翻案，也不仅仅只停留在周作人意义上的批评参照系，而是为了要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脉。中国现代文学从二十世纪“革命”的文学到今天“去革命”的文学，似乎正走进一个后现代的迷惑区: 文学是走上一条大一统的全球化的“世界文学”之路，还是要走一条显个性的地方化的“民族文学”之路? 在众声喧哗的文化图景中文学是回归了自身还是丧失了自我? 文学的当下性体现在哪? 文学的艺术性是否意味着去政治? ……其实这种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迷惑正是一种无根的失语焦虑。如果我们要构建一套足以对话世界的话语，必须建立在本民族的文化之上。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文学曾喊出了寻文学之根的口号，然而其根本任务却未完成，只因其缺乏更为广宽的历史背景从而对民族之根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广透彻。而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并逐渐走上一条政治批判之路的文化研究，其宗旨也正是寻中华民族文化之根，然而此寻根之旅似乎过多地倚重了西方的理论体系，致使根成了末而不是本。反观种种寻根之流弊，其原因也许不仅仅在所挖之根不够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找不到挖根之场所。
　　其实，曾被急迫地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人所鄙弃的八股文正是中国文化之根的载体与场所，它曾使中国文化之根得以体制化与征显化，哪怕当附丽于其上的庞大体制趋于崩溃时，其根仍强大地存在着。而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现代文学的未来走向也必以此为根据。在此意义上，重新认识八股文意味着从更深的文化层面上去把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之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