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中国文学形式的现代转型时，学术界多侧重于强调西方文学的扮入在其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却往往淡化了中国本土文化对这一转型的能动参与。
　　实际上，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的民间丈学以其现代性品格，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建构起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发生于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旧瓶装新酒"的思想革新运动。"五四"时期的现代知识分子当然认识到了变革文学思想内容的重要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意识到从旧的文学形式中不可能产生出新的思想，要变革文学的思想内容，必须首先变革语言、体式等文学形式。
　　正是基于这一深刻的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一方面大力倡导"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新的文学精神，另一方面又从理论到创作实践积极推进语言、体式等文学形式的现代转型。无论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八事"，还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都将思想内容的变革与语言体式的革新两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不过，由于以文言为外壳的旧的形式已经严重地窒息了中国文学的生命与活力，因而文学形式、尤其是文学语言的革新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显得尤为迫切。
　　在谈到中国文学形式的现代转型时，学术界多侧重于强调西方文学的引进在其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却往往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中国本土文化对这一转型的能动参与。实际上，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的民间文学以其现代性品格，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建构起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民间文学的现代品格在世界各民族文学史上，民间口承文学对作家创作一直有着积极的影响。鲁迅在中曾经谈到:"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就我国古典文学而论，从先秦辞赋一直到明清小说，民间文学一直是激活作家创作活力的一个重要因子。
　　不过，由于民间文学的创作主体来自于"引车卖浆"、目不识丁的下层"草根阶级"，因而往往被历代以正统自居的封建文人视为鄙俗、浅陋的乡言野语，并将其从高雅文学的殿堂中驱逐出外，从而处于一种被压抑、被掩蔽的地位。
　　与正统文人不同的是，一些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却对民间口头创作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早在明代的时候，冯梦龙不仅广泛搜集民歌，辑成、二书，而且以前无古人的姿态大胆地喊出了"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的口号。清代末年，黄遵宪、梁启超等出于社会改良的目的，也亲手辑录山歌，并在1902年创办的(新小说》杂志特别开辟"杂歌谣"专栏，可谓是后来北大歌谣运动的先声。
　　2007年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杜会科学版)北京大学迅速传遍全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与全力支持。
　　这场运动一方面为中国引进了民俗学这门崭新的现代学科，另一方面，也颠覆了古典文学在历史上一统天下的霸权地位，为民间文学争得了应有的一席之地。北大歌谣运动的发起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基于文学革命的历史重任，对于以歌谣为代表的民间口承文学现代品格的重新发现，是这场运动得以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古典文学相比，民间文学主要呈现出下述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特征:
　　第一、文学载体的现代性。同世界各民族一样，中国文学的最初形态也是言文一致，但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由于文字的创制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与分化，兼之历代道统思想对于民间智慧的模视与贬抑，导致了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分野、对立。
　　前者以文言为载体，尽管具有典雅、凝练、醇厚等多种特质，却与民众的日常口语及生活相去甚远，成为知识分子所独享的一套特殊话语系统;后者则不然，由于其创作主体是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因而以鲜活于民众口头的方言俗语为载体，并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代代相承。平心而论，文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载体，对于我国古典文学民族风格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不过，如果我们从现代性的立场对其重新审视，便不得不承认，这种语言载体由于其强烈的集团性、阶层性特征以及贵族化倾向，因而有悖于文学发展的历史潮流，最终导致我国古典文学走向僵化与衰颓。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民族的文学经历了书面与口语的分离之后，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最终在本民族大众语言的基础上再次实现了统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民间文学的口语化特征，无疑迎合了文学发展的现代潮流，因而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现代性品格。
　　第二、文学主体的现代性。按照西方接受美学理论，一个完整的文学活动应该包括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两个主要环节，前者以作家为主体，后者以读者为主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文学活动被视作是一种远离世俗大众的高雅社会行为，无论是文学的创作还是接受，都仅仅局限在知识分子精英团体之内，广大目不识丁的下层民众则成为游离于精英文学之外的边缘群体。这种知识分子"文化沙龙"式的创作、传播方式固然可以维护文学的典雅、纯正质素，但终因曲高和寡，使得文学的流通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文学的社会效应也很难得到彻底的发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广大下层民众虽然被排斥在作家文学的圈子之外，但他们却自发地利用方言俗语进行创作，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神话、史诗、故事、传说、歌谣等民间口承文学作品。
　　与作家文学的精英性特征不同，民间文学的创作、接受主体都是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因而带有强烈的大众性、平民性和普及性特征，这些特征恰好喻示了文学发展的现代性趋势，因为从本质上讲，"现代社会是平民社会，现代文化是以平民为主体的平民文化，现代性是一种平民精神"。因此，从文学活动的创作、接受主体来看，民间文学的平民性、俗众性特征无疑更符合现代文学的演进潮流。
　　民间文学与中国文学语育的现代转型语言符号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建筑材料，同时也是文学意义的构成要素。由于语言在文学的众多形式要素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五四"文学革命以此为突破口便不足为奇。
　　1917年1月，在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文学改良当议》一文中，胡适首次正面提出作文"不避俗语俗字"，并将其作为文学改良的"八事"之一，标志着这场影响深远的白话文运动的正式开始。在这篇宜言中，胡适以欧洲文学为参照系，历数了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历史，认为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胡适文章一发表，立即得到了陈独秀、钱玄同、鲁迅、李大钊、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积极响应，一时间，围绕与两书对其进行梳理。在中，胡适发现:
　　"国语文学史，就是中国的文学史。除了国语文学之外，便是贵族的文学。这种贵族的文学，都是死的，没有价值的文学。这种专重模仿的古典文学，不能代表二千五百年的文学变迁"，"而真正的文学却在民间"。
　　在中，胡适又提出:"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我们现在讲白话文学史，正是要讲明这一大串不肯替古人做'肖子'的文学家的文学，正是要讲明中国文学史上这一大段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
　　胡适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这些惊世骇俗的论断，在今天看来当然是非常偏颇的，不过我们应该承认，他所以能对以民间文学为代表的白话文学赋予如此崇高的地位，除受"五四"时期"重估一切价值"以及"到民间去"等进步社会思潮影响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深藏于民间文学之中的现代性品格。
　　与文言文学相比，民间文学完全用活在人民口头的白话进行讲述，是"平民情感自然流露的描写，绝没有去模仿什么古人"；"老百姓的文学是真诚朴素的，它完全是不加修饰的，自由的，从内心中发出各种的歌曲"。
　　言文一致、情感自然流露、朴素、自由，'这正是文学走向现代性的显著标志，也是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共同趋向。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民间文学为主体的白话文学无疑比文言文学更具有现代性品质。时隔多年之久，胡适在对当年的白话文运动进行回顾时，还现身说法，列举了自己当时亲自收集的几首歌谣来对其进行"价值重估":
　　我在广西时曹收了不少歌讲，记得有一首是:"买米要买一崭白，恋双要恋好角色，十字街头背锁健，旁人取笑也位得。"试问古文能写得这么好吗?……此外如路上唱曲的说词，后来变成小说，这都是无名英雄留下的头等作品，给国语造下不朽的功蜻。
　　此外如"这个"的"这"字，"我们"的"们"字，以及"为什么呢"的"呢"字，以前都不如此写，都是老百性仃下的。
　　由此不难看出，胡适对民间文学进步性的一条主要衡童标准，即是其对于文学语言变革的意义。从汉语史的角度考察，民间文学代表了白话语言的发展趋向，因而是进步的、鲜活的、有生命的，处于语言变革之际的中国现代文学自然应该从其中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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