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必须打下本国文化的童子功，另一方面，又必须敞开世界文化的大格局。只有当这两者真正叠加起来时，才有可能迎着今世生活的挑战，去期待新一代的、足以创造出新的规范的国学大师。

“国学热”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急迫

我的学术生涯，虽然还不能算是为时很长，却已遭逢过很多热浪，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以及稍后的“文化热”，另有九十年代的“汉学热”，以及眼下正方兴未艾的“国学热”。——这大概可以说明中国大陆的舆论气候，很有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总是采取雷同运动的发展形式。

而且，上述每一次热浪，又多少都跟自己有关系。并不是存心当“弄潮儿”，往往自己坐上去的时候，还是一条冷板凳，谁知捂着捂着就捂热了。——回想二十多年前，具体说来是在1989年10月的某一天，当我在朋友家里咬着牙说“不如建立一个国学所”的时候，中国文化实在是最受冷落的，简直不知道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虽然话说回来，这次举国规模的“国学热”，跟以往的那几次热浪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典型地表现为“礼失求诸野”。也就是说，这回的“运动”，不再是由上层推动下层，而是由下层推动上层。正由于这样，这种热潮也就充分地说明，在民间社会的潜在文化心理中，对于国学的内容有相应的需求，而且心情还是相称的急迫。由此，我个人也就倾向于相信，这种现象未来一定会对中国今后的走向，发生相称不小的影响。

无论怎样，只管带有初始阶段的紊乱，而且裹挟了明显的商业目标，甚至诱使得某些趋利之徒，但我仍从大抵的方向上，宁愿更看好这次国学热。——在我看来，这毋宁是在一个紧急的历史关头，再次雄辩地证明白，对于规范中国民众的道德生活、以致丰富中文语境的历史经验而言，中国文化固有的价值体系和言说方法，不但仍然是最有活力的，而且可能是最有效验的。

曾经有人问我：你怎样评价“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我随即答复他：决不要想要以经验手段去“科学地”查验它，那实不过是一种验前的文化暗示，属于任何文明都总要先行奠定的、潜伏在个体认识的地平线之下的“文化前理解”（culturalpre-occupation）。若非要追问其效验，那么这种效验也是要落实在无论过去还是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也就是说，只管有了这种文化上的暗示，我们仍然有可能看到教化的破例或失败，即从个别案例那边发现“性恶”的证据，但从具有统计意义的总体来看，绝大多数受到“性善”暗示的人们，却绝对不可能全都属于破例，由此社会就有可能总体上表现为安定祥和、秩序井然。

这也就验证了我近来常常表达的一个判断。中国历史的正反两面，尤其是今世中国的历史发展，如此这般地教训了我们：一方面，即使有了儒家思想的正面约束、制衡与范导，中国社会也不会是无懈可击的；但另一方面，要是失去了儒家思想的约束、制衡与范导，那么中国社会简直就会一无可取！

因而，正像美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ohnAustin）所指出的那样，语言行为本身也是一种实践活动，也有无中生有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也有可能催生出真实的社会事实来。而从这一点出发，我就不由得发出下述的畅想：很有可能，就凭下一代人这么广泛念诵着“人之初，性本善”，他们就远比“文革”中成长的一代，和改革中成长的一代，更能意识到为人办事的标准和底线，而不再总是做好准备去突破它和蹂躏我们的神经。——果然如此，我们就完全可以把这种知识的恢复，视为对人心的一次有效的收束，甚至视为业已残缺的中国文明对于本有功能的再一次坚强的自我修复。

国学的“高不成，低不就”

可话说回来，也正由于这个过程太过自发，既得不到社会上层的疏导，也得不到社会系统的配合，所以假如从知识生产体系的团体要求来看，尚未得到制度上的理顺，甚至未曾得到思想上简直认。我常常把当前所遭遇的困境，归纳综合成“高不成，低不就”六个字，它归纳综合地凸显了我们在国学方面所遭遇的困难。

先从“低不就”的缺失情况提及。由于自发的“国学热”，我小女儿刚刚升入幼儿园小班，班里三岁左右的同学都会纯熟背诵《三字经》了。她妈妈很着急，觉得自家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了。我抚慰她——不怕，横竖她的老师也没学会开讲，无非是孩子们背一些偶然义的音节罢了。真的，我们的幼教老师尚且不懂，而孩子们也只是仰着背诵而并不真懂。

由此再转念想想，既然面对着有这样大的人才缺口，再回望一下很多正为学生分配担忧的师范院校的语文系，为什么不能去做出断然的办法，去应对如此旺盛的市场需求呢？——这就属于我所说的“低不就”了。不过，大家又会遗憾地发现，教育部的那一套早已彻底西化的学科设置中，根本就未曾留下所谓“国学”的容身之地；换句话说，在他们的“现代化的”学科中，所谓“国学”根本就不算一个学科。

大概有人会安慰我说，现在快要在历史学科的名目底下，分给国学一块狭小的生存空间了。——这一点我虽然也知道，我本人也曾在“征求意见”的表格上签上了“同意”的字样。然而，即使那件事终于干成了，也证明不了什么，那不过是强把一个原生的大坛子，塞进一个舶来的小坛子中。要是真正懂行一点，根本就不会这么乱打补丁，而应当把眼下无论在海表里都正渐渐失去确定学科对象的、当年是比划着西方而发明出来的中国文学系，干脆借机辟出相称一部分来，改革成海峡对岸那样的“国文系”，让它真能去循序辅导阅读古文献的各种工夫，以便为今后的国学发展奠立起扎实的学术根底。

说完了上述那类“低不就”的情况，我们还又看到，一时间竟成立了那么多的“国学研究院”，好像迎合了对于国学的广泛热衷，好像很符合潮流。不过，细致琢磨一下人们的办院构思，却觉得越发令人担忧，由于很少有人真正意会到了早期清华国学院的要诀，而我们由此也就触及了“高不成”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只要是以“研究”为使命的高等研究机构，就不能只是在迎合这个高涨的市场，而一味去欲罢不能地、甚至不知所云地出去讲学。而更关键的重心毋宁在于，必须打造出相应的机制和氛围，以便在国学方面可以持续创造出足以讲谈的文化内容。

国学教育应自上而下“血脉贯通”

回顾起来，早年的清华国学院，自有它相称凑巧的成功奥秘。我在近来出版的《四大导师年谱长编系列》的弁言中曾经总结过：“而今距离那个神话般的年月，已经过去了八十余载，就连他们那些同样传为佳话的门人，也已悉归道山。不过，到这时反而看得更清了：只管在国学院的众多门生中，同样不乏一代宗师，而且其总体学术阵容，更是令人啧啧称奇；然而，假如从格局与气象来看，仍然不能不承认：居然导师还是导师，门生还是门生。”

到底为什么会在当年老师与学生之间，造成这种像是先天形成的巨大反差？其一，恰恰由于当时的清华还未成为大学。而梁启超和王国维这两位主心骨，更是干脆从未上过西式的大学，所以天然就传染不上后者的种种毛病。由此，在他们日常的教育功课中，也就隐藏着早期国学院之所以成功的奥秘。也就是说，即使是在偶然之间，他们也是沿用了最适于教育中国文化的方法，来言传身教这种文化，而这种作为楷模的力量，势必会让其弟子们终身持守，不稍懈怠。而接下来，却又有相反相成的其二，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们，却又从未抱残守缺过，从未把中国文化看成静态的死物。恰恰相反，他们在当时简直是无一破例，都属于最了解西学的中国学人；而一旦得到了这种世界性的框架，再回头来反观本土学术文化，眼光终究是大不一样了，于是故国传统在他们那边，就反而显得既值得坚守，又充满灵动和弹性。

一旦上述两方面的诱因加在一起，也只有等它们加在一起，才有可能催生出哪怕是短暂的成功。所以，早期清华国学院偶然享有的这个“寸劲”，就这样启示了我们：一方面，必须打下本国文化的童子功，另一方面，又必须敞开世界文化的大格局。只有当这两者真正叠加起来时，才有可能迎着今世生活的挑战，去期待新一代的、足以创造出新的规范的国学大师。

也正因如此，我近来才再三强调：理顺知识生产体系，最是我们的国脉所系。而具体落实到“国学”这个特别方面，我们的教育体系则更需要自上而下地去达到“血脉贯通”：一方面奠定师资基础，培养大批足以为今后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打下学术功底的启蒙教师；另一方面又采取切实可行的激发手段，让国学研究摆脱这种低水平的自我重复，使之勇敢地面对今世生活和世界学术，从而让“中国性”在国学和汉学的对话中流动起来。对于前一种可能性，我们正以最大耐力在等候；而对于后一种发展，我们自当勉力和持续地推动。

无论成败利钝，我们都须先想清楚，这样才华把早期清华国学院曾经短暂但却侥幸的“寸劲”复制成文化生产上的健康常态，而所谓“四大导师”所代表的昔日辉煌，才真正是可以预期的，我们故国的本有文明，也才有可能复兴为足以跟其他伟大文明对话的、至少可以说是同样伟大的世界性文明。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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