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格尔·德利维斯（1920- ）是 20 世纪西班牙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巨匠。本文选择德利维斯笔下的女性形象作为切入点，纵向地展现二十世纪几个历史阶段女性这一特定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悲喜，理解男性文化视域对各个特定时期女性形象的塑造和理解。在对德利维斯小说中女性人物总体分析的基础上，本论文将摘取德利维斯的五部主要小说，分别作为小说家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代表作，其中的四位女主人公作为一战前后、战后弗朗哥专政时期和弗朗哥去世后这三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和观察点：格雷戈利雅夫人——（1948）；安娜——（1955）&（1958）；卡门——（1966）；拉莉——（1978）。通过对这四位女性形象的分析，纵向地梳理出时代的变迁给西班牙社会和女性生活带来的影响；分析德利维斯是怎样展现不同时代的形形色色的女人。
　　本论文将以对这些女性形象塑造和接受的男性视角的分析和过滤为基础，结合各个时代特定的时代背景，从关注女人自身体验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出发，站在小说作者和经典男性评论家的对面，对德利维斯笔下的女性代表人物进行再审视和再解读。其目的并不是要全面推翻男性文学视角和体系，而是透过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批评实践，整合两者的立场和结论，给予小说人物形象更全面更公正的评判。他从 1948 年出版处女作并因此获“纳达尔小说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历程中，笔耕不辍，多有佳作。1982 年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1984年“卡斯蒂利亚和莱昂文学奖”，1991年“西班牙国家文学奖”以及1993年“塞万提斯文学奖”——这是西班牙语文学界最高的奖项，都成了他的囊中之物。而目前在国内，对德利维斯这位重要小说家的介绍和研究还比较少，本论文选题旨在展露冰山一角，作抛砖引玉之尝试。
　　文学在任何时代都是记录活性动态历史的载体。德利维斯作为西班牙战后现实主义小说的杰出作家，他的小说作品，透露出来的对生命现实的观察和对生命本真的关注，是用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记录下西班牙民族在跨越两次世界大战和弗朗哥专政的斗争史。在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迅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文学领域对女性作家和女性形象的研究也呈风起云涌之势。对每个女性人物和相关小说的分析都分三个部分进行：情节主题、人物关系和写作技巧介绍；作者塑造人物的立足点和男性视角、其他评论家的相关评论；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对女性人物的女性主义解读。西班牙诗人豪尔赫·纪廉（1893-1984）的这首小诗就是献给他的同乡米格尔·德利维斯的。这位1920年出生在巴亚多利一个高知家庭的德利维斯从开始为媒体撰稿，到之后跨入文坛，再到1948年以处女作小说
　　摘得“纳达尔小说奖”而一炮而红。长达半个世纪的笔耕不辍让他囊括了年“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1984年“卡斯蒂利亚和莱昂文学奖”，1991年“西班牙国家文学奖”和 1993 年的“塞万提斯文学奖”。1973 年入选皇家语言学院，坐上大写的“E”这把交椅。就像纪廉诗中所说的那样，德利维斯是“文学来源于生活”的忠实实践者。他对西班牙小资产阶级的讽刺，对社会不公正的控诉，对童年时代的回忆，对农村习俗和语言的表现，不仅为西班牙战后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树立了一面大旗，也为战后西班牙的社会状况提供了一面写实的镜子。西班牙历史学家拉伊蒙德·卡尔说过：“德利维斯的小说是重建我们国家近代史的不竭源泉和丰富多彩的历史记录文献，尤其是战后时期地方各省的小资产阶级生活状况。我不否认我们历史学家掌握的信息来源的重要性，但我们的统计材料就好比是一个骨架，一道框框。历史学家要在这个骨架上加上血肉，小说就是再好不过的工具。文学的存在意义就是在与现实的联系、互动中生成。
　　米格尔·德利维斯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一样，不可避免地触及西班牙内战（1936-1939）这个话题。但西班牙内战往往是他小说的背景，作为时间参照点或者社会丑恶的因素，从未把内战当作主要对象和题材进行正面描写。1936 年开始的西班牙内战对西班牙文学创作来说是一道门槛，它关闭了一个时代，也打开了另一个时代的大门。战争结束初期，由于政治和文化的原因，一些逃避主义小说的出现和对国外文学的翻译让西班牙本土文坛少有佳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后期稍有起色，和的问世开创了西班牙战后小说的新时代。一直有文论家尝试为西班牙战后小说划分阶段和类别，意见也各异。现为评论界广泛接受的有拉蒙·布克雷按社会经济发展的分类方法，他把西班牙战后小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39年内战结束到1950年，以存在主义和可怕主义为主要特征，这一阶段的小说家未能摆脱虚幻世界的扭曲；第二阶段是从1950年到1962年的新现实主义和社会现实主义，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对客观性的追求和对虚幻的极力排斥；第三阶段开始的标志是，它开创了所谓辩证小说，即批判现实主义的时代，西班牙的经济起飞让小说家不满足于实证小说和新现实主义对现实的挖掘和表现，而是要更进一步理解和改变社会现状。布克雷把德利维斯同塞拉、拉佛雷特等其他作家一道，归于”受内战深刻影响“的战后小说家一类，并说德利维斯是”技巧和意识形态顺应时代的小说家“。贡萨洛·索维哈诺则把战后小说按类型特征分为四十年代的存在主义小说、五十年代的社会小说和六十年代之后的结构小说，并将德利维斯置于存在主义小说一类。
　　然而，严格的分类对一位作家的研究意义不大，尤其像德利维斯这样作品丰富并且涵盖一段较长历史时期的作家来说，常常会以偏概全。德利维斯在与里奥斯的中曾将西班牙战后小说分为四十年代自学成才类、五十年代大学毕业生类、之后的社会现实主义者和先锋派四大类；同时将自己作了这样的定位：
　　按照受教育方式和前几本小说，属第一类；按照自从以来对形式的关注和客观主义倾向，属第二类；按照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程度，属第三类；从某些作品对风格、形式和时间关系的创新，又算得上革新的先锋派。
　　确实，德利维斯直面现实的客观态度在他近20部长篇小说、4本短篇集和其他散文评论等作品中是贯彻始终的。作者本人也多次明确地表达对现实和作品内容的重视。在中，三位主人公途中休息时展开了一段对电影的讨论，德利维斯借拉莉之口说出：”我对不探究人类心灵的电影和文学不感兴趣。实验室艺术完全是对现实的逃避。“德利维斯认为小说的主题是写作形式存在的意义，他对小说形式的概念是坚决抵制”为创新而创新“。他本人多次明确地提出形式应该为故事的主题服务：”我认为所有的小说叙述形式都是好的，只要我们用一定的内容来填充这种形式“；”一本小说最重要的元素是‘说什么’，至于‘怎么说’，它并不能独立成就一本好的小说，甚至于根本称不上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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