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考察了列维纳斯的文学思想，旨在阐明列维纳斯关于他者的思想对于文学的建构性意义。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在对可能导致历史悲剧的整体化哲学和历史理性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对文学的“自身性”和“绝对性”的追求提出了质疑，进而表明只有返回启示的源头，文学和哲学才能够在对他人面容的理解、回应和书写中揭示伦理生活的可能性，从而应对现代虚无主义的挑战。
　　本文在导言中说明，在对二十世纪历史灾难的经历和反思中，列维纳斯试图在哲学的源头处倾听文学具有的先知性的声音，并指出现代文学同样需要回应这一先知性的声音、向他者的伦理维度敞开并由此走出存在论。
　　在一个充满历史灾难的世纪，在一个生活的意义被各种面目的意识形态和虚无主义涂抹的世纪，文学有没有可能穿过理论与现实的重重迷宫，有没有可能摆脱来自于神秘抑或来自于美的诱惑，给我们的内在生命开辟一条道路，使这内在的生命还可以回应一种古老的对于人性中的爱与正义感的召唤？对文学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涉及浪漫主义的幻想或者任何一种针对于现代、后现代的思乡病，而是在经历过一个既不缺少哲学也不匮乏诗意的恐怖时代之后，列维纳斯对文学的疑问与期待。
　　伊玛纽埃尔·列维纳斯在一生中曾遭遇了纳粹带来的不幸，见证了西方世界在二十世纪所经历过的几乎所有暴力：“世界大战—与本地的战争，国家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甚至是反斯大林运动，集中营、毒气室、核武器、恐怖主义与失业，这些对于一代人已经很多，那怕仅仅只是作为见证。”这些以奥斯维辛大屠杀作为顶峰的历史暴力，这些伴随着不可磨灭的耻辱的历史记忆，渗透在他的问题与思考中。对于“历史理性”深处的、至今仍在拒绝一切解释的恶的记忆驱动着他的追问，使他的思想里有一种紧张，犹如在一个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黑夜里喘息。事实上，这也是列维纳斯在自传中提到的：“他的一生是被关于纳粹之恐怖的预感和记忆充满的一生。”以至于对他，就像阿多诺所说的，哲学的根基不再是惊奇，而是恐怖。
　　虽然列维纳斯和阿多诺一样，为了走出这恐怖而承担起了批判“本真性行话”的思想使命，但是，与阿多诺所设想的“无人的乌托邦”不同，列维纳斯思考的是一个使爱邻人成为可能的“人的乌托邦”。列维纳斯一反时代潮流地坚持思考主体和人道主义的可能性，而这或许是一条更具批判性、更尖锐，但也更为积极的道路。列维纳斯思想的批判性在于，尽管他从不否认代表着现代经典哲学的“三 H”大师（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对他的影响，从不否认希腊哲学遗产对于他思考的不可或缺，但他也从根本上批判了这个传统。他认为对于哲学，还有一项伟大的工作需要完成，即“以希腊语言来讲述希腊文化所不知的道理”。为此，他拒绝早年曾靠近过的海德格尔哲学，无论是前期“es gibt”那“给予的丰饶”，还是后期“存在的诗意语言”，尽管当时海德格尔哲学在法国思想界形成了强大的“气候”。
　　列维纳斯批判但不是放弃哲学。他既不愿意象他的一些同代人那样追求一种荒无人烟的灵性风光，也不愿意因为批评哲学对于恶的无能甚至是纵容而从此将思想的任务让渡给神秘的、含糊其辞的诗意语言，甚至是让渡给“能指的无限嬉戏”。在列维纳斯看来，面对恶的现实，思想、理性的思想——尽管为诸多的困难和耻辱所标记——仍是具有紧迫感的任务。思想者不能因为哲学过去的失败而放弃它。彻底否定理性，这只会“给予病态的激情、暴力和那些非理性的、常常富有戏剧性的天真以借口”。因此终其一生，列维纳斯都在探索如何在仍然用理性的方式来思考的同时，给哲学的内在注入另一种“生气”：给予这说着古希腊语言的哲学来自希伯来的气息，在这不可磨灭的历史耻辱的记忆深处，唤醒那同样是不可磨灭的上帝的“踪迹”。
　　作为奥斯维辛这场制造了六百万死难者的巨大灾难的幸存者，列维纳斯对于死者有一种“享受了不公正待遇”的痛苦。这种内疚感成为一种使命感：要记住并传递一种不可传递的东西。灾难和痛苦是不可传递、却又不应当被遗忘的。灾难不应当只是一场虚空，但是也不应当只是成为一个“教训”，以便于被迅速地翻过这一页。虚空或者教训，这些不常常是线性历史的空手道或者理性的狡计吗？然而曾经崩溃过的世界、地狱般的世界会由于时钟的旋转而轻轻松松地迈入新的一天？那些曾经在同一片土地上出生、劳作和生活过的遇难者，会由于死亡而消失得干干净净，仿佛残酷与不幸仅仅只是一场梦魇？
　　对于列维纳斯，哲学在经历了这场历史的浩劫之后，不可能不把哀悼、那不可被再现的哀悼作为第一确定性。哀悼之不可再现，既是因为人们不应再现灾难，也是由于人们无法刻意地“做”哀悼。然而哀悼会来萦绕和打扰我们，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哀悼将在我们的意向性之先。如果说列维纳斯认为哲学源于“前哲学”的经验，那么他的哲学正是从对死者的纪念和对战争问题的思考开始的。他的两本最为重要的哲学著作以及都为明显的哀悼的色彩所标记。
　　这本书的前言向我们表明，主导列维纳斯思想的重要线索乃是这样一些追问：理性为何会导致战争？对于和平而言，为何维护存在者言说的秉赋比维护理性和政治的法则更为根本？末世论为何意味着面容对于整体和历史的超越而非目的对于过去和现在的超越？为何不是一个抽象的最后审判，而是面容对于一切活的瞬间的审判才是关键的？等等。至于一书，列维纳斯则在扉页上分别用希为了减少理解的障碍，这里有必要先对“面容”这个将在本文中反复出现的词汇进行简要地说明。“面容”是列维纳斯的思想中最有新异性然而也是最神秘和令人费解的地方。这是列维纳斯描述自我与他人之关系的独特词汇。这种关系是一种既非对立、亦非统一的二元关系——“面对面”。列维纳斯希望通过“面容（Visage）”这个词来表达“他人”和“无限”的非实体性意味，以及表达存在者对于存在的优先性——不同于海德格尔。在列维纳斯这里，面容似乎既是又不是指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它是世界上最具体和感性的抽象，一个悖论性的谜：一方面，它被描述为一种似乎是可以被看见和经验的东西：即裸露于他人皮肤上的脆弱；然而它的抽象性或者说它的神秘性在于，这种脆弱恰恰不是能够为视觉和主体意识所把握的现象，它是不可见的。实际上，在列维纳斯这里，面容“瞬间”的显现就是启示，只不过这种启示不是启示某种关于一神教的教义，而是启示我同他人、世界的关系。因此面容的抽象性不是概念的抽象性，而是就世界对于它的“裸露”所感到的陌生而言的。然而，列维纳斯对于这个“裸露”所做出的解读却是非常“列维纳斯化”的：这个“裸露”的面容清空了一切具体的内容、形式和社会背景；它向“我”
　　诉说着它在疾病、衰老和死亡威胁之下的“赤裸”；它的悲惨无助对于“我”已经构成一种行乞般的请求；而这种请求当中包含了不能拒绝的上帝的命令。在此意义上，列维纳斯将这个“裸露”的面容视为原初的语言，先于一切词语的语言：“无声的语言，闻所未闻的语言，没有所言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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