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陪同20世纪学术思潮的阶段性演进，百年“金学”大抵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01-1948年，是为百年金学现代学术范型的奠立期。19、20世纪之交，在中国社会变革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背景下，中国学术开始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型。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即由传统的感悟式“评点”方法转向融合西方现代人文学科成果的新的批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而就《金瓶梅》的研究而言，首开先声的是王钟麒在发表于1908年《月月小说》2卷2期的《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一文中，以现代小说见解否定传统的“淫书说”，而充分肯定《金瓶梅》在揭破社会黑暗实际方面的思想意义。而后至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下册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出版，尤其前书有较多篇幅论及《金瓶梅》，命之为“世情小说”，并推为“世情书”之最，遂将金学研究引上现代学术之途。再至30年代初，由于不同于通行崇祯本的万历间刻本《金瓶梅词话》在山西介休县的发现(1932)，极大地激发了学术界对于金学研究的热情，于是有一系列重要成果问世。其中创见最多、影响最著者当推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1933)、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期间及其社会背景》(1934)二文。郑文于《金瓶梅》期间、作者、版本多有考证，推许《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这是对鲁迅“世情说”的继承和发展。吴文进而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和功力，以翔实的材料考定《金瓶梅》作者籍贯与创作时间。以上二文一同以崭新而又科学的理论、方法与见解奠定了20世纪现代金学研究之基础。
40年代金学研究中的重要成果有姚灵犀《瓶外卮言》(1940)、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1947)、孟超《〈金瓶梅〉人物小论》系列论文(1948)等。《瓶外卮言》是一部论文集，为民国年间金学重要成果的汇集。冯文于《金瓶梅》文学史料的考索有很多新发现，具有集成之功，孟超系列论文则是百年金学中《金瓶梅》人物形象专题性的系统研究的发轫之作（注：原载于1948年9月9日至11月7日香港《文报告》，题为《金瓶梅人物小论》，1985年10月《光明日报》出版社结集出版，名为《金瓶梅人物论》。）。
以上诸项研究成果，虽各有侧重，但在百年金学史上，都具有共同奠定现代学术范型的开创性意义。
第二时期：1949-1978年，是为百年金学内衰外盛的分化期。本时期的金学研究，大陆由于受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成果寥寥。而在台港、日本与美欧则分别形成三个研究重心，结果斐然。
在第二时期的近30年间，海内金学研究中除李西成、李长之、李希凡、任访秋等所撰论文有较大影响外，值得注意的是潘开沛与徐梦湘有关《金瓶梅》作者的论争。1954年8月29日，潘开沛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一文，提出《金瓶梅》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由很多艺人集体创作之说，遂引发不同意见。徐梦湘于次年4月1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金瓶梅〉的作者》一文，予以反驳，以为《金瓶梅》完全是有筹划的个人创作，之所以名之为“词话”，是由于最初小说都曾模仿评话创作。潘徐之争，作为本时期金学惟一的学术性论争，具有较重要的意义。然而，限于当时的学术环境，此次论争不可能进一步走向广泛、激烈与深入。
本时期台港方面的重要金学研究成果集中在70年代末，1977、1978年，东郭先生《闲话金瓶梅》、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相继出版。前者广泛论及思想艺术诸方面，但深度不足。后者集中讨论了《金瓶梅》的艺术特色与成绩，论述更为深入，为台湾地区《金瓶梅》艺术论的开山之作。
国外的金学研究以美国和日本为盛。日本因文化上的因缘关系，以及《金瓶梅》的较早传入，研治金学起步较早，学者较多，成果亦著。奥野信太郎、长泽规矩也、小野忍、鸟居久靖、泽田瑞穗、小川阳一、上村幸次、饭田吉郎、太田辰夫、清水茂、后藤基巳等都陆续有金学成果问世，其中不乏兼任《金瓶梅》日译之学者。总的来看，日本的金学研究主要以文献见长。1948年至1949年、1963年、1965年，日本曾先后出版了三本金学研究论文集，分别名之为《金瓶梅附录》论文集、《金瓶梅特集》研究专号、《金瓶梅论文集》，可以视为日本学者金学研究主要成果的汇集。
美欧的金学研究以美国韩南、英国阿瑟·戴维·韦利、前苏联马努辛、勃·里弗京（即李福清）等为代表。其中韩南成果最著，他于1962年在《亚洲杂志》发表《〈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对《金瓶梅》版本做了极为细致的研究。次年，又发表《〈金瓶梅〉探源》，该文以冯沅君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对《金瓶梅》所引用之小说、话本、戏曲、史书等作了系统的溯源，是一部有关《金瓶梅》渊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韩南上述二文，资料丰赡，论证审慎，向为研究界所重。别的，马努辛一生致力于《金瓶梅》的俄译本工作，并著有《十六世纪社会暴露小说〈金瓶梅〉：从传统到创新》、《关于长篇小说〈金瓶梅〉的作者》等多篇论文，代表了本时期前苏联金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第二时期境外金学研究之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海内金学研究之不足，但毕竟是在相对隔离以致封闭的背景下展开的，直到70年代末，这种状态才渐渐被打破，境外的主要研究成果也开始陆续传入内地。
第三时期：1979-2000年，是为百年金学由分到合、相互促进的全盛期。8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成果的传入以及境外金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全国各种《金瓶梅》研究会的成立，海表里有关金学会议的召开，等等，一同开创了百年金学研究之盛世。与此同时，受金学研究实绩的激发，“金学”之名也终于亮相于《金瓶梅》研究界。1982年6月，香港闻名学者魏子云所著《金瓶梅审探》一书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董庆萱在为此书所作的序中称“继‘红学’之后，‘金学’也渐渐热闹起来。”此后，“金学”之称遂广泛流行开来并被学界所承认和接受。
与第二时期内衰外盛所判然不同的是，第三时期的金学研究中心又重新转移至内地。循其演进轨迹，则又可分为1979-1985：复苏、1985-1995：鼎盛、1995-2000：退潮三部曲。早在1979年，朱星率先打破金学史上近30年的僵化局面，在《社会科学战线》上连续发表《〈金瓶梅〉考证》等三文，再次确认王世贞是《金瓶梅》的作者。击石惊浪，以此为序幕，金学界掀起了经久不息的《金瓶梅》作者考证热潮。嗣后，张远芬、徐朔方、黄霖、鲁歌、马征、卜键等各自提出作者假说，并围绕作者考证展开大规模的论争，继而讨论作者的属性，所处的期间，所用的方言等等，一时气势如虹。1985-1988年，全国第一、二、三届《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徐州（第一、二届）、扬
州（第三届）的相继召开，尤其是1989年6月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江苏徐州的召开以及“中国金瓶梅学会”的成立与《金瓶梅研究》的创刊，有力地促进了金学研究的全面拓展和高度繁荣。1995年后的五年，金学研究有热潮渐退的迹象，习蹈陈说之文渐多。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进入世纪末的学术反思。
与中国大陆的金学研究盛势相呼应，本时期台港、日韩、美法的金学研究也相称活跃，并由此构成境外金学的三个新的研究重心。80年代，魏子云、梅节两大家崛起于台港金学界。魏子云著作如云，涉及研究领域相称广泛，成果明显。其《金瓶梅研究二十年》可以视为著者20年金学研究历程与成果的自我总结。梅节的主要成绩则集中反映在已出版的全校本《金瓶梅词话》中，此本得到了金学家的广泛好评。本时期日本的金学研究似有退潮之迹，但实力依然不弱，先后涌现了荒木猛、日下翠、大ｚｈǒｎｇ＠①秀高、寺村政男、阿部泰记、铃木阳一等金学研究名家。其中荒木猛、大ｚｈǒｎｇ＠①秀高成果最著。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韩国金学研究的崛起，但总体成绩还无法与日本相比。欧美的金学研究以美国为主、法国次之。美国除前面提到的韩南外，夏志清、芮效卫、柯丽德、浦安迪、马泰来、郑培凯、杨沂等都是美国兼治汉学与金学的主将。尤为引人注目标是，1983年5月，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召开了《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了夏志清、芮效卫、史梅蕊、杨沂、孙述宇、郑培凯、马泰来等11位学者提交的11篇论文（注：此次会议论文均收入徐朔方编选校阅之《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这是本时期境外金学研究主要成果的一次检阅。法国的金学研究界主要有雷威安、艾金布勒、陈庆浩、李治华等。其中雷威安的法译本《金瓶梅》颇为人所称道。
第三时期中国大陆的金学研究因挟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之盛势，虽历时最短，却争论最烈，成果最富，影响最著。而在台港、日韩、美法三个新的研究重心中，以美国声势最宏，韩、法则分别为后两个重心的新的生长点。中国大陆与境外由分到合，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终于共同奠定了百年金学的繁荣局面。
二
纵观百年金学，时而喧闹，时而寂寞，而使金学一脉始终保持活力，未至绝灭，乃是由于金学中屡有见解之碰撞，思想之磨砺。故虽行途曲折，终能求得学术之递进。百年金学，就其主流及影响而言，约有以下四大争鸣之热门。
一曰作者之争。在20世纪之前，盛行明代嘉靖年间学者王世贞作《金瓶梅》之说（注：此说主要依据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所作《稗说》，后《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即据此提出“苦孝说”。）。1934年，吴晗在《〈金瓶梅〉的著作期间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以极其严谨的考证，予以否定。时过半个世纪，朱星于1979年发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等文和《金瓶梅考证》一书，罗列十点来由重申了王世贞说，而后周钧韬承之并加以补充和发挥，进而发展为“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此说后来也同样引发了众多的不同意见。
自朱星重申“王世贞说”之后，大大激发了金学界探寻《金瓶梅》作者的热情，各种推测之说相继出笼，举其要者有徐朔方、吴晓铃、赵景深、杜维沫、卜键以及日本日下翠等人提出的李开先说，张远芬、郑庆山等人提出的贾三近说，黄霖、郑闰、李燃青、吕钰及台湾魏子云、杜松柏等人提出的屠隆说，鲁歌、马征等人提出的王稚登说等，与王世贞说合之为“五大说”。除这“五大说”以外，另有李先芳、谢榛、徐渭、汤显祖、冯梦龙、沈德符、丁惟宁等人选不停被提出，包罗只知字号，未坐实某人的已达到50余人。各说在拥有一些支持者的同时，又险些都面对着强有力的驳论。在对《金瓶梅》作者人选的考证中，又贯穿了有关作者属性的三种争论，分别是：(1)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之争；(2)大名士与中下层文人之争；(3)北方人与南方人之争。其中以由潘开沛、徐梦湘肇其端的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之争，参与者最多，影响最大。但迄今为止，这三大论争也同样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作者之争乃是百年金学论争的第一热门，其内容占了金学史之一半，然因论争者多以推测取代实证，尤其缺乏确凿之内证，所以终无结论，不免令人遗憾，亦引人深思。
二曰主题之争。《金瓶梅》的主题是研究者广泛存眷的另一个热门话题，约莫有数十种主题说被渐次提出。择其要者，分别为世情说、暴露说、政治讽谕说、新兴商人悲剧说、人生欲望说、文化悲凉说。（注：前五重主题说重点参考了黄霖主编《金瓶梅大辞典》。）
民国时期，鲁迅首倡“世情说”，以为《金瓶梅》的特点在于“描写世情，尽其情伪”。黄霖作于1984年的《金瓶梅与古代世情小说》一文论述更为系统，是对鲁迅“世情说”进一步的发展。“暴露说”的完整表述是“暴露封建黑暗说”，最初由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编写的《中国小说史》提出，以为《金瓶梅》是对明代正德至万历中期封建社会黑暗的全面暴露，在五六十年代甚为流行，80年代之后渐渐弱化。“政治讽谕说”又称“影射说”，80年代初由台湾学者魏子云率先提出，他以为《金瓶梅》是一部有关明神宗的政治讽谕小说。此说虽曾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却遭到极为猛烈的批评，被视为“索隐派”的复活。
新兴商人悲剧说、人生欲望说、文化悲凉说相继出现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之间。1987年卢兴基撰文提出“新兴商人悲剧说”，以为《金瓶梅》主旨就是表现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相反意见是从两方面进行驳难的，一是西门庆依仗封建特权，不是新兴商人；二是他的死亡并非悲剧。“人生欲望说”由张兵在1988年11月于扬州召开的第三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他以为《金瓶梅》是一部集中表现人生欲望的书，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即是小说表现人生欲望的一篇宣言书。“文化悲凉说”见于1993年第4期《文学遗产》所载王彪《无所指归的文化悲凉——论〈金瓶梅〉的思想抵牾及主题的终极指向》一文，作者由《金瓶梅》的思想抵牾，最后归结无所指归的文化悲凉这一终极指向，其中包罗着对人、生命、历史的更高意义的思考。
以上六种主题说，唯鲁迅的“世情说”本是对《金瓶梅》小说类型的定位，正如以《西游记》归之于神魔小说一样，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对小说主题的揭示。至于其他诸说，则以王彪的“文化悲凉说”更具哲学深度。
三曰性描写之争。《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向为金学争论之焦点，20世纪百年中，论争不绝，各不相谋。
一方见解主张《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内涵的，有机的，不可或缺的。早期对《金瓶梅》性描写予以一定积极评价的论著多从其“史料价值”着眼。本世纪中叶之后，才渐渐转入更为内涵、深入的研究，代表作为日本后藤基巳的《〈金瓶梅〉的期间背景》(1965)、章培恒的《论〈金瓶梅词话〉》(1983)、王彪的《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的性描写——〈金瓶梅〉性描写的叙事功能及审美评价》(1994)等。前二文重在从体现晚明人性解放新的期间精神的视角对《金瓶梅》的性描写予以充分肯定，王文则就《金瓶梅》性描写与小说叙述视角和动力的内涵关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以为性描写无法从《金瓶梅》中剥离，性描写除了表现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需要外，在《金瓶梅》里还具有一种独特的形式功能，这种功能使“秽笔”真正渗透到全书的肌体，直至成为血
肉本身。具体地说，一是性描写作为《金瓶梅》的叙述视角之于体现小说主题的意义；二是性描写作为《金瓶梅》的叙述动力之于推进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意义。与以上意见相左的另一方则以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外在的、附加的，至少是过分的，故删除之也无伤大体。虽然他们也并不通盘否定《金瓶梅》性描写的价值，但以为这些性描写没有节制过于泛滥，是书中的败笔，于社会于读者有害无益。徐朔方在《论〈金瓶梅〉的性描写》一文中这样写道：“不是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金子。性描写并不一定等同于个性解放，正犹如紊乱的性关系并不一定就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反叛。”这一见解有一定的代表性。
由以上双方分歧中可知，前者多从史料价值、期间精神及叙事功能方面立论，后者则多以社会教化以及审美品格责之。应该承认，对《金瓶梅》性描写的价值评判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了断的。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曾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实在《金瓶梅》岂仅仅为一部淫书！假如除尽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它仍不失为一部最高级的小说。”然而，假如有人反问：果然将《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删除殆尽，那《金瓶梅》还成其为《金瓶梅》吗？显然，性描写作为《金瓶梅》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确已渗透至小说的题旨、形象、叙事之中，与小说险些无法分离，但是又不是不可删削的，作者的抵牾心态在于一方面以色劝惩，另一方面又玩味于色，致使性描写失于节制，过多过滥，所以，在不伤害题旨、形象、叙事的前提下，删削一些也无妨。
四曰人物形象之争。论争主要是围绕西门庆、潘金莲以及宋惠莲等人物的评价而展开的。
关于西门庆主要有三次争论。一是西门庆的社会属性中是否含有地主成分？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把西门庆称为地主、恶霸、商人三者的混合体，另一种意见以为，西门庆虽购买土地，但未进行土地投资，故认定其为地主缺乏最少依据；二是西门庆之属性条理是三位一体，还是以商为主的官商？近年来，将其作为官商典型的意见较引人注目；三是西门庆是否是新兴商人？自卢兴基提出“新兴商人说”后，遭到多位学者的强有力反驳。西门庆形象论争的结果是使这一形象的社会属性越发明确，西门庆既不是地主，也非新兴商人，而是一旧式官商。
关于潘金莲的评价经过了一个从简单定性到全面艺术分析的过程，前期研究者如李西成、朱星等以为：潘金莲是封建社会中堕落成性却又凶狠的妇女典型，是坏女人。后期研究者如罗德荣、叶桂桐、宋培宪等则越发注重全面的审美考察，越发注重揭示其可憎又可悲的多重性格。
在西门庆、潘金莲两位最重要的主角之外，有关人物形象之争还涉及到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等。这里重点谈一下宋惠莲。对于宋惠莲前后性格行为猛烈反差的表明，大抵有三种意见：一是以孟超等为代表的批驳性的意见，以为宋惠莲具有两重品德，是个不彻底的人物，不值得怜悯；二是以孔繁华等为代表的肯定性的意见，以为宋惠莲已完全觉醒，她是在以死向不公平的社会作抗争；三是李时人等提出的意见则显得更有说服力，以为宋惠莲之死并非由于忠贞，而是源于严峻的失败感，她终于意识到她根本不能对西门庆有多大的影响力，因而死于绝望。
以上四大热门的争鸣与研究，构成了百年金学之主潮。然而，大潮涌动之际，也往往是学术泡沫盛行之时，得之失之，我们还须予以冷静的思考和分析。
三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百年间共发表金学论文千余篇，专著百余部，成果是相称可观的，这里拟再从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个方面略作评价。
（一）文献研究。《金瓶梅》的文献学研究在整个金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又包罗作者、版本、源流研究三个方面。关于作者研究，前文已作较多论述，在金学研究成果中，可谓学者最众，论著最丰，影响最大，但存在的问题也较多。
版本研究方面，正式撰文作专题考辨的始于周越然发表于1935年4月《新文学》创刊号上的《〈金瓶梅〉版本考》。由于《金瓶梅》的版本从早期抄本到词话本（万历本）、绣像本（崇祯本）、张竹坡评点本及其他诸本比较复杂，故而学界对此的研究即集中于以上诸本流变及彼此承传关系上。其中如日本长泽规矩也《〈金瓶梅〉的版本》、鸟居久靖《〈金瓶梅〉版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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