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序》和《导言》
《自序》云：“予以民国十九年（1930年），八月，应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聘，为学子讲《诗品》，坊间旧有《诗品笺》、《诗品注》、《诗品释》诸书，或失舛误，或瘸缺略。因博采诸说，并申愚管，凡有演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末详则阙，弗敢臆说。犹裴龙驹《集解》例也。”道出了编著《集释》的缘起和义例是：以为因给学生讲《诗品》而作，一仿裴ｙīｎ＠①（字龙驹，见《史记会注考证》引司马贞《索隐》）《史记集解》体例。
《自序》还用较大篇幅对古直《诗品笺》注“平原兄弟”、梁启超释“子卿双凫”等提出了批评意见。其中驳梁氏之说，颇有学术启示意义。其云：
“子卿双凫”：梁任公曰：“乃六朝另一子卿，非汉之于卿。”然《哀江南赋》：“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六朝另有一苏子卿，六朝另有一李陵乎？《古文苑》载苏武《别李陵诗》云：“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即本李陵《录别诗》“尔行西南游，我独西北翔”及“双凫相背飞”诸句，何处另有六朝之苏子卿乎？六朝苏子卿现存《朱鹭》、《艾如张》、《梅花落》、《紫骝马》、《南征》五首，见于《艺文类聚》及《乐府诗集》者，皆称陈代人，且绝无“双凫”语，记室何由预知而评之耶？
在此之前，陈延杰、古直都引过“双凫俱北飞”；而许文雨亦引过“李陵之双凫永去”等；甚至许文雨还说过：“近人梁任公疑系六朝之苏子卿。羌无徵证，恐不可从。”但似叶氏这样有说服力的驳斥，却未经眼。且其引述的“双凫俱北飞”及“双凫相背飞”诸句，对后人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也不无启发。如逯钦立、车柱环、玉叔岷诸人提出的“子卿”当是“少卿”之误的新说，即有赖于此。由于如上所引，李少卿（陵）确有“双凫相背飞”之句。王叔岷云：“少卿之误为子卿，‘少’‘子’草书形近易乱。《史记·越世家公理》引《吴越春秋》云：‘大夫种姓文，名种，字子禽。’《文选》陆士衡《豪士赋序》李善注引子禽作少禽，即‘子’‘少’相乱之例。”按：“少卿”“子卿”相乱之例则有：《旧五代史·晋书·卢文进传》（卷九十七）云：“及明宗即位之明年，文进自平州率所部十余万众来奔，行及幽州，先遣位上表曰：臣即抛父母之邦，入朔漠之地。几年雁塞，徒向日以倾心，一望家山，每销魂而断目。李子卿之河边，空有怨辞；石季伦之乐中，英陈归引。……’”这段引文中的卢文进所上《表》文“李子卿”，《全唐文》卷八百七十卢文进《自契丹还上唐明宗表》作“李少卿”，“李少卿之河边”，指李陵《录别诗》之“携手上河梁”一首。此诗作者，《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类书》残卷作李陵；篇名，《文选》卷二十九、《文章正宗》卷二十九、《诗纪》卷二作《与苏武》；《艺文类聚》卷二十九、《初学记》卷十八、《太平御览》四百八十九、《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十五、《合壁事类续集》卷四十六作《赠苏武》。此证似比王氏所举更为有力。
《导言》共十则。（一）《钟嵘补传》。以《南史》、《梁书》本传及《诗品》中有关记载合而为一。其对钟嵘卒年之说有误。此则云：“迁西中郎晋安王记室。……顷之，卒官，为承圣元年云。”后又在（三）《钟嵘作诗品的动机及著书年代》云：“按，《南史·敬帝本纪》：‘承圣元年，封晋安郡王。二年，出为江州刺史。’则记室之死，实方智迁王之年。而《诗品》一书，又其绝笔之作，距今，盖千三百七十七年云。”夷考实在，梁敬帝萧方智虽曾为晋安王，但却未任过西中即将。因而，《梁书》、《南史》的钟嵘本传所记的钟嵘最后所奉的“主公”，绝不是只作过晋安王而未同时又任西中郎将的萧方智。据查，那个既任晋安王同时又任西中郎将的钟嵘所奉的“主公”当是简文帝萧纲。钟嵘卒于梁天监十七年二月，时任西中郎将萧纲记室任上，始见于张锡瑜《钟记室诗平三卷》（清在咸丰十年——1860），今人王达津《钟嵘生卒年代考》也有考证（《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70期，1957年八月十八日；又见作者《古典文学理论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八月版》。由于钟嵘卒年的重新考订，则钟嵘《诗品》的最后定稿时间，当在梁天监十二年(513)沈约卒至天监十六年(517)柳恽卒前，详见谢文学《钟嵘及其〈诗品〉三考》（《中州学刊》1987年第3期）。
此条另有一误：钟嵘兄钟＠②的任职问题。其云：“＠②字长岳（《南史》本传作长丘》，官至府参军建康令，著《良吏传》十卷。……以上《梁书》本传。”《梁书》本传作“建康平”。引文“建康令卒”实出《南史》本传。比较二者，当以作“建康平”为是。详见王发国《钟嵘年表疑义考析——家世篇》（《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1期）。《良吏传》今佚。其佚文不多见。今录一则。《后汉书·西南夷传》：“（郑）纯自为都尉、大守，十年卒官。”《集解》引惠栋曰：“钟＠②《良吏传》云：“纯为永昌太守，廉洁独绝，及卒，列画东观也。’”
（二）《诗品》与《文心雕龙》。先引述《四库提要》“可与《文心雕龙》并称”之说、《文史通义》“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之评，而后自云：“记室所品，多与彦和相合”，“信鲁卫之政，兄弟之文也”。其说虽简，且只认同而略异，却是较早从文理的角度对二书进行比较的结论。文中“《文心》之《诗序》也”句，有误字：《诗序》看成《时序》。
（三）钟氏作《诗品》之动机及著书期间。
（四）《诗品》凡例。共列子、丑、寅、卯、辰、己《按看成巳》、午、未、申九例。
（五）诗人之品第及其派别。依《诗品》品评顺序列上品十一人，中品二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其中下品诗人姓名多有误字。如：陆修之看成陵修之，袁休看成惠休，江裕看成江ｓｈí＠③，鲍泉看成鲍行卿。论诗派部分则云：“其言诗人源流，亦分三派，列表如下。”其用表以示三派之源流，方法新奇，一览无余，多为后人仿效。
（六）诗之变迁。总云：“记室总述上古迄梁代诗家之变迁，区分为十。”接着按甲、乙、丙、丁、戊、巳（按看成己）庚、辛、壬、癸之序逐一罗列为：虞诗、五言滥觞、西汉诗、东汉诗、建安诗、魏诗、大康诗、永嘉迄江左诗、义熙元嘉诗、宋齐梁诗等。
（七）论诗大旨。分六目：诗之起源与功能；性情说；兼三反三；四五言利病；五言大家；诗之内容与形式。所谓兼三是指“赋、比、兴”兼用；反三是指“反用事、反说玄、反声病也”。其“反三”之说，为多数学者承认。
（八）《诗品》序次之庞杂。此对序文、陶潜品第、同品先后及作者期间的庞杂作了举证。其中有云：“今本《诗品》，陶潜列在中品，而《大平御览》所引，则在上品。”此承古《笺》说。然不实。详见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台湾省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专刊，1992年版）、王发国、曾明《水流花放，老树春深——评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作者举正期间错
乱亦本古《笺》。但如“梁陆厥”看成“齐陆厥”，二书皆未按。
（九）诗品中的故实。
（十）《诗品》之版本。
（十一）《诗品》之取材。其谓“夫有诗而后有诗选，有诗选而后有诗评。《诗品序》云：‘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下品》云：‘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进撰诗，载其数首，亦复平矣。’”“则谢沈听撰，实记室取材所由。”可见，《诗品》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在前人所编诗歌总集的基础上写成的。
二、《集释》正文和《引用书目》
《集释》在前人研究《诗品》的基础上，广泛征引有关《诗品》研究成果达七种之多。它们是陈石遗《钟嵘诗品评议》、黄侃《诗品讲疏》、陈柱《诗品参平》、陈延杰《诗品注》、古直《钟记室诗品笺》、许文雨《诗品释》、陈直《诗品约注》。是当时引用前人《诗品》研究成果最多的著作。这虽是《集释》体例的要求，但其博采众长的作法，和古直、许文雨拒绝陈延杰的态度相较，显得更有学者风采。不但如此，《集释》还多次引述冯振等人及陈石遗《诗学概论》、叶瑛《谢灵运文学》、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等著作的相干说法，更丰富了《集释》的内容。而有的如《钟记室诗品评议》、《诗品参平》、《诗品约注》等，系未刊稿，则赖此书以存。《诗品下》“梁晋陵令孙察”，陈《注》、古《笺》、许《疏》于孙察皆不能按。《集释》引《约注》：“《梁书·孙谦传》：‘从子廉，历御史中丞、晋陵、吴兴太守。’孙廉立刻孙察。《梁书》为唐姚思廉撰，思廉为陈吏部尚书姚察之子，思廉避父讳。廉、察义近，故易作廉。李延寿《南史》又因姚书而作廉也。”此注虽非定谳，却聊胜于无，可备一说。考姚思廉所撰之《梁书》确有避父讳“察”字之处。《梁书·刘孝绰传》“先圣以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中华书局标点本《订正记》云：“二语见《论语》（按：《卫灵公》篇），两察字各本皆作监，此姚思廉避家讳改。今改回。”即是其证。按：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所录的出自姚思廉《梁书》的刘孝绰之《谢东宫表》中的两察字仍作监字，亦可证中华书局《订正记》说之确。又陈垣《史讳举例》第十一《避讳改经传文例》亦云：“《梁书·刘孝绰传》‘众恶之，必监焉；众好之，必监渝。’此引《论语》，改察为监，姚思廉避其家讳也。”以被例此，姚思廉于孙察也当避家讳而改字了。古代避讳，或用音同、音近字代所讳字，或以同义、近义字代所讳字。姚思廉为避父讳而改“察”为“监”或“廉”，即用后者。“监”有“察”义。《方言》十二、《国语·周语》“使监谤者”及“后稷监之”。韦昭《注》、《汉书·韦玄成传》：“天子我监。”颜师古《注》皆云：“监，察也。”“廉”，亦可训“察”。《管子·正世》：“人君不廉树而变。”房玄龄《注》、《汉书·何武传》：“武使从事廉得其罪。”颜师古《注》、《后汉书·鲁恭传》：“亲往廉之。”《第五种传》：“廉察灾害。”《杨彪传》：“使廉知其状。”《华佗传》：“使人廉之。”李贤《注》皆云：“廉，察也。”又姚思廉在《梁书》中为避父讳，有时改察为监，有时又改察为廉，究其改字不一之由，盖由语言环境不同而有异也。说《梁书》之孙廉即《诗品》之孙察，还因二人之事迹颇有同者。以仕履言，《诗品》之孙察曾任晋陵令，而《梁书》之孙廉亦曾为晋陵大守；以出身言，《诗品》云孙察“最幽微”，陈学士《吟窗杂录本》作“孤微”，显指家世寒微，出身低贱；《梁书》谓孙廉之家亦甚孤贫，其从父孙谦曾客居历阳，“躬耕以养弟妹”（见《梁书·孙谦传》）。由此可知，《集释》引录《约注》（未刊稿，已佚）孙察即孙廉之说，不为无据。孙廉生平，《南史·孙谦传》比《梁书》所载为详，但末列孙廉子嗣。孙廉有子曰孙抱，事见《南史·文学·卞彬传》。孙廉籍里、期间，亦可略考。《卞彬传》云：“（孙）抱，东莞人，父（孙）廉。”只言郡望。而《梁书·孙谦传》云：“孙谦，东莞莒人也。”言及县籍。则孙廉当和孙谦一样，皆为东莞莒人。永嘉之乱，向南迁移，客居历阳。孙廉卒年，殆和沈约差不多，约在梁天监十二年（513年）左右。
不过，《集释》在引录这些未刊稿时，由于未作说明是未刊稿，故使后人产生误会，以为确有此书出版。如陈直《诗品约注》，当时仅是手稿而被《集释》引录，后来由于兵乱，连手稿也散佚了。可是，后来的一些著作如台湾省汪中《诗品注》（台湾正中书局1969年初版）、梅运生《钟嵘和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萧华荣《诗品注译》（与周伟民《文赋注译》合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曹旭《钟嵘诗品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89年第11期）、《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等，即因《集释》的引录而误认陈直有《诗品约注》付梓。别的，如黄侃未刊稿《诗品讲疏》也只散见于《文心雕龙札记》和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中。《集释》引录《讲疏》语时未说明其所从出，不合引录规范。别的，书目还对颜之推的期间作了误录。
《集释》自按注语，亦颇有创见。今举数例。
（一）《诗品下》评阮禹、欧阳建等七人诗有云：“元瑜、坚石七君诗，并平典，不失古体。大检似，而二君为优矣。”对评语中的“大检似”，陈《注》云；“余藏明抄本《诗品》，‘大检似’作‘大抵相似’”；古《笺》、许《疏》无说。《集释》在无旧注可集的情况下，自按云：“犹言大较一揆。《吴志·步骘传》：‘顾豫章、诸葛使君、步丞相、严卫尉、张奋威，此五君者，虽德实有差，轻重不同，至于趋合，大检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此按甚确。它为正确表明“大检”一词提供了语源。后之注《诗品》者，凡取《集释》此说者，皆能得其正解；反之，则误。如开国以后中国大陆最早出版的三种新的《诗品》注本就可为证。萧华荣《诗品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云：“大检似，明《吟窗杂录》本作大抵相似”；向长青《钟嵘诗品注释》（齐鲁书社1986年版）亦云：“大检似，疑有脱误，或系指大体相似”；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则引《步骘传》以作注云：“大检似，大抵相似。大检，即大抵、大略、大抵，六朝用语。”比较三者，吕说显得更为有据。《三国志·吴志·步骘传》所载品评顾豫章五君之语，乃见于钟嵘同郡前辈颍川周昭所著之书，钟嵘在此用“大检”、“七君”等语汇评诗，正是仿同郡前辈周昭评人之法。“大检”—词，亦见于明顾起纶《国雅品》。其评汪忠勤诗即云：“词新调间，不失唐人大检。”顾氏所言之“大检”，即与《步骘传》、《诗品》的用意同。此也可证“大检”可通，非有脱误，不烦校改（拜见王发国《诗品考索》，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二）《集释》于《诗品序》：于是庸音杂体，各各为容”两句，有三条注释：一是“庸音”下引冯振云：“按陆机《文赋》‘放庸音以足曲’”；二是“杂体”下自按云：“皮日休《杂体诗序》‘近代作杂体，唯《刘宾客集》中有回文、聚散、双声、叠韵”；三是“各各为容”下自按云：“《梁书》本传作各为家法。”三条注文，均是创获。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即引《集释》所录冯振说以笺“庸音”语源。而《诗品考索》亦在后二条注的启示下写出了富于创意的条文。《考索》略云：按杂体，在六朝隋唐专指回文、聚散、双声、叠韵等以游戏为目标的诗体。此见皮日休《杂体诗序》。其后，胡应鳞《诗薮》
、毛先舒《诗辨坻》、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也持这种见解。据粗略统计，盖在魏晋六朝属杂体者共有四十余种。它们是聚散、回文、双声、叠韵、五平、五仄、建除、集句、字谜、人姓名、鸟兽名、树名、草名、宫殿名、屋名、门名、车名、船名、郡县名、县名、州郡名、药名、针穴名、卦名、山卦名、龟兆名、相名、歌曲名、星名从军，小言、大言、细言、大垂手、小垂手、数名、四色、五杂俎、五字叠韵、六亿、六府、六甲、八音、八咏、十喻、十空、十二属等。又按：当时不但诗体丛杂，就是书体、画体也极为繁乱。庾元威《论书》云：“齐末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崇仿，家藏纸贵，……湘东王遣沮阳令韦仲定为九十一体，次功曹谢善勋增其九法，合成百体。……今所不取。余经为正阶侯书十牒屏风作百体，间以彩墨。……其百体者：悬针书，……反左书等。及宋中庶宗炳出九体书，……此九法极真草书之次第焉。删舍之外，所存犹一百二十体。”《论书》又云：“宗炳又造画，瑞应图，千古卓绝。……杂体既资于画，所以附于书末。”
（三）《集释》于《诗品下》“齐端溪令卞录”下云：“《隋书·经籍志》：‘齐前军参军虞羲集下注：《卞录集》十六巷。’录、铄形近，疑误”。按：引文之《卞录集》，《隋志》原文作《卞铄集》，《集释》引误。虽然如此，其谓卞录当是卞铄之误，仍为多种注本采用。如吕德申《校释》、王叔岷《笺证稿》、王发国《诗品考索》、曹旭《诗品集注》等，皆是。《笺证稿》云：“按卞录当从《吟窗杂录》本作卞铄，录乃砾之形误。”而韩国李徽教《钟嵘诗品汇》注亦云：“似可从《吟窗杂录》本校‘录’作‘铄’为是。录、乐形近，故录误为铄欤？”《考索》为证成此说。
我们知道，衡量一种学术成果的重要标志，不但在于它解决了什么，还在于它是否具有更深条理的启示性和引导性。统观《集释》，虽然少有所列各条那样能给人以启示的注文，但是，即使只有一条，也值得称道了。
虽然，《集释》也有相称多的疏漏，需要补正。亦举数例。
（一）《集释》于诗品上“平原相陆机”条首句自按云：“《文心雕龙》、《金楼子》各皆曹陆连举，足证渊源。惟《梁书》齐《萧悫传》曰：‘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考《梁书》无《萧悫传》。萧悫事迹，略见于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和《北齐书·文苑传》。《文章篇》云：“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着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而《文苑传》亦云：“萧悫，字仁祖，梁上黄侯（萧）晔之子。天保（北齐文宣王高洋年号，凡二年，550-551年）中入国（指由梁入北齐），武平（北齐后主高纬年号，计二年，570-571年）中，太子洗马。”别的，《文苑传序》还说萧悫曾任齐州录事参军，后与赵州功曹参军颜之推同入撰馆。在此两处记载萧悫事迹的文字中，均不见《集释》所引之文。引文初见《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七，谓出于《三国典略》。《三国典略》三十卷，唐丘悦撰，见《新唐书·艺文志》，亦见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诗薮·杂编》卷三和《全唐文》卷三百六十二。此三国，指江南、邺下、关中，非曰魏、蜀、吴（此为鱼豢之说）和拓拔魏、高齐、宇文周（此为胡应麟之说）也。因其书己佚，故不知真有此否？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九《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引此谓出于《三国典略》引邢子才语（《杜诗镜诠》亦有此说）。严可均《全北齐文》引此作《萧仁祖集序》，但不言所据。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论及此文，也不言其所从出。王利器《颜氏家训集释》（增补本）则谓见《御览》引《三国典略》邢劭语，而未言出于《萧仁祖集序》。今按：引文当出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刑劭集》著录的刑劭（字子才）《萧仁祖集序》（曹道衡先生说，刘跃进博士函示）。《集释》此误，为王叔岷《笺证稿》所承。
（二）《集释》于《诗品下》“梁步兵鲍行卿”条“行卿少年，甚擅风谣之美”下自按云：“《隋书·经籍志》：‘梁平北府长史《鲍泉集》一卷。诗今存九首，见丁福保纂《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按：此注甚不可解。《诗品》所品评者为鲍行卿诗，而所引者为鲍泉集和鲍泉诗。《集释》盖以为鲍行卿即是鲍泉，不然，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