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充任为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源"和证人角色。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格局中逐步走向主导,具有了"元话语"身份,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学科"的"学科性"和"科学性"的认同与首肯。
　　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被普遍崇奉的"正统地位"开始受到质疑。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对象性"得以凸显,其学术品格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可视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毋庸置疑,在这一历史阶段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明显的成绩。从对这些成绩的具体分析里我们感到,这一历史时期上述诸领域的研究,不仅构成了与它们自身"研究历史"的明显差异性,同时,其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的区别也更加突出。当然,这些方面都是容易被人意识到的。我们所要关注的问题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各自学科独立性的强化,究竟与这一时期它们各自的研究进程有着怎样的关系?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新时期的研究历史是否可以轻易地被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框架里从而在实际上抹平二者之间的大小不一的差异?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研究,在这一历史时期里的关系属性究竟该如何认识等等,对这些问题的集中深入的辨析,无疑将有助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探与创新。
　　笔者以为,新时期以来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总体上呈现为"世纪视角"与"阶段视角"、"一体化"思维与"分期"思维的张力关系。两个领域之间的包容-间离、遮蔽-共生、交错-层分等复杂状态,都是过去的研究历史中未曾有过的现象。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初期、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三个不同阶段里所拥有的不同的话语权178力,不但造成了上述复杂性状况,而且也蕴含着研究主体思维变迁的丰富性。从中我们看到了这一时期时代文化语境的剧烈变化对整体性学术面貌的强大影响。
　　新时期初期之比较就新时期初期我国上层建筑整体而言,文艺领域是最早进入历史"转折"的领域。这一点突出体现在这一时期的"文艺批判"和"文学创作"方面。"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思维状态与价值取向,直接而赤裸地呈露出对文革前历史存在的崇奉与膜拜。
　　时代的"新"内涵是以"当下"与"文革时期"的异质性为根本性的界划依据。强调有关"当下"-包括文艺事业在内的现实的合理性与超越性。如果我们把"新时期文学"视为一个审美历史的新的建构过程,那么,这一时期其实并不意味着"新时期文学"历史建构的真正开始,而是文艺对时代政治的直接回应。在这一以普遍认同方式所体现的回应里,文艺获得了一些简单的承诺和有限的宽容空间。
　　"文学创作"以其"写实"品格和感性特征,赢得了时人(包括绝大多数研究者在内)普遍而集中的关注。
　　洪子诚这样说过:"在我的印象里,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学校的老师、学生,大都把热情投到对文学现状的关注上,他们撰写的文章、递交的论文大多和现时的文学现象有关。""在80~90年代(至少是到90年代初)许多有才气的人更愿意做文学批评和现状研究。
　　'文革'结束之后,跟踪、把握当前的文学现象,发现有价值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确实比研究当代文学史更具有挑战性、更刺激,似乎也更有学术含量,当然也更容易产生社会效应。"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整个文艺领域,对文学的"当下"状态的关注居于压倒一切的位置。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新时期"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也许正是在这一对"新时期文学"当下创作的关注里迈出了第一步。
　　有论者在梳理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时这样评述:"文革结束后,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使学术研究的冻土一夜化解为百花盛开的园地,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事业也飞快地向纵深发展,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格局和规模。""概括地说,它有以下几大特质。首先,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使这一研究领域空前活跃。这种解放和更新的标志首先是从文学艺术与政治关系的重新讨论和解释开始的,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从属论'的逐步打破,乃是人们在人数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并引发起强大的连续性的冲击波。
　　从而在这一领域冲破不少研究禁区,极大地拓展了研究视野。其次,有关艺术规律及文学本体论的提出与讨论,也使研究本身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内在发展规律及其美学意义上的深层探讨和观照,从而使研究工作向更深的层次推进。"如何对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价值属性进行定位,是文学研究界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人们找到的答案是,"新时期文学"是"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是向"十七年"文学格局的"回归",甚至是五四以来革命文艺传统的继承与光大。李扬曾在有关论著中指出;"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盲视'几乎成了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史'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盲视"的前提和结果都导向"即'新时期文学''接续'了被中断了数十年的五四文学传统,使文学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使文学回到了'文学'自身"。
　　不可忽视的是,问题的另一面也逐渐明朗起来:此时,在文学研究界以"新时期文学"为主体对象的话语潮流中,为确证新时期文学合理性而被"抽象"提及的"十七年文学",并未得到充分的研究。这使得"十七年文学"的存在价值进一步走向"暧昧",它仿佛成了"新时期文学"的影子。我以为,这正是此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境况。其实,"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179文学"的互证,一方面固然为"新时期文学"的合法性提供了不少的理由,但"十七年文学"的先置合理性终究会受到质疑。研究界有意把"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在价值属性上联为一体,以及对当下文学创作在"反思"维度上有意无意地和文革前文学历史的有意牵扯,都不同程度地持续削弱了"十七年文学"存在的历史品性,迟滞了它的历史价值的真正实现。
　　这一阶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于其作为对象的历史品性的相对成熟,它相比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而言,却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了自身的"拨乱反正",步入相对纯净的学术研究境地。
　　不过这种情形是短暂而有限的-此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还无力摆脱时代文化语境对自身的制约,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研究之间的确呈现为前所未有的"夹缠"关系。
　　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革命现实主义"范畴之中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此时"新时期文学批评"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替代)发生关联时,既催生了试图把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一体化"处理的思维萌芽,同时却也强化了它们之间的学科界限。
　　在这一阶段里,人们对于"新时期文学"的空前热情,不仅使"十七年文学"(包括"文革文学")的被遮蔽具有了某些合理理由,也迫使现代文学研究充任为阐释"新时期文学"价值的"历史资源"和证人角色。
　　学术界在简单比较中所形成的关于"新时期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已实现了某种超越的普遍认识,印证了五四以来所流行的简单"进化论"意识对文学研究的内在规约。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虽然此时在"进化论"意识牵导下的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体化"思考,其基本动机是指向对"新时期文学"价值的论证,但由于呈现这一动机的效果确需在历史的溯源中完成,所以,对现代文学施以重新思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日益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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