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择的题目是，主要论述对象是沈从文前期小说创作。本文所定义的“前期小说”，包含了沈从文的早期作品（1924-1928）以及过渡期作品（1929-1932）。但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本文也会越界去分析一些相关的副文本以及沈从文在1932年以后对自己的前期小说进行修改再度刊行的版本，以凸显作者创作形态的变化。作为一个拥有叙事自觉意识的作家，沈从文独特的文体风格虽已受到一定的关注，但研究界对他前期的创作还未见更为充分的研究。沈从文从学写小说到自觉实验小说叙事的成长过程，正是本文所关注的焦点所在。而沈从文在学习创作的过程中，如何借助“讲故事”的方式来叙述他的既往经验，进而又如何以一个“讲故事人”的姿态与读者进行交流，也构成了本文试图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以文本分析为主，辅以叙事学及本雅明关于讲故事的理论，意图从沈从文较为驳杂的前期小说创作中梳理出一条线索，即他如何用讲故事的手法来写小说。“故事”在沈从文的创作意识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讲故事”也是沈从文前期小说中特有的叙述风格。他不但在小说中建构了一个“说-听”的讲故事格局或曰“故事场”，同时也创造了鲜明的讲故事人的形象。此外，作为一个有交流欲望的讲故事人，沈从文也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读者意识。
　　勾勒出一个讲故事人的形象的存在，包括他开始创作以前如何接触讲故事的传统，这些讲故事的经验又对他产生了何种影响；进而指出沈从文在现实生活中，也喜欢以一个“讲故事人”的形象出现。这一切，都充分印证了本雅明所引述的一句德国谚语：“远行的人必有故事可讲”。分析沈从文从早期到成熟期的小说中的讲故事人及其形象特征。在早期的小说中，沈从文习惯于以一个经常自我显形的全知叙述者的形象来讲故事。而当他的小说叙事艺术逐渐成熟时，则更喜欢以小说中的人物来担任讲故事人的角色，并最终演变为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的乡土小说中一种成熟而权威的叙述声音。分析沈从文小说中的“听众”和读者意识。在书面化的讲故事时代，听众自然不在眼前和现场，而只能存在于“讲故事人”虚拟的想象中，因此故事也只能由不在场的“读者”来担任接收者。由此也催生了沈从文强烈的读者意识，常常把城市读者作为一个“他者”的形象写进小说中，进而建构了自己的理想读者。沈从文的小说因其鲜明的抒情化特征向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抒情小说的代表，但不能忽略的是，沈从文其实更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尤其在创作前期，沈从文以讲述许多传奇式的故事而闻名。当代学者王德威在一文中指出：“沈是一流的‘说故事者’。”
　　而早在三十年代，苏雪林就曾表示：“沈氏原是个‘说故事的人’。”叶圣陶在替沈从文写广告词时也说他“被称为美妙的故事家”。可以说，沈从文以一种讲故事的手法，创造了一个充满离奇色彩的湘西世界和这个世界中各式各样的传奇人物，也在创造故事的同时完成了属于他自己的传奇。在二十年代的创作初期，沈从文的作品数量非常多，虽然艺术水平参差不齐，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实验性及杂糅性倾向都很强。不管是在题材内容，还是文体、叙述方法等方面，沈从文似乎都不断以“习作”来打磨他的手艺，也从中碰撞出一些艺术火花。不过根据作者本人后来的说法，这些作品只是为赚稿费来“糊口”的粗糙作品，又或是练笔的“习作”，以及上课时作为教学用的“实验作品”，作者本人并不太看重它们。或许因为这种种原因，一直以来这些作品都不被研究者予以充分的关注。可以说，对于沈从文前期的小说，尤其是二十年代的早期作品的研究还未见充分。在一些研究中，这些早期作品大多被作为自传材料来论述，但其艺术性通常都被贬低，思想性也被指为肤浅和稚嫩。不过美国学者金介甫曾指出，沈从文早期的作品可说是“创作的大杂烩”，虽然这些作品的篇幅短小，沈从文却可以随心所欲借用各种文学形式、角色和不入时的文学风格来创作它们。金介甫因而提出疑问：“你说它（沈从文的早期作品——引者注）笨拙？或只能算作试验？是写 20 世纪的自然人，还是现代人？”他接着指出，这种胡乱采用的方法，还是值得将来的文艺评论家去作出精当阐释。可以说，沈从文是一个成长型的作家，由一个学习如何作小说的写作者成长为思考小说如何作的艺术家。虽然他前期小说艺术的混杂性、差异性甚至矛盾性，让人很难从中归纳出一条鲜明的线索，但笔者认为其中共同呈现出的“讲故事人”的特征，可作为这些前期小说特色之一。
　　“故事”对沈从文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他在故事体创作集的题记中曾说过：“中国人会写小说的仿佛已经有很多人，但很少有人来写故事。”由此可见他有意借古老的“故事”来应对当时文坛的“小说化”倾向。研究者刘洪涛也指出，在现代作家中，沈从文是强调小说故事性最用力，对“去情节化”倾向批评最激烈的一个。沈从文提及自己的小说创作理念时，常常使用“故事”的概念，也常常以会不会说故事来评断一个作家的好坏。而在创作小说时也常以“故事”来命名，例如、、、、、等等。我们可以由此提出疑问：
　　沈从文究竟在讲故事，还是在写小说呢？——这也可以说是对应了上述金介甫关于他是“自然人”（故事）还是“现代人”（小说）的追问。本文的着重点并非在“故事”本身上，而是沈从文如何以“讲故事”的方法来进行小说创作。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常常化身为讲故事的人，以对拟想听众说故事的方式进行交流。读沈从文的小说，总会感觉有一个对中西、苗汉的掌故和新旧文化了然于心的讲故事人向我们娓娓道来一个或离奇或感伤的故事，小说中的叙述者拥有明显的“讲故事人”的形象特征，这个叙述者有时候自我显形，有时则化身为人格化的讲故事人，或隐藏幕后以权威的声音来讲述故事，并对故事及人物进行评论干预。尤其到了三十年代初期，也就是他的小说向成熟阶段过渡的时候，他对讲故事的姿态更是自觉，他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故事场”，并让各式各样人物来担任讲故事人的角色。本雅明认为，在科技发达的现代，“讲故事的人”已逐渐消失，使得“经验”
　　变得无法传递，而进入一个“经验贬值”，或者说已经破碎的“小说”的时代。也许我们可藉此来看沈从文如何以一种讲故事的方式，与“现代”进行一场对话和角力。因而可以追问的是，沈从文从一开始作为仅带着经验却无技术的初学者，到后来成为一个自觉讲故事的作家，在小说创作的艺术手法上有何独特性。进而可以继续追问的是，在一个属于小说的时代，沈从文真的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讲故事人吗？或者可以说，沈从文当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古代说书人，同时也非完全切合本雅明笔下那个属于前现代的口头讲故事人，他是一个现代的讲故事人——他仿佛是以故事形态来对抗小说的讲故事人，却同时又是一个自觉地在实验如何写小说的小说家。
　　年沈从文从偏远的故乡湘西出发，梦想到北京去接受现代启蒙。但经过多次报考大学失败后，他只好用自习方式阅读大量书刊，并开始以写作为生。对于只有小学教育程度，完全不懂得标点符号的沈从文来说，他一开始创作时所面对的书写困难是不难想象的。所幸的是，在这个练笔的过程中，他早年丰富的经验和那属于“别一个国度”的故事提供给他许多创作的原料。可以说，沈从文在开始写作时所展现出来的魅力，是源自于他的故事及他讲故事的能力，或者说，是一种本雅明所说的“交流经验的能力”。虽然早期他还没有娴熟的小说创作技巧，但却能以讲故事的形态来表述过去的经验，并由此在文坛上渐渐获得肯定。而他以前那半流浪式的生活经验和来自偏远神秘地域的背景，让他就像本雅明所说的“远行的人必有故事可讲”一样，身上已带着许多故事和传奇等待着他去挖掘和讲述。本雅明也指出，人们把讲故事的人想象成“远方来客”。对于城市读者来说，沈从文正是一名从远方而来的讲故事人，而这也恰恰是他在现实和创作中为自己所塑造的形象。
　　当沈从文开始创作的时候，他并不太懂得虚构，只能依靠过去和当下的经验作为素材，因此，有的时候他的写作是近乎原生形态的，即把没有经过加工处理的材料，包括经验、回忆和情感，直接展现在小说中。沈从文早期小说可视为自传材料，已是许多研究者公认的事实。金介甫就指出，沈从文早期的小说可称为“自传体”小说，这种“自传体”小说的内在特征在于，他“在作品中倾倒出自己的个性，而不是创造别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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