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形成的公共话语空间促使传统社会的一体化走向多元化,对传统儒家构成了强大的解构力量,新式教育改变了传统知识的传承方式,大众传媒则改变了知识的传播渠道.与传统知识的人际传播和精英接受者不同的是,它以社会大众读者为接受对象,创造公共的话语空间,打破了国家意识形态借助权力和利益配置方式对知识的绝对垄断.具有公共意识的城市和市民出现了.哈贝马斯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彻底分离,社会再生产与政治权力的分离,促使"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出现.生产以交换为中介,生产也从公共权威的职能范围中被解放出来,公共权力也从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城市'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中心;在与'宫廷'的文化政治对立之中,城市里最突出的是一种文学公共领域,其机制体现为咖啡馆、沙龙以及宴会等.""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的;它以公共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
      现代报刊和现代文学都离不开都市空间.都市的人口密集,城市居民识字率相对较高,接受教育的程度也较为普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比较开放,有较发达的经济基础和工业设施,为报刊和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和读者基础.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较为成熟的都市主要是北京和上海.北京是20年代新文学运动中心,上海是30年代文学中心.整个现代文学运动的组织、文学潮流和时尚的酝酿基本上都围绕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展开.有关资料统计,从晚清到1949年出版的文学期刊,有明确创刊日期的988种,没有明确创刊日期的99种.就988种文学期刊分析,上海455种,北京106种,共561种,占了总数的一半多,并且上海是北平的4倍.
      从1917年到1949年的上海,每年都有文学刊物创办,在30年代达到高峰,1928129年33种,1929年23种,1930年18种,1931年20种,1932年10种,1933年22种,1934年20种,1935年28种,1936年39种,1937年23种.抗战期间略有减少,最少的1942年也有5种,1941年有20种,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有18种.上海是近现代中国最大的都市和通商口岸,拥有丰富的市民读者资源,有最具规模的城市生活,阅读报刊和出版物成为市民生活的一种消费方式.它也是近现代具有资本主义特性的文化中心,维新思潮和新文化成为上海的文化标志.拥有现代特征的经济空间、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于是就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它为文学期刊的创办,为作家的生活,为文学语言的创新都提供了相对充分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条件.北平却没有这样优厚的经济物质条件,它的文学刊物,最多的1936年也只有20种,并且,30、40年代是上海创办文学刊物的高峰时期,但在1938年、1940年-1945年的7年间的北平,却没有文学刊物的记录.从有关资料可见,这几年的北平虽然也有文学刊物的创刊和出版,相对而言,20、30年代是它的文学刊物高峰,以后就逐渐沉沦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它因政治更替而再次成为了当代中国的文学中心.
      另外,1924年以后,在上海、北平以外的宁波、南通、西安、长沙、武昌、昆明也开始出现文学刊物,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的成都、重庆、西安、桂林和昆明,出现了大量的文学刊物.如1937年成都有7种,1938年武汉有10种,1942年桂林有10种.
      重庆在抗战前后都办有文学刊物,1925年有1种,1938年2种,1942年6种,1944年7种,1945年7种,1946年6种.文学刊物的发展与分布同现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密切,因为文化与政治、经济三者之间始终存在着制约与促进的互动关系,现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与现代文学拥有渗透、牵制与剥离的多重关系和作用.现代出版与都市的形成都可看作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物,用茅盾的话说就是"老处女的中国受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强奸以后,肚子里便渐渐孕育着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胎儿了",现代出版也可看作是资本主义在中国怀上的文化胎儿.
      综上所述,以现代教育为背景,职业化作家为主角,现代媒介出版为渠道,都市社会为生存空间生成了现代文学制度,并成为参与现代文学意义和形式创造的体制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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