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中国文学格局中的主要文类“短篇小说”，其兴起并不始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随着晚清报刊杂志的发行、新式学堂的兴起以及逐渐展开的对西洋小说的翻译，“短篇小说”早已在清末民初的文学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伴随着“短篇小说”兴起的清末至“五四”这短短二十年间，正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经历激烈变革的时代，其中，现代“文学”与“小说”观念的形成，是显在的、为研究者所关注的文学史现象，然而，这一观念变迁背后所包含的与社会－文化制度相适应的传统文类的消解以及新型文类格局的重建过程，却往往在线性的“文学革命”的逻辑中被遮蔽。“短篇小说”的兴起，离不开这一作为大背景的文类格局的重组过程；换一个角度来看，则“短篇小说”的文类形成，正见证着这一对已有的文学结构进行拆解、重建一种新实体的现代中国的文类整合过程。本文的着眼点在于提出一种“文类变迁”的新视野来重新考察并反思现代中国的“文学革命”，“短篇小说”的文类形构是为此所选取的一个研究范例。
　　在方法上，本文主要借鉴德国学者提出的“作为文学－社会制度的文类”理论以及由此形成的以制度的解构与建构为基础的文类史研究，分别从报刊、翻译、创作实践以及理论建构四个共时的层面，来考察清末至“五四”的“短篇小说”的文类形构过程。第一章从文类的角度来破除“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迷思；第二章以清末报刊为研究对象，考察新式印刷媒体对“短篇小说”的孕育；第三章以为中心，讨论域外短篇小说形式如何被译入中国；第四章在中西小说比较的视野里考察鲁迅的短篇小说创作，以揭示其“形式的意味”；第五章则在新教育的范畴中讨论“短篇小说”理论话语的建构。论文通过对形构“短篇小说”这一具体文类的文学制度与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的考察，将这一文类兴起的过程充分历史化，从而有效地将“文学革命”的线性逻辑，转化成一种将晚清与“五四”纳入同一个文学时期的结构性的视野，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起源的更复杂的历史性语境，并对文学史上关于“文学革命”的普遍性论述有所质询。
　　导论：文学革命与文类变迁中国文学的现代变革，无论晚清的文学改良还是“五四”的文学革命，都是与一种新的、作为整体的“文学”观念的兴起相伴而行的。晚清的小说之成为文学最上乘，以及“五四”的有横扫千军之势的白话文运动，这些凸显在前景的文类格局与文章语言的变化，背后其实还有一个起着更急遽的变化的现代“文学”观念在运动着。讨论近现代中国的文学变革，无论如何，必须将这一急遽变化的运动着的“文学”观念纳入考察视野。从谱系学的角度考察现代中国“文学”观念的起源，将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大题目。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一书中，以随笔的方式提出了诸多富有启示的思考角度，但要真正将这些思想命题作为学术目标落到实处，并使之形成有建设性的、能够更好地阐释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变革现象的理论论述，却并非易事。现代“文学”观念的兴起，也伴随着一个传统文类的逐渐解体以及新型文学格局的重建过程。原本在具体的社会制度中形成并单独传承的文类，在经历了文学观念的改观以及现代性的诸般转型之后，成为晚清以来以整体性的“文学”图景为诉求的文学史或文化史论述中一个被压抑的因素；而这反过来又变本加厉地加速了“文类”的消解过程，并进一步将现代性的文学话语合法化。本文选择“短篇小说”这一形成于 20 世纪最初二十年的具体文类为切入点，以文类形构为视角，考察这一正在形成中的文类所据以生成的各项制度与文化因素，以期对同样形成于这一历史时空中的现代文学的起源性语境有所“蠡测”，——希望在“文类变迁”的结构性视野里，呈现“文学革命”的线性论述中转瞬即逝的历史图景，以便更好地捕捉历史变革的契机，并对文学史上相关的普遍性论述有所质询。
　　年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其逻辑起点是建立在一种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之上的，借用胡适的“一言以蔽之”的说法，即“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胡适在中即已援引这句屡为前人论及的套话，作为文学随时代而变迁的“进化之公理”，以证其“不摹仿古人”之说；及至中，又再次援引此语，并明确为这一文学进化之路规定了目标——“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自此，经胡适用进化论淘洗过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便成为“文学革命”坚实的出发点。胡适的这一论述，至少包含了两层同质性的话语，其一是“文学”的同质性，其二则是“时代”的同质性。胡适用他的作战工具“白话文字”横扫了一切文类（他自称白话诗是其最后堡垒），建立了一种同质的“白话文学”，接着又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将白话文学论证为此一时代的文学正宗，——其“文学革命”的话语，便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简单而通透的逻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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