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陶望龄是明代馆阁之中较早力图汰除王、李结习的人物。他阅历清华，高科重望，附应性灵说，为公安派誉播文苑产生了重要作用。他是泰州后学，谭道证性、赋诗为文，两者相发相生。文论借讲性气、论才情以反复古，颇具理论色彩。与三袁桴鼓相应，文学思想虽不及袁宏道那样锋芒裎露，但也可补三袁之不足。诗歌中也浸淫着佛理禅趣。
一
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篑。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等职。他与公安三袁（尤其是宏道）交谊笃厚，过从甚密。公安派能够使“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明史 文苑传》）与其乃一文学团体，而非一二才隽的孤单呼号不无关系。公安派中，袁宏道堪称白眉，成绩最著、荣誉最隆，但作为一种文学派别，自然有一些声气相求、桴鼓相应的同道好友。陶望龄、黄辉、雷思霈、江盈科、曾可前、梅蕃祚、丘坦、袁宗道、袁中道等人便是宏道的重要羽翼，他们一起激荡推扬，最终形成了一股文学革新思潮。其中，具有高科重望的陶望龄、黄辉、袁宗道另有先发之功。清人陈田曰：“公安楚咻，始于伯修。黄平倩、陶周望与伯修同馆，声气翕合。中郎稍晚出，推波助澜，二人益降心从之。”（《明诗纪事》庚卷十六）宏道的诗文集中，与陶望龄有关的尺牍、诗歌尤其多见。其交谊诚如宏道《别石篑》中所云：“君携我如头，我从君若尾。不是西看山，便是东涉水。谁家薄福缘？生此两狂子，受用能几何，苦他双脚底。”他们一起谈禅论学，看山听泉。石篑的学术、文学思想也因与宏道的过从而变化。他曾说：“袁中郎以禅废诗，复以律废禅，仆二事皆不及，而亦效之。于诗甘取近代，于禅甘居小乘。”（《歇庵集》卷十六《与新安某君》）可见陶望龄与三袁之相得相宜。
陶望龄被誉称为“词苑鸿儒”，他与弟龄都是主要以讲学而名世的。他之所以誉著当时，以至“海内二十年来远近识不识，靡不称有陶会稽先生。”则在于其如“再见坡仙”的文学才秉和如“慈湖、阳明再世”（余懋孳《歇庵集小引》《歇庵集》卷首）的学问。
陶望龄是泰州学派的直接承祧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其列于《泰州学案》，他有得于泰州之学的是圆融三教的学术精神。黄宗羲云：“先生之学，多得之海门，而泛滥于方外。”陶望龄自己也说“蒙鄙获以乡曲事先生（周海门），受教最久。”（《海门文集序》，《歇庵集》卷三）“海门”是周汝登的别号。周汝登受学于罗近溪，近溪曾以佛经启教之，据《明儒学案》载：“近溪尝以《法苑珠林》示先生，先生览一二页，欲有所言，近溪止之，令且看去。先生竦然若鞭背。”因此，周汝登论学颇得禅学三昧，正如
黄宗羲所说：“先生之无善无恶，即释氏之所谓空也。”（《明儒学案》卷三十六）陶望龄幼时即“终日与其兄问答，皆世外语。”（《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陶祭酒望龄》）其后又完全承袭了周汝登的这一宗风。“当时湛然、澄密、云悟皆先生引而进之，张皇其教，遂使宗风盛于东浙。”（同上）在馆阁之中，也与同官焦 、袁宗道、黄辉讲性命之学，精研内典。（详见《列朝诗集小传 陶祭酒望龄崐》所著《新释楞伽经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备解序》、《净业要编序》、《永明道迹序》阐论了他的佛学见解。其中对永明延寿的融通见解尤为激赏，曰：永明大师嗣典浑理事而以身范焉，大师法眼之嫡孙，韶师之真子，妙契单传，亲蒙记 ，然禅宗不立文字，而师乐说，无碍百卷，河悬禅宗，呵叱坐禅，而师跏趺九旬， 巢衣 。禅宗指决唯心，无他净土，而师径行持念，角虎示人，禅宗但贵眼正，不贵行履，而师万善同归勤行，百囗八所以抑虚滥示之堤防导，因心趣于极果，真金出冶，盛作庄重，大海吞流，不辞涓滴，真祖位大成之圣，法王金轮之尊者也。（《永明道迹序》，载《歇庵集》卷三,&127;台湾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据明万历本影印）
同样对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王守仁、王畿、罗汝芳等人也推崇备至。推赞王守仁、王畿曰：“孔子既没，文不在兹乎，盖以今世而得二人焉，以系千圣、跨作者，郁郁乎明文，于斯为盛。”（《海门文集序》，《歇庵集》卷三）虽“未尝见二先生（龙溪、近溪），独嗜其书耳，而嗜近溪语尤甚。”（《盱江要语序》，《歇庵集》卷三）称誉近溪“微谈剧论，所触若春行雷动。”（《明德诗集序》，《歇庵集》卷三）他以为明代文明之甚，在于谭道证性的学术思想而非文学，盛修古业的词章虽然数量很多，但卓然可垂诸后世者非常鲜见。对唐宋文学不但不能超迈，且鲜有可比肩而称者。但“自阳明先生盛言理学，雷声电舌，雨云鬯施，以著为文词之用。龙溪绍厥统，沛乎江河之既汇，于是天下闻二先生遗风，读其书者若饥得饱，热得濯，病得汗，鲜盖不独道术至是大明，而言语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兴二百年，其较然可耀前代，传来兹者，惟是而已。”（《海门文集序》，《歇庵集》卷三）他推扬王学，亦可见其为学宗趣。这也是《明史》未将其列于《文苑》，而是与吴山、余继登、冯琦等人同列，誉之为“词苑之鸿儒，庙堂之岿望”的原因。与明代文士广泛“才为才矜，理为理掩”不同，“陶子于文有史汉、有骚雅而长于序记，其谭道证性，略物综事，炯如也；于诗为陶为柳，间为长吉而品置泉石，啸吟烟云，超如也；其才不敢谓出秦汉诸文人上，而取理出新，不为宋人之掩，学阳明子而不为辨说，得禅之深而一
秉铎于孔氏。”（黄汝亨《歇庵集序》）学术、文学兼擅并茂是陶望龄的特色。二
陶望龄学术与文学相生相发的第一个特点是讲性气以反复古。由于陶氏擅谈学理，因此，赋诗为文也颇重理趣，这与明代前期的性气诗派相好像，而与信腕直寄的公安派意趣不同。宋人邵雍的《伊川击壤集》受到明代理学家的广泛推崇，薛 、陈献章、庄昶等人或作诗规仿《击壤集》，或推赞邵雍的诗作，谓其“真天生温厚宁静，一种好性情也。”（陈献章《送潘应昌提学山东序》）形成了“性气诗派”。陶望龄踵事增华，好像比陈献章更重性气，如他说：
白沙子曰：“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予谓子美诗即圣矣，譬之犹以甜说蜜者也，尧夫蜜说甜者也。梧桐月照、杨柳风吹，人耶诗耶？此难以景物会而言语解也。盱江明德罗先生闻道于泰州之徒，尽超物伪，独游乎天与人，偕顾盼 欠，微谈剧论，所触若春行雷动，因而兴起者甚众。予未尝见先生之诗，而平日持论窃谓先生全体即《三百篇》。其顾盼 欠，微谈剧论即其章句耳。……论者或谓伊川击壤，率取足胸次，不拘于法，而先生律调兼具，直类诗人之诗，若异乎所谓别传者。……尧夫之趣于诗，诗之外也，其意远，其诗传。先生之趣于诗，诗之内也，诗不必尽传而意为尤远。若其以诗为人，以人为诗；以己为天地万物，以天地万物为己，好而乐之，安而成之。则二先生所同也。诗之工拙，传弗传置无论已。（《明德诗集序》，《歇庵集》卷三）
陶望龄以为，无论后人对罗诗怎样评骘，但是律调兼具，意蕴悠远，应该予以首肯，以致意欲与诗圣同列，而不满足于别传被打入另册。陶望龄肯定邵、罗的诗作，并不是要以议论为诗，而是要“以己为天地万物，以天地万物为己。”专注于内求，以心学与理学相颉颃。在这一方面与陈献章等人并无二致，黄淳为陈献章文集作序称：“先生之学心学也。先生心学之所流注者在诗文。”陈献章主张“须将原理就自己性
情上发出，不可作议论说去。离了诗之本体，便是宋头巾也。”（陈献章《次王半山诗韵跋》）陶望龄比陈献章更注重于诗歌描写带有人性色彩的自然万物，即他所谓“梧桐月照，杨柳风吹，人耶诗耶？”陶望龄以为罗诗的题材、内容非常宽泛，视之若《三百篇》。但陶望龄以为罗诗则并不囿于温柔敦厚的儒学矩 ，如“春行雷动”，是个性的自然舒张，是“顾盼嗑欠，微谈剧论”的实录，是“尽超物伪”性情的真实坦露。至此，陶望龄与袁宏道又殊途同归了。只是比较而言，袁宏道近狂，是以峻烈不羁的语气，张皇宣说，豪情所至，不免过正；陶望龄则近狷，他“模楷人伦而不为标，经纬当世而密其绪。”（黄汝亨《歇庵集序》）故而，陶氏持论不失醇雅，而宏道不无矫激。陶望龄推赞罗诗，与陈献章等人推赞邵诗还具有不同的背景：“性气诗派”乍兴之时，明代文坛的复古之风尚未形成，当时诗风虽渐趋靡弱，但“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直至弘、正之后，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一》）陶望龄承性气诗派之流风余韵，显然是对复古派所谓“诗必盛唐”的异动，因此，他承荫泰州，推赞近溪，与其反对复古的文学旨趣是并行不悖而相互发明的。同样，在论文方面，他也对复古派的“文必秦汉”大张挞伐，云：
明兴二百余年，代有作者，率道斯路，弘、正之际，一二能文之士始以期间为上下，谓西京以降无文焉，天下缀学之士靡然响风，其持论薄八家，不为其著作，又非能超八家而上之者，徒取秦汉子史残膏剩馥，、纫缀衣被而合说之，如枯杨之华，只增索然，而不见其全部迄今而弊极矣。《歇庵集》卷三《八大家文集序》
这种犀利的谈锋，是晋江毗陵辈不可语及的，显示了晚明新潮文学家无所拘碍的思想锐气。唐宋派矫秦汉派，也仅是将唐宋八大家列于文统而已，即如孙慎行在《荆川文集》中所说：“唐之韩、柳，即汉之司马迁，宋之欧、曾、苏、王即唐之韩、柳。”即所谓“文章千古一脉”，而陶氏则视其为“残膏剩馥”、“枯杨之华”。这种激厉之论，也与亲炙“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泰州后学不无关系。
三
陶望龄学术与文学相生相发的第二个特点是重才情以反复古。公安派与徐渭、李贽、汤显祖等人共同的文学尚求在于：无论是徐渭的“真我”，汤显祖的“情至”，李贽的“情性”、“童心”，还是袁宏道的“性灵”说，都主张文学当抒写作家真实的个人情感。他们或荒经蔑古，或主张师习昔人真精神，都反对衣冠昔人，徒袭皮毛。陶望龄也是如此，云：“嘻！昔人之为文，其取夫称心而卑相袭也皆然已，无契乎独知而古是摹，虽程意袭矩犹谓之盗，况翦翦文句之末哉？……夫舍情与词则无文，剽古而依今，词则归诸昔人，情则傅（附）诸流俗，己不一与焉，而谓之文吾且得信之乎？”（《歇庵集》卷三《方布衣集序》）作品当是作家情感、思想的自然发抒。李贽描述创作当是这样的情境：“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很多欲语而莫可以千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杂说》）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描述了小修愁极而吟，因此是“通常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陶望龄也主张一任自然，莫辨雅俗，他罗列了《诗经》中的
《国风》为例。《国风》“多里巷之语，一夫一妇所遇述。”（《歇庵集》卷三《吴越菁华录序》）但为何这样的诗还能补圣人所采录，以其“辨淫习，规政教，相准而施，不失铢两？”根本在于不假缀采 藻，即所谓“根实”，在于其发乎自然，“冲口而成之，顺途而咏之，薰于气，满于心，而动于不得已。如空穴之中，刁调出焉。”（《歇庵集》卷三《吴越菁华录序》）虽然陶望龄比李贽、三袁受王学的影响更深，诗文理论也更重理趣，他说“文成而理胜，则吾服膺子瞻。”（《歇庵集》卷三《章宁州诗集序》）他的自然论也具有更明显的王学烙印，更富性气的色彩，他以儒学经论为例，云：“六经《语》、《孟》非故意之言也，所谓经生者证之吾心而已，离心而求之章句则远离章句。”（《吴越菁华录序》）由他的重质实、尚自然的理论，引出了论诗歌风格的“偏至说”：刘邵志人物，尝言：“具体而微，谓之大雅；一至而偏，谓之小雅。”盖以诗喻人耳，予尝覆引其论，以观古今之所谓诗辞，求其具体者不可多见。因妄谓自屈宋以降，至于唐宋，其间文人韵士，大抵皆小雅之流，而偏至之器。唯人就其偏而后诗之大全出焉。夫人之性有所蔽，材有所短；短而蔽者，若穷于此，而后修而通者，始极于彼，此恒数也。古之人，缘性而抒文，因能而效法；文以达意，法以达材。务自致于所通，而不求全于所短。如火炎则弥扬之，水下则弥浚之，醴盈其甘，醯究其酸，不独无以揉之也，而且为之极焉。故其势充，其量满，其神理所至，自足以轶往古，垂未来。吾观唐之诗，至开元盛矣，李、杜、高、岑、王、孟之徒，其飞沉舒促，浓淡悲愉，固已若苍素之殊色，而其流也，抑又甚焉。元、白之浅也，患其入也；而郊、岛则惟患其不入也。韦、柳之冲也，患其尽也，而籍建则惟患其不尽也。温、许之冶也，患其椎也；而卢、刘则惟患其不椎也。韩退之氏，抗之以为诘崛；李长吉氏，探之以为幽险。予于是叹曰：诗之大至是乎！偏师必捷，偏嗜必奇。诸君子者殆以偏而至，以至而传者与！众偏之所凑，夫是之谓富有，独至之所造，夫是之谓日新。（《歇庵集》卷之三《马槽稿序》）
复古派与革新派文学风格论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以作甚法，革新主张以自然为法，复古派主张“格古、调逸”（李梦阳《潜虬山人记》）。这种“高格”，复古派内部也有不同的诠释，李梦阳主张柔淡、沉著、含蓄、典厚；何景明主张清俊响亮。但他们都主张有不可变易之法，即李梦阳所谓“圆规而方矩者也。”（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何景明所谓“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后七子首领李攀龙也主张“不以规矩，不能方圆”，推崇昔人所作“其成言班如也，法则森如也。”（王世贞《李于麟先生传》）末五子之一
胡应麟认识到“体以代变”，“格以代降”的文学嬗变纪律，但是他仍然反对信阳以后的后生秀敏意欲自开堂奥的精神，主张兼工古法，“集其大成，何忝名世！”（《诗薮》）陶望龄虽然也论创作方法，但他主张“缘性而抒文，因能而效法，文以达意，法以达材。”“法”不是规矩方圆，而是文学作品的一定创作纪律，作家的性情、境遇、才秉、气质是作品风格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陶望龄论法，以张扬个性为前提。虽然，陶望龄论诗时浓郁的性理气味，冲淡了他汰除复古之习的锐气。同时，具体而微的“大雅”还是诗歌最为完善的审美寻求。“众偏之所凑，夫是之谓富有。”“人就其偏，而后诗之大全出焉。”“大全”该备，是欲达而难以臻达的目标，退而求次，不得已而以偏凑全。这与李贽相比较便显示了其锋芒的驽钝。与陶望龄矜谈形而上的“人之性”不同，李贽以为作家的“性格”、“性情”有异，作品的风格便判然不同：“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情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大，雄迈者自然壮烈；沈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焚书》卷三《读诗肤说》）个性鲜明不是“性有所蔽，材有所短”的憾事。两相比较，根本原因在于李、陶两人的性情有别，李以狂者的姿态，以“异端”的色彩蜚声士林，陶望龄虽然对李贽推崇备至，称颂其“目如辰曦，胆如悬瓠，口如震霆，笔如飞雨，万蛰俄开，群萌毕怒。”视其为“大鹏九万，”自己议论卓吾即如“玄驹而谈驷马。”（《歇庵集》卷十一《祭李卓吾先生》但他自己实质还是“修悟交深，权实互用而还证于圆。”（余懋孳《歇庵集小引》，《歇庵集》卷首）理论远不及李贽那样雄肆。因此，他说：“古之善为文者，其始未尝无华盛之观，豪迈不可驯之气也，然必退就平实，而后谓之至。”（《歇庵集》卷三《张世调制义序》）他的诗文理论中，谈性论学与性气诗派相干，肯定“里巷之语”注重国风，与台阁体所谓“闾巷小夫女子之为”，（杨?佟妒№┘?颉罚┖屠蠲窝羲?健巴尽《?镖?保?ā妒??孕颉罚┎晃薰叵担??院尉懊饕灿枰院芨叩钠兰郏骸按蟾聪壬?孕⒆诔?怨攀?南悦??湔衿鸸?肝?淮?⑼场！保ā缎?旨?肪砦濉对?蜗壬?颉罚┒院问弦崴铩靶闳笱诺?倍?吆尉懊饕欧绲氖?杵奈?奚停?鬃?对?蜗壬?颉钒?镏??/P>
同时，陶望龄颇富理论色彩的文学理论还表现在于其“表里”论，云：
凡事之难，恐求好，未能得其劣下者，何必学慕，但肯自废弃失足，便成千仞，今人不晓作文，动言有奇平二辙，言奇言平，诖误后生，吾论文亦有二种，但以表里分，好恶不作奇平论也。凡自胸膈陶中写出者，是奇是平为好，从外剽
贼沿袭者，非奇非平是为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涛，奇者以江河风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双目两耳，人曰此奇丽也，岂有二哉？但欲文字佳胜，亦须有胜心。老杜言：语不惊人死不休。陆平原云：“谢朝华于既披，启夕秀于未振。”昌黎曰：“唯陈言之务去，乎难哉。”自古不新不足为文，不平家常便饭。熔范之工，归于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时文虽小伎，然有神机须悟得之。能悟者，看一句书明，经书皆明，读昔人一篇文字，得其机杼全部在是。作一篇文，便如百十篇，若看一句止是一句，做一篇止当一篇，则何益哉？并其一篇一句亦非矣。余虽不足及此，于中亦少有领略。（《歇庵集》卷十六《登第后寄君 弟书五首》其三）陶望龄这是就制义之文而发的。奇丽宁静淡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当时明代的制义之高雅好奇怪之风，以博取主闱者的青睐，因此茅坤说：“迩来举世已多务新奇，每一放榜，一番眩眼。&127;”（《与胡举人朴安书》）而陶望龄主张寓奇丽于平淡之中。他说：“文之平淡者乃奇丽之极。”（《歇庵集》卷十六《甲午入京寄君 弟书五首》其一）但奇丽与平淡并非陶望龄所存眷的根本问题，表里之别才是陶氏论文的精要所在。内者：“自胸膈中陶写出者。”外者：“剽贼沿袭者。”晚明文人反对模拟因袭，但理论各具特色，有尚情，有求真，有唯求自我，独抒性灵，但除了性灵论前人语焉不详之外，别的都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传统范畴。而望龄的表里之论堪称独创。
陶望龄之所以拈出这两个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的范畴来论文，首先是由于王学当时因“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所致。众所周知，王学与程朱之学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程朱以为“遍求”事物方可“达理”，要即物穷理。王阳明以为“吾心之知己，即所谓天理也。”以为求理，不在“格物”，而在“致知”、“心即理”。虽然王学也以为“致吾心知己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阳明全书》卷二《答顾东桥书》）“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以为“心”与万物同一。但是他特别申论万物“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充天塞地中心，只有这个灵明。”“心”才是最高本体：“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阳明全书》卷六《答季明德》）以致又衍生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结论。陶望龄深得王学宗传，一方面主张“道”（心）“事”无碍，云“道之不明于天下也。事事而道道也。”“道之外必无事，事之外必无道。”（转引自《明儒学案》卷三十六《泰州学案五》）另一方面也以心为本体，心为主宰，云：“向在京师，时苦诸色工夫间断难守。忽一日，觉得此心生生不息之机，至无而有，至变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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