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人自尽的问题的讨论，自海子事件以来，近二十年险些没有间断过，近来又有一个叫余地的离开了人世。简直，对于诗人来讲，保持理性与感性(豪情)的平衡是很重要的。就上面谈到的诗人自尽问题，它有很多深条理的因素，比如社会组织层面的、社会意识层面的、社会经济层面的、生命欲望层面的、生命的文化价值层面的等等，但不可否定的是，诗人自身对情感的控制、转换出现偏差，没有形成一种比较理智、比较充盈的理性，是导致这类事件的重要内因。
一个具体的诗人，究竟是理性过多，大概是感性过多呢，这有先天的因素，即自身素质和气质的因素，也有后天自我掌握、自我控制、自我转换、自我消解的因素。
对于诗人，感性过多，容易沦为情感泛滥，流于庸俗，比如所谓“下半身”、“垃圾派”以及大多数“第三代诗歌”的比较纯粹的情感宣泄等，当这样泛滥的感性无从疏通、无从排解从而过分渗透到生命的意识深处，就可能引发某种过分的狂热、偏执，甚至导致自我生存的危机，构成我们谈到的自尽事件。我以为，无论怎样赋予这些事件多么深刻、多么重要的意义，总也无法掩饰它们的脆弱和消极。早在1990年，在一篇叫做《1990年，艺术、死亡和实际》的文章中，当谈及海子自尽事件时，我就提出过这样的见解：挺住才是硬原理。
理性过多的诗人，由于对生命的意会往往容易趋于一定的抽象的概念化，其诗歌作品可能由于过分强调思想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艺术性。这里就不再详细分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