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功能派翻译理论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在德国兴起,然而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探讨翻译问题却并非始自20世纪.正如功能派代表人物之一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所指出的,在西方,虽然大部分传统译论一直都在强调译作要忠于原文,也有那么一些论者提出翻译应该包括两种策略,即在某些情况下要忠实再现原文的形式特征,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则要调整原文形式以适应译文读者的需要.例如译者杰罗姆以及马丁·路德就强调,对于的翻译,译者应当斤斤于字比句次,在形式上紧随原文,而对于其他作品的翻译,译者则更应当注重意义与功能的传达,以满足译文读者的需要与期待.(Nord, 2001: 4)与此相似的是,美国学者尤金·奈达(EugeneA. Nida)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对翻译中的形式对等与功能对等进行了区分.他认为译者在追求忠实再现原文的形式要素之外,也可以追求再现原文语言之外的交际效果.在评判一部译作的优劣时,批评者不能只考虑译作是否在形式上忠实于原文,而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奈达这里所说的目的,其实指的是读者反应的对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部译作的好坏程度,得看接受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其信息作出反应,这种反应应基于以下两点的比较: (1)原文作者显然希望从原文读者那儿得到什么反应,以及(2)原文读者事实上的反应如何."(Nord, 2001: 5)从诺德所举历史上的功能主义翻译观的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特点,即上述论者都开始从关注译作同原作的对等转向关注译者本身,关注译者在不同翻译策略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力,这其实也是功能派翻译理论的一个核心要点.
　　事实上,自从凯瑟林娜·莱斯(Katharina Reiss)在上世纪70年代初提出功能理论思想的雏形后,这一派论者一直都将研究的重心放在译者的作用以及译作的功能上面.按照该派的观点,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行为.译者的任务是要让不同文化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得以进行.有时候,由于语言行为、文化期待以及知识背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信息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无法进行有效沟通,这时就需要译者来帮助弥合他们之间的隔阂.需要强调的是,译者的这种中间人身份并不总是要求他直译的.译者有权根据其翻译目的,根据译文在译语文化里的预期功能调整自己的翻译策略.由此可见,功能派理论打破了传统的单向度的翻译研究视角,它不再视原作为翻译活动中惟一不变的中心,而是强调译者的能动介入.(在功能派奠基理论,即汉斯·弗美尔(Hans Vermeer)的"目的论"里,原作只被看成是一种"信息供源",它提供交际所必需的信息,至于对信息的取舍权,则掌握在译者手里.)在传统译论还把注意力集中在原作与原作者身上时,功能派理论已经超前一步,将目光转向了对翻译活动中其他相关因素的研究,从而给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思路.这一点可以说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一个最重要的贡献.
　　功能派译论的另一大贡献在于它为翻译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动态模式.在传统的翻译批评里,评判一部译作优劣的标准是它同原文的接近程度.这种"等值"(equivalence)的标准是静态的,因为它的参照物是原文,而原文是一个客观存在,一旦产生便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译文,译文便只有"等值"和"不等值"之分.尽管批评者也可能指出某部译作在某方面等值(例如内容),而在另一方面却不等值(例如形式),但他使用的判断标准始终是客观与静态的.然而功能主义的翻译批评模式却不同,因为它使用的批评标准不再是原文,而是译者的翻译目的,而译者的翻译目的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发生变化的.不同的译者由于翻译目的不同,产生出来的译作也不尽相同.这时批评者就没有理由进行一刀切的划分,说某种译文是好的,因为它忠实于原文,而另外一种译文是不好的,因为它对原文做了很多改动.针对传统的"等值"标准,功能派提出了一个新的标准:合格度(adequacy).所谓"合格度",是指一部译作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译者预期的目的.在功能派看来,一句译文本身并无所谓合格与不合格,只有当同它所预期的交际功能相比照时,才可能做出这种区分.举个简单的例子,英语句子"I bit adog"在逻辑上并不正确.译成中文时,译者可以保留原文的错误,将它译成"我把狗咬了",或者可以将它改正过来,译成"我被狗咬了".批评者要判断这两种译文的优劣,必须先考察译文的预期功能.如果译文的功能是模仿一位思维混乱的人说的话,那么第一种译法无疑是合格的;反之,如果译文的功能是提供某种信息,那么译文二就是合格的.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在功能派眼里,不一定忠实于原文的译文就是合格的译文,因为评判译文的标准本身就是动态的.由于功能派理论提供的翻译批评模式突破了传统的局限,因此对翻译批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种意义,杨晓荣在他的一文里就总结得很恰当:
　　在对译作做出评价时,与原文的接近程度不再是惟一或最高的标准,译者为适应译入语社会需要甚至为服务于特定目的而做出的种种调整具有了合法地位,对接受者的重视也包含在其中;批评者可以更充分地理解、更准确地解释译作与原作之间的各种差异,并揭示其背后社会文化历史因素所起的作用.这样一来,一些曾被认为不能入翻译"清流"的译作,其"乖戾"之处终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些作品于是不仅可以享有感性的赞赏,而且可以得到理论上的理解.翻译批评于是变得多元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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