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唐力行(上海师范大学)致开幕词说：本次会议主题具有中国社 会史研究的延续性、前沿意识和导向性。从1986年迄今，中国社会史年会已开过八届， 历次会议的主题大抵集中于三个方面，即社会史的理论、社会生活、区域社会研究。这 些年会一步步地把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引向深入。研讨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 迁，是中国社会史研究自然发展的结果。1949年以来的史学研究基本上没有摆脱传统史 学的路子，将研究集中在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政治精英和重大历史事件上。改革开 放以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复兴，研究者的眼光开始向下，存眷中长时段的文化、心态 、习俗、信仰、仪式、组织、结构、区域、平凡人的生活、地方制度对国家的制衡等等 。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已由萌芽成长为茁壮的大树。在中国社会史研 究已与国际接轨、已为史学界所承认、接受，并渐渐成为史学界的主流时，为了更好地 实现社会史的团体史研究目标，将地方、民众的研究与国家的研究联合起来加以考察， 研究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应当说是中国社会史进一 步发展的方向。
从会议论文来看，学者大多围绕主题，分别从社会互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 问题、社会文化等四个方面探究了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一 直接从社会互动角度探究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
从社会互动角度探究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要求人们不但是从 国家对于地方、民众的正向关系来看待历史问题，还要从地方、民众与国家的反向关系 来观察社会历史现象，从中找出越发全面的符合客观历史的真实纪律来。与会学者主动 站在社会史研究的前沿，运用各种扎实的资料，又联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从理论和实 证上探究了这个跟国际社会史研究接轨的课题。
在理论探究方面，徐松如、潘同、徐宁(上海师范大学)的《关于国家、地方、民众相 互关系的理论与研究状况的概述》一文，收集、整理、综合介绍了近年来海表里关于这 一主题的大量信息，指出国外学者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主要有韦伯 的“儒教调节器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施坚雅的“中心—边沿理论” 、吉尔茨的“内卷化理论”、杜赞奇的“文化权力理论”、黄宗智的“第三领域理论” ；海内学者部分借鉴了西方学者的有关理论，主要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士绅阶层、 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民间信仰和传说、宗族社会、民间社团等六个具体研究领域入手 ，探究国家、地方、民众三者的相互关系。山本幸司(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偏重介绍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日本的社会史研究》，反思日本史学界对于国家、社会、民众互 动关系的探究，指出日本史学界发现被近代国家埋没的“社会”后，把社会置于国家的 对立面来重新考察日本历史，发现了日本列岛历史的多样性，使社会史在日本史中带有 自身特色，并已经奠定了坚固的基础。邓京力(首都师范大学)在《社会理论与社会史— —“国家—社会”理论框架的范式意义》一文中，提出“国家—社会”理论在中国社会 史学界的出现与应用与对传统命题和模式的批驳及汲取西方汉学界的“规范认识危机” 论有关。它主要致力于建构地方社会系统与国家统治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或偏重 分析社会空间对于国家权利的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意识形态化的民间与国家的 对抗关系，凸显了公共领域与区域社会的团体意义，从更广阔的境界上阐释中国传统社 会中地方制度、精英、信仰、仪式、组织、风俗、社区等内容对国家的塑造功能，有效 地说明中国历史的内部走向。王玉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家庭、社会、国家的互 动与社会变迁论纲——从家庭史角度的探究》，以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内部，存在一 个多条理而又相称稳定和规范化、习俗化的互动系统。家、国、社会以及生态环境间， 形成家庭外部互动系统。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之所以坚固，是家庭表里互动、综合作用的 结果。几千年来，只管传统社会的国家政权不停更迭，与小农经济和文化相适应的国对 家的基本政策、法制和管理模式则大体一脉相承。这不但是对传统家庭内部互动模式的 巩固，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高度稳定、长期延续起了重要作用。今世中国家庭表里互动 的演变，是中国向现代社会变迁的风向仪。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在《近代中国的公共 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一文中，从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历史演变 研究入手，分析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形成的思想本土渊源、历史形态和舆论功能，并通过 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见解的比较，探究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的普世性和特殊性。
与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讨论了国家、地方士绅与民众之间的相互关系。陈东有(南昌 大学)的《明清时期对外经济互动中的国家、地方与民众关系》以为中央政府与民众发 生抵牾时，地方政府既代表中央，执行中又代表地方，起到缓冲和润滑剂的作用。吴建 华(苏州大学)在研究“民抄”乡宦董其昌的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又提交了《晚明江南的 社区失控与国家政府、地方士绅、民众的互动——“民抄”董宦事件的个案研究之四》 一文，从社会规范和社会控制的角度切入“民抄”的全过程，指出该案在一个侧面集中 反映了当时江南社区的相对失范、相对失控和恢复控制的过程。随着事件的推进，国家 政府、地方士绅、民众三方面的势力既相互角逐、碰撞，又相互配合、融合，使社区经 历着震颤。唐力行的《从抗战前夕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兼论国家 、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通过杭州汪王庙的变迁，探究抗战前夕汪氏宗族 组织建立的前提条件，以及透过该组织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机制，阐明在当时特定的历 史条件下汪氏宗族组织对杭州徽商的意义。这一个案研究思路开阔，在资料、主题上都 有新开拓。徽商随着历史进程发生从血缘到业缘，又从业缘到血缘的回归，这不是简单 意义上的回归，而是蕴涵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文化变更的真实特性，这一个案研究将 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内涵理路。
近年陪同农村村民自治的兴起，地方自治的课题重新受到中外学界的广泛存眷。会议 围绕清末民国的城乡基层自治问题，形成一个研讨地方、民众与国家互动关系的热门， 提出一些崭新的见解。钱杭(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不了了之——从湘湖水利之争看中国 社会基层的自治问题》一文详细梳理浙江萧山县城西的人造水库“湘湖”从南宋直至民 国由于淤积而纠纷不停的情况，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民间社会处于全面弱势的状态 ，由此导致区域自治本领和手段的严峻不足；由于产权的残缺，地方乡绅只能对所发生 的纠纷作道德评价，于是就需要官府政治权力的参与，自治遂渐渐转化为官治；地方官 吏代表国家利益，对地方事务行使法定的管理职能，“摆平”成为他们处理问题的基本 原则。湘湖流域住民的“自治”就建立在临时的摆平基础上。不了了之，遂成为基层社 会和社会运动的常态。黄东兰(日本爱知县立大学)的《国家、地方社会与地方自治—— 清末川沙自治个案研究》，本着把地方自治放到历史语境中考察的原则，分析清末地方 自治对基层社会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以为川沙自治中，州县一级还是“官治” ，而城乡一级的“自治”乃为“由本地人办本地事”、以“自治”补“官治”之不足。 李怀印(美国密苏里大学)在《乡村中国的权力、冲突与合法性——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 获鹿县的村长选举纠纷》一文中，以为这些大多发生在乡间实力派人物与传统村社领袖 之间的纠纷，显示了华北乡村中的权力关系，由帝制期间基于功名或族中地位的弥散型 权力，向基于个人实力、分工较为明确的权力形态的过渡；乡民对村长一职合法性的认 识，是乡民对村社领袖的传统想像和官方的设计、规定在某种程度上的融合、妥协；20 世纪早期的“国家建造”过程已经开始触及乡村基层社会，但是国家权力在地方上的渗 透仍然有限。乡间学者、安徽绩溪县上庄镇宅坦村(古称龙井)村长胡维平作了《国家、 地方、民众互动中的徽州古村落——龙井村》的报告，指出龙井村所保存的太平天国、 抗日战争时期较为完整的资料，说明宅坦的宗族力量在维持村落自治的长期稳定中起了 重要作用。这些来自基层的材料对于了解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力下移的迟钝过程很有价值 。
有关城镇治理与互动的讨论同样具有新意。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的《权力网络与社 会变迁——以清末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个案》通过叙述双林镇1900年永禁东岳庙会的风波 ，揭示官府与市镇，以及宗族、士绅、民众、外来人口等各种势力构成的权力网络，及 其所造成的社会问题。邱捷(中山大学)的《清末广州住民的集庙议事》指出清末广州地 区盛行住民在街区庙宇中议决事务，反映城镇住民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力。李明(苏 州大学)的《“独立社会之起点”——苏州市民公社的衍变及现代意义》以为苏州市民 公社是20世纪前期海内仅见的街区自治组织，它偏重在城厢完成了对街区社会的整合。 它的现代意义一是内涵主体价值系统的更新，二是外在组织与利益的整合。只管市民公 社未能突破“起点”，作育一个真正的“独立社会”，但它20年的自治历程毕竟在见解 、街区治理方法上闪耀着现代文明的光芒。李明和汤可可(无锡市政府政策研究室)还合 写了《苏州市民公社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联系——近代基层民众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 一文。王仲(华东理工大学)在《国民党与商会——从苏州铁机丝织业的劳资纠纷看国民 党统治确立后商会权力的沦丧》一文中，从国民党政权建立后针对民间社团所采取的一 系列控制措施为切入点，考察1927年11月苏州铁机丝织业劳资纠纷的案例，揭示商会丧 失商事纠纷调解权原因，指出专制的强势国家一旦建立，民间社团的权力便不可避免地 被减弱甚至消除。张志东(香港明报月刊)的《国家社团主义视野下的制度选择：1928— 1931年的国民党政府、商会与商民协会、天津的个案研究》，则以为商协是兼具工商业 社团和国民党外围党务助理机构双重性质的组织，集中表达了国民党欲在训政时期建立 高度组织化、理想化的国家社团主义社会从事民族国家建设的寻求。但国民党最终选择 了改组商会、撤并商协。改组后的商会无法发挥替换商协的作用，城市基层住民失去了 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渠道，这就限定了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
行龙、张俊峰(山西大学)的《明清以来晋水流域之水案与乡村社会》、李金铮(河北大 学)的《政府法律与民间惯行：以国民政府颁行“年利20%”为中心》、张思(南开大学) 的《近代华北农村青苗会的成长与村治——以宝坻县、获鹿县为例》、顾希佳(杭州师 范学院)的《村落家族文化的历史经验：以前童为例》等文，都从地方治理、民众功能 的角度探究其与国家的互动关系。
二 从社会结构角度探究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
社会结构的变迁是本质性的变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切入研究国家、地方、民众的互 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可以说捉住了社会变迁的关键所在。会议与此相干的论文较多， 有从宏观上探究社会结构与社会转型的关系的，也有具体研究社会结构各要素的。
新成果首先集中在从社会结构的宏观方面探索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转型的 关系上。晚清社会秩序动荡，成为学者解剖社会结构变更的一个热门。徐茂明(苏州大 学)的《同光之际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秩序的重建》论述太平天国之后，在清政府动员 之下，江南士绅为维护自身的权利，与地方政府一起在政治防备、社会保障、文化教育 、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礼节等方面努力重建江南社会的旧秩序，形成“中兴”气 象。迟云飞(首都师范大学)的《晚清社会的裂变与清王朝的覆亡(1901—1911年)》，认 为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存在的最后十年中，传统社会结构变更最为剧烈。每一个阶层都 有自己的利益和政治诉求。清政府适应不了这一变化了的社会，只好退出历史舞台。马 自毅(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潮流的汇聚——辛亥前十年民变分析》，以为清末大多数 民变都有浓厚的自发性、懒惰性和突发性，表现出杂糅、复杂多变的特点，显示社会动 荡不安与广泛反叛心理。这是促成辛亥高潮到来的基础和重要原因，也影响了民初以致 20世纪上半期的局势。
家庭、宗族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日井佐知子(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的《明清 期间之宗族与宗教》，着力探究政治权力对人们的行动和意识产生的影响。她主要以徽 州等地的契约文书为基础资料，考察明清政府提倡的宗法伦理渗透到平民阶层后，人们 对与宗教有关的事物的关系。结果发现，明清时，后代对自己祖先修建或修复过的寺院 进行补修的事例较多；补修寺院时，个人单独进行的很少，同族的人共同参加比较广泛 ；为修建寺院而捐赠的土地及其他材料是通过族人的集资得到的。明代民众对僧侣等怀 有敬意并有良好关系，到清朝却变成了前者对后者的轻蔑。这说明除了经济环境变化对 僧侣生活有影响外，政府政策的作用以及该政策渗透到平民的伦理见解后，平民的意识 在改变。商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试论明中晚期士大夫的事功思潮——以临海王氏家 族为例》，以明中后期浙江临海王宗沐家族为例，深刻指出事功失败的根源在于暴躁风 气寻求的急功近利，这是社会转型时期极易出现的情况，也是导致晚明社会问题日趋严 重和明政权最终失败的一个关键。中岛乐章(日本九州大学)的《清代徽州的山林经营、 纷争及宗族形成——祁门三四都凌氏文书介绍》，通过祁门三四都黄家坞口凌氏两部清 代嘉庆年间的誊契簿所提供的资料，了解清中期徽州山区小同族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 变迁对此引起的影响。
士绅、乡绅、地方精英在社会结构中是国家与民众间的中介条理，通过士绅群体来研 究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关系与社会变迁是一个极好的视角。张翔凤(上海师范大学) 的《从碑刻看近代苏州乡绅与宗族保障》，以为传统社会所形成的国家基层政权与农民 之间的中介条理——缙绅和宗族，清末民初仍担当着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宗族不 仅负担治安、司法、赋役等基层政权的管理职能，而且担负教化、教育、互济、公益建 设等自治职能。林济(华南师范大学)在《新乡绅与近代宗族》一文中，研究20世纪30— 40年代长江中游的新乡绅，以为以国民党基层政权掌权者为主体的新乡绅是近代政权在 乡村基层社会的代表，是乡村社会改进的政治力量。新族学是新乡绅与国家政权及乡村 宗族的重要联合点。新乡绅积极推动新族学，使之成为民间社会营造的一种新的社会组 织形式。但是国民党政权后期的基层政权扩张克制了新族学的生存发展，也破坏了尚处 在雏形的新的乡村自主社会结构的营造。乡村社会在地痞恶霸主持下日趋呈现失控状态 。魏光奇(首都师范大学)在《国民政府时期新地方精英阶层的形成》一文中，提出南京 国民政府颁行并落实了文官考试、地方自治、干部培训等与人事管理有关的行政制度， 使地方社会形成了一个与明清士绅、民初新官绅不同的精英阶层，使国家的行政开始扎 根于社会基层，反映了中国近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变化。
民间社团、社会群体的活动受到重视。张元隆(上海大学)的《从清末民初教育团体看 国与民的互动》以为清末民初教育团体的运作从一个侧面表明，国家与民众之间形成双 向对流和共振，教育在互动中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只有当国家与民众产生良性互动、上 下形成协力、人们思想进路趋于同一方向时，才华有效地最大程度地推进社会改革。潘 君祥(上海历史博物馆)的《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民众社团的组织和活动倾向》以为在辛亥 革命推动下，上海民众结社活动达到高潮。上海商界是这些社团的主办骨干。学生和妇 女界表现也不俗。这些同乡和同业团体的革命倾向与广泛的联合行动，也导致清王朝的 覆灭。郭绪印(上海师范大学)在《老上海的同乡团体的中介与法制功能》一文中，讨论 清代和民国时期作为非权力性的同乡团体的中介和法制功能，指出其根本作用在于安定 社会秩序。高红霞(上海师范大学)的《民国时期上海闽商的团体衰弱与泉漳会馆的活力 》，探究上海开埠后在闽商尽显颓势的大环境中，泉漳会馆依赖自身功能的拓展与制度 完善来保持活力，在机构和制度上适应上海城市化、近代化的步调。农村社会组织也受 到存眷。单强、昝金生(苏州大学)的《略论田业联谊会》一文梳理了民国初年江南农村 一种特别的同业公会的收租机构的演变、运营方法以及与政府的关系，指出它的出现表 明国家、地主和佃农利益的冲突日益尖锐，它是力图平衡三者利益的机构。
社会群体的研究则有张守广(西南师范大学)的《论抗日战争时期后方企业家群体形成 、特点及其历史地位》，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定宜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从＜碧 血剑＞表里看满汉间的族群互动》等文。
三 从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角度探究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
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定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社会 变迁就是社会生活不停变化的过程。社会生活和社会见解可以成为衡量社会变迁的风向 标。虽然社会生活的质量和评价体系在特定的期间环境下不一定非常理性，但社会生活 简直具有极强的社会应用性和影响力。必须将社会生活置入历史背景中，才华得到公道 的现代理念的表明。一批论文透过各种社会生活现象，从不同角度回应了大会主题。
家族、家庭生活总是社会史学者存眷的课题。除了前揭学者涉及的家族问题，侯旭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汉魏六朝父系世系意识的成长与所谓“宗族”问题初探——从北 朝百姓的聚居状况谈起》一文，从社会聚居生活的角度以为汉魏六朝正处在作为“父系 继嗣群体”的“宗族”的始发期，以往以为中国父系“宗族”自先秦以来存在连续性的 假设是靠不住的。李小红(宁波大学)的《宋人“计产育子”现象探析》对传统的多子多 福见解提出异议，以为宋代非但存有“多男多忧”、“多子固为人之患”的说法，且不 乏“计产育子”的做法。柳立言(台北中研院)的《宋代在室女的遗产继承权——女得男 之半?》则对宋代女子是否拥有继承权问题提出了新见解。
一些学者运用案牍文献、日用类书、民间歌谣、碑刻等资料揭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张秀蓉(台北中正大学)的《从＜鹿洲公案＞看清初潮汕地区的社会生活》透过蓝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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