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的见解来自西方,而且西方对思想史的研究和界定有过激烈的争论和发展的脉络。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并不是与西方同步的,甚至与西方所谓“思想史”的研究摆脱。这自然会影响“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和发展。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不免要面对思想史在西方兴起时所经历的同样思考:怎样对思想史界定?思想史与其他学科怎样划分? 1968年,日本闻名汉学家赤冢忠、金谷治、福永光司、山井涌等合著《中国思想史》。1981年,张昭在该书的译本“序”中比较了中国与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以为中国对本国思想史的研究比日本起步晚,并受到日本的研究成果的影响。他举出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1910年出版)和谢无量《中国哲学史》(1916年出版)作为中国对本国思想史研究的最早成果,以为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序》中所说“苟不得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统以相为标准,则益将彷徨于歧路”,具有与日本草创期共通的意识。①张氏指出,在此之后,学人对传统思想的反省加深,从本国思想中寻求新的哲学根据之意识加强,遂产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以中国思想与世界思想的融合为最后目标,说明中国思想史的展开方法、哲学评价的基准、考证与史料的批驳处理等,初次在中国建立哲学史研究的方法。又,他对各思想的解说与批评也非常新。他的《先秦名学史》,从容易被忽略的逻辑思考方面论述中国古代思想之展开,显示新的见解。接着出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1920)、《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等,乃是系统地整理思想展开之著作。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34),则是显示这种研究本国思想的新顶点。②
从以上所论可以看出,张昭对“思想史”的界定颇为含糊,以致哲学史、政治思想史、学术史等均等量齐观,无法分清学科之间的特色。虽然,这也不能完全怪译者,由于该书本身对思想史的定义就没有交代清楚。金谷治在该书第一章“总论”的开首“何谓思想史?”一节是这样表明的:
此处首拟叙述的所谓中国思想史,顾名思义,乃是中国思想的历史。中国一概念虽不成问题,但首先仍需解明我们今后看成对象的所谓思想是①②　赤冢忠、金谷治、福永光司、山井涌等著,张昭译:《中国思想史》,第14—15页,台北,儒林图书公司,1981。新的人伦关系恐怕有更为实际的考虑。怎样处理师与生的关系?怎样指点弟子之间的人际来往?这大概是包咸必须面对且亟待解决的切身问题,而《论语》无疑是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文本。从孔门师生、弟子之间的对话和来往中,包咸汲取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所谓“同门曰朋”虽然是对《论语》经文的注解,又何尝不是对门下弟子们的提示!与此同时,包咸好像故意识地要

将自己所带领的这个新的学习群体与孔门进行类比,以提示弟子们在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时注意参考孔门建立的范式。他曾对孔门弟子子夏和子张关于人际来往的议论作了如下点评:“友交当如子夏,泛交当如子张。”①此处点评并非纯粹的文本释读,其中流露出明显的人生指导意味,而针对的对象恐怕正是他本人的弟子门徒。
在包咸去世十四年之后,即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同学”这一人伦关系在钦命召开的白虎观会议中正式得到官方认定,并作为“三纲六纪”之一写入班固编定的《白虎通义》之中。“朋”与“友”的语义得到明确界定:“朋者,党也;友者,有也。”②班固在此引用《礼记》“同门曰朋,同志曰友”③的说法进一步强调两者之别。同时,为了说明所谓“朋友之道”,东汉儒者即引《论语》为据④。这与上文包咸的做法如出一辙,即将孔门中的人际来往原则纳入汉代经师的“师门”体制中。
假如说面对汉代教学体制下产生的新问题,包咸还只是凭个人敏锐的期间触觉去存眷和尝试处理,那么,到白虎观会议召开之时,“同学”关系作为其中的一项议题,显然已在学术领域和政治领域受到人们广泛重视了。
根据何晏的《论语集解》,我们已无法还原汉代经师注解《论语》的原貌,而仅能从只言片语中窥豹一斑。上文正是通过包咸“同门曰朋”这一片断的研究,考察了“朋”字的语义衍变,进而揭示了一个被人忽略的历史事实,即“同学”这一新的人伦关系在汉代教学体制中的生成。汉代学者对这一社会实际的观察和思考,客观上促成了新的见解的产生。根据上文论述,包咸对“朋”的特别存眷并非单纯的学术爱好,而更体现了汉代经学家的实际关怀。这使我们的讨论又回到本文最初的态度,思想研究必须进入文化与历史的维度来考察。一种思想见解的形成,其后面一定有特定的历史时空为背景。
①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2。值得注意的是,包咸在这里并没有使用“朋”字。
②③④　《白虎通疏证·三纲六纪》,卷8。
[劳悦强(1957—),男,广东省开平市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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