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右派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
60-70年代改革使匈牙利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指令性行政干预和过分集中的束缚生产力的体制模式，经济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这段时间国民收入比50年代翻了4番，工业总产值比50年代增长了7倍，农业跻身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均产值名列世界第4位。从开始改革到1981年，居民消费每年平均以5%～6%的速度递增。所有国民一律享受劳动保险、免费医疗和8年义务教育等各种福利待遇。当时匈牙利被西方记者称为“东方乐园”、“消费者的天堂”。每年旅匈的外国游客达4千万，是匈本国人口的4倍多。
但好景不长，7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能源危机和外贸环境恶化、苏联的干预加大等原因，匈牙利的改革陷入停滞，国家经济体制又重新回到指令性计划的轨道上。
80年代末苏东剧变后，匈原执政党发生分裂并在大选中败北，她的两个后继者，“传统派”社工党因得票未达到4%无法进入议会，“改革派”社会党虽进入议会，但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愿与它联合组阁。于是民主论坛联合独立小农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右派联合政府。在这个联合中，民主论坛是由“人民—民族传统派”、古典自由主义派和基督教民主派三种力量组成的阵营，其中居于主流的人民—民族传统派属于典型的右翼民族主义保守派，其盟友独立小农党更是二战前曾经执政的“历史党”，基督教民主派与另一盟友基民党则是“基督教保守主义者”，这两支右派基本上决定了政府的姿态。而民主论坛中的自由主义派只是支流。另一方面，这届国会中最大的反对党自民盟则属于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主张“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用西欧的观点看属于中右政党，它与当时已成为中左派的社会党后来渐渐接近。
可见当时的匈牙利政治是一种右（两种保守主义）—中（中左、中右）对峙格局。执政的右派除一般性地承认市场化、民主化外，还以民族主义、强国主义与宗教责任这类“欧洲式保守”理念为特色。众所周知，民族主义在俄罗斯可能具有亲左的政治谱系，在东欧则相反，历史上东欧民族主义都与反苏，也就是与“右”挂钩，甚至具有激进反苏也就是激进“右派”的特点。但这种情况下的“激进右派”并不是“激进市场派”，他们关于改革的目标模式与其说更多地受当代美国或西方的影响，不如说更多地受共产党以前（二战以前）匈牙利旧传统影响——这一传统显然与美国式自由市场距离甚大。他们虽然如现今欧洲左中右各派都承认的那样承认市场化的必要，但他们更愿意看到的与其说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不如说是更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匈牙利本位的市场经济。而在剧变后的第一届政府中，民主论坛是主导，因而形成在当时东欧极为典型的“右派政府”——但却不是激进市场改革政府——就成了逻辑的必然了。
匈牙利的“保守疗法”除了与右派政府的执政理念有关外，还与匈牙利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乃至反对派的状况有关。匈牙利在剧变前素以靠借债发展经济著名，1991年时匈外债总额积累已达226亿美元，人均2300美元。与之相比，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人口比匈牙利多57%，外债总额却只有67亿美元，人均负债仅427美元。波兰外债虽达480亿美元，但人均也只有1250美元左右。（注：徐葵主编：《1996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年鉴》，208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匈的人均外债在东欧是最多的。这种债台高筑的状况决定了匈牙利在产权改革中必须考虑变现国有资产以还债的问题，把国有资产无偿分配给全体国民的捷克式做法因而行不通。十年来匈牙利不管左派还是右派执政，搞的是“保守”疗法还是激进改制，始终都坚持了“只卖不分”的原则，国家需要私有化收入来还债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匈牙利主流理论界看来，只要国有资产的出售能够实行公正的代理交易原则，做到公开、透明、公平竞价，那么以变现国有资产所得来用于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乃至归还国债等），与把国有资产分配给国民的性质是一样公正的。
另一方面，匈牙利的经济学传统与非官方立场的态度也是一个条件。由于剧变前匈与波、南均为施行“体制内市场取向改革”多年的国家，本国的转轨经济学较发达，以科尔奈为代表的匈牙利学派在剧变前居于主流，剧变后仍很有影响。科尔奈本人在剧变后“市场取向”更加发展，不但对原体制彻底否定，而且对西方经济学中强调国家作用的凯恩斯传统也持否定态度。在所有制方面他不仅一般地主张私有化，而且主张要形成“有血有肉的私有者”、“人格化的私有者”。（注：J.Kornai,"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A General Phenomenon Examined thr-ough the Example of Hungary's Development."Economic Applique.Vol.46,No.2(1993),pp.181-227.）他反对公众持股、法人持股、雇员持股等“人民资本主义”观念，强调私有化就是要把企业交到自然人企业家手中，而不赞成“所有权分享”。这样，他自然对捷克式的全民平分资产或波兰式的雇员集体持股不以为然，而主张把企业直接卖给自然人。但另一方面，科尔奈又对国有企业的“可改造性”持悲观态度，认为不管是卖是分，很多企业肯定是搞不好的。市场化改革不能把重点放在存量上，而应当放在增量上，即不是着重于如何把现有国企私有化，而是着重于在体制外培育“新的”私有经济——在实践中这基本上就是指引进外资。以科尔奈为代表的这种主张对右派政府的影响主要是前一方面，即促进了不同于波、捷的“保守疗法”，而它对社会党政府的影响则主要是后一方面（科尔奈本人剧变后未加入政党，但因历史渊源他仍然与社会党关系较深），因而促进了“面向外资全卖光”的做法。
右派政府的“保守疗法”
由于以上原因，剧变后产生的匈牙利第一届政府虽然是整个东欧最典型的右派政府，但其政策与其说是自由主义不如说是保守主义的，即在经济上具有较浓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色彩。这一届匈牙利政府既不像波兰政府那样受到强大的工会影响，也不像捷克政府那样受到知识分子“68年人”和“七七宪章理想主义”的影响，更不像罗马尼亚与独联体各国政府那样基本上仍然是“前共产党人”执政。以民主论坛为主的安托尔政府中清一色是与剧变前政权没有“瓜葛”的人，其年龄结构在东欧新政府中属最大者之一。它受战前匈牙利旧式精英传统影响较深，有强烈的民族保守色彩。在对外方面，这届政府咄咄逼人的“大匈牙利主义”令四邻侧目，不仅共产党时代、甚至凡尔赛体系下奥匈帝国瓦解时的旧案也重被提起，邻国的匈族地区（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南斯拉夫的伏伊伏丁那与斯洛伐克东南部）因而成为匈牙利外交的困境，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匈的孤立。在对内方面，这届政府热衷于按匈牙利旧传统的标准来“恢复公道”，除在政治上忙于翻历史旧案外，在经济上则积极推进“重新私有化”，即把共产党时代没收的东西“物归原主”。虽然由于时代的因素，在成熟的民主制下右派的“反攻倒算”实际上走不了多远，但这却妨碍了政府建立一种向前看的市场经济制度。由于二战前匈牙利的经济就具有国家统制的色彩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保守主义便显得十分“渐进”了。
在激进战略所主张的稳定化（以紧缩反通胀并建立宏观均衡）、自由化（放开物价）、私有化三者中，匈牙利这届政府只在价格自由化方面与其它东欧国家，主要是与其邻近的波、捷两国大致同步——但在能源等价格上也更为谨慎，而在其它两个方面就显得十分特殊了。
以财政、货币双紧缩削减财政赤字，压抑通货膨胀，恢复财政预算、国际收支、市场供求的相对平衡，本是所谓休克疗法的狭义或本意内容。而在这方面，匈右派政府与波、捷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表1 匈、波、捷三国转轨初期宏观经济指标
（占GDP%）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财政收支盈亏 匈牙利 0.4 -2.9 -6.8 -5.5 -8.4
波兰 3.1 -3.8 -6.0 -2.8 -2.7
捷克 -1.8 -1.9 -3.1 0.5 -1.2
财政支出总额 匈牙利 53.5 55.4 59.4 60.6 60.9
波兰 39.8 49.0 50.4 50.5 49.6
捷克 - - - 41.9 43.3
国际收支（经常 匈牙利 0.4 0.8 0.9 -8.9 -9.4
项目）盈亏 波兰 1.2 -2.6 1.1 -0.7 2.5
捷克 -2.9 1.2 -1.0 0.3 -0.1
外债 匈牙利 - 67.8 57.5 63.6 68.7
波兰 - 61.5 56.4 54.9 45.6
捷克 - 26.4 23.7 24.7 26.9
外债／出口 匈牙利 - 244.5 213.8 303.4 374.6
波兰 - 375.0 340.0 347.1 248.2
捷克 - 80.8 83.8 65.4 76.3
资料来源：G·W·科沃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459-461、469、492-49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上表提示：1990-1994年间匈牙利的货币—财政政策明显具有“反休克”特征或财政扩张特征。5年间，匈牙利从财政盈余发展到财政赤字占GDP总量的8.4%，而波、捷虽在转轨头一年出现了开支失控，但从1992年起两国便成功扭转了赤字扩大的趋势。到1994年，波兰赤字总量占GDP由6.0%降至2.7%。捷克由3.1%降至1.2%，基本上实现无赤字预算。
匈牙利财政赤字的增加是与政府开支失控分不开的。这5年匈这项开支占GDP比例持续扩大，从53.5%扩大到60.9%，而波、捷从1991年以后便基本稳定了这项指标，1994年波兰此项指标比匈牙利低11.3个百分点，比捷克低17.6个百分点。
由于财政膨胀，匈牙利的国际收支状况也明显恶化，从前三年的贸易盈余转为后两年的明显赤字，1994年国际贸易赤字已占GDP总量的近一成。而波兰此期间基本是盈余，捷克则基本持平。
同一时期，匈牙利债务危机加剧，波兰债务危机明显缓解，捷克则一直处于相对低外债状态，基本无债务危机。尤其在外债总额与出口量的比率上，波匈两国在这几年间的地位正好掉了个位置：匈牙利的外债从占当年出口总值的2.45倍剧增至3.75倍，波兰则从3.75倍降至2.48倍。
在这几年间，由于成功实行了紧缩政策，波兰在剧变前就存在的通货膨胀危机基本消除，消费价格从1990年末的年增249%降至次年的60.4%，此后逐年下降到1995年的21.6%。捷克则从1991年的52%降至1995年的7.9%。而匈牙利1990年末为33.4%，1993年已回落到21.1%，但由于财政扩张失控，1995年又升至28.3%，丧失了大部分“稳定”成果。
由于右派政府靠扩张财政、增加开支来维持经济，促进“复苏”，各企业在国家补贴下没有出现波、捷头两年那样大幅度的滑坡。按当时的说法，1990年匈牙利经济只下降了3.3%，而波兰则下降了11.6%（当年捷克只下降了1.2%）；1991年匈牙利再下降11.9%，而捷克则下降了14.2%（当年波兰只下降7%）。于是这两年里匈牙利作为实行“渐进改革”成功的例子受到不满波、捷做法（据说那就是所谓的休克疗法）的人的高度评价——在1990年他们拿匈与波兰相比，而1991年则与捷克相比。然而就是在那两年，如果综合比较这三国，则匈牙利的滑坡幅度实际上并不比波、捷低多少，以后的回升却明显地慢于波、捷。
表2 匈波捷经济增长（GDP增长率%）
A 世界银行报告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5为6年前的
匈牙利 -2.5 -7.7 -4.3 -2.3 -2.5 -2.0 80.40
波兰 -1.6[*] -7.0 2.6 3.8 5.5 7.0 110.02
捷克 -1.2 -14.2 -6.4 -0.5 2.6 5.0 85.05
B 科沃德克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5为6年前的
匈牙利 -3.5 -11.9 -3.1 -0.6 2.9 1.5 85.52
波兰 -11.6 -7.0 2.6 3.8 5.2 7.0 98.56
捷克 -1.2 -11.5 -3.3 0.6 3.2 6.4 90.51
C 波兰国家统计总局
GDP（亿美元）
1990 1995 1995/1990
匈牙利 357.80 437.00 122.13%
波兰 589.76 1263.48 214.24%
捷克 274.00 504.00 183.94%
注：* 原文如此，疑为-11.6。若是，则1995年GDP应为6年前的100%左右。
资料来源：A 徐葵主编：《1996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年鉴》，280页；
B 同表1,468、492、459页；
C 《1998年波兰统计年鉴》，华沙，1998。
以上三个不同的统计依据得出的表格都证明了同一个趋势：匈牙利的“保守疗法”虽然使它在滑坡最剧烈的一年经济跌幅比波、捷小，但由于整个滑坡期拖长，匈牙利总的滑坡幅度反而更大，而且回升乏力。因此在转轨前6年它的总体经济状况明显差于波捷两国。表2-C是由国际金融机构测算了各国“灰色经济”并以之修正了经济增长状况后得出的结果，这种统计大大减少了滑坡值而使三国经济这6年都表现为总的大幅增长，但匈仅增长22.13%，仍远小于波兰的114.24%与捷克的83.94%。可见，无论按哪种统计方式，无论以“正式经济”看，还是加上官方统计没有反映的隐形经济成份，“保守疗法”时期匈牙利的转轨业绩都比波、捷两国要差。
“边缘私有化”的困境
匈右派政府在产权改革上也实行“保守政策”。安托尔政府1990年上台伊始便宣布把“现代化的欧洲福利市场经济”作为目标，由于右派要与欧洲社会党传统拉开距离，因此这届政府从来不用“社会市场经济”的提法，而要讲“福利市场经济”。但实际上这种“福利市场经济”要比社会党的社会市场经济更带有国家主义色彩。除了“只卖不分”政策为左右派政府一直延续下来外，右派政府时期的特点是：
第一，对“小私有化”与“重新私有化”比较积极。1990-1994年间，一万余家国营小商店、小饭馆、小旅馆与服务网点基本全部售出。并向1948年后被“非法没收财产”的人及其继承人发放了赔偿券。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匈与前东德及其它实行过退赔政策的东欧国家一样，并未一律否定共产党时代的没收政策。一般来说，主要带有反法西斯与反封建性质的1945-1948年间的没收继续得到承认，以1948年以后划线意在只否定主要针对本国平民资产者与小私有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二是匈牙利的退赔并不是还给原来的有形产业，而是发给“赔偿券”，数额为财产原值乘以历年通货膨胀系数，而不考虑利息与积累。赔偿券只能用来购买法定许可其购买的有限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由于数额有限、职能狭窄，退赔政策对新的产权配置格局影响很小。相对于立陶宛、保加利亚等搞了实产退赔的国家而言，匈牙利的退赔并未造成明显的负作用。
第二，民族主义趋向明显。这一时期右派政府虽然也表示欢迎外资，但与欧洲各国的古典保守主义一样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心存戒心，对外开放程度实际并不大。在一些领域，右派政府的政策对外资的开放度甚至还不如剧变前的“体制内改革”时期。私有化进程虽然一开始就允许外资参与，但划了许多领域作为战略性部门拒绝外资染指，同时，在出售资产时对国民与外资实行区别明显的倾斜政策。这样，外资参与私有化的程度便呈明显萎缩状态。剧变之初的争先恐后到右派政府末期已变为踌躇不前。外资参与的收缩从以下数字可以看出：1990年仅有的两宗大私有化交易全部为外资购买，1991年28宗交易中，卖给外资的占22宗，1992年外资却只参与了94宗交易中的41宗，即不足半数，1993年254宗中只有30宗，1994年242宗中只有12宗外资参与，五年间外资参与交易的比率依次为100%、78.6%、43.6%、11.8%、5%，持续明显下降。（注：Peter Mihalyi,Privatisation in Hungary:Now Comes the "Hard Co-re".Communist Economic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Vol.8,No.2(1996),p.206.）而外资购买企业的绝对数量自1992年起也连续三年下降，从41例降到8例。
对于外资在匈直接设立新企业（而不是购买国有企业），右派政府倒是乐意促成，这使得外资进入匈牙利的规模在参与国企私有化受阻的情况下仍一度增长较快，从1990年的3亿美元、1991年的15亿美元增长到1993年的23亿美元。但由于“保守疗法”导致的宏观经济形势恶化压抑了投资意愿，1994年外资流入便锐减一半，只有1l亿美元，吸引外资出现停滞局面。
第三，在各经济部门中，安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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