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遭遇的就是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价值定位问题。出乎我们意料之 外的是，一方面，在中国今世文学史的教学和科研领域里，“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 学”中的极左思潮还没有得到真正学理上的整理，人文科学知识体系与人文精神还没有 得以真正渗透于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中，很多大学的教学还在沿用着二十多年前的 旧课本；而另一方面，更新一代的学者和一些今世文学史的治史者们却又以令人惊愕的 姿态，从“新左派”和“后现代”的视角来礼赞“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红 色经典”了。当文学史在这个期间里被虚假的“解构”和被纷乱的“多元化”的学术背 景搞得无所适从时，我们以为有必要为真正的重写文学史来一次思想见解和方法的清理 与正名。尤其是作为一部大学的中国今世文学史教科书，若能为莘莘学子们提供一个自 由而开放地以现代意识认识文学历史的窗口，给他们一把衡量历史事物的标尺，便是我 们着意编写这部文学史的莫大欣慰了。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问题就是：怎样确立文学史的价值体系；怎样从学理和教 科书的角度来建构其理论框架和体例规范；如安在重新发掘与整合文本资料时实现历史 叙事的还原与创新；怎样用新的且较为恒定的审盛情识去解决今世文学史50年中对文学 作品分析的错位性诠释，等等，这些难题都是我们需要给出明确答案的。
杜威说过：“历史无法躲避其本身的进程。因此，它将一直被人们重写。随着新的当 前的出现，过去就成了一种不同的当前的过去。”[1](P235)然而，当克罗齐的“一切 历史都是今世史”成为一句抵抗与攻击一切客观价值规范的盾和剑时，近些年所谓“重 写文学史”便非常随意与草率，文学史就在“多元化”的幌子下变得非常无序而可疑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完成一部新的文学史教科书的写作呢? 中国今世文学史是一段距离我们很近而又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我们不但是这段历 史的叙述者，而且也曾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我们撰写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 本身也是文学史的产物，“因此，撰写历史既是创造历史，也是被历史作育”[2]。用 历史辩证的眼光来叙写文学史，是提示我们不可忘记历史的客观存在，同时也苏醒意识 到我们自身也要被历史所制约、被历史所“作育”。而我们在肯定治史者主体见解的更 新时，恐怕不能将一切反历史、反文化、反人性的“新思维”带进历史的叙述；只有坚 守住人类进步意义上人性化的文化道德底线，文学史才华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和实际意 义。所谓人文科学和人文精神都包罗着巨大人性的内涵，而那种超越国度、超越阶层的 人类共通的人性与审美底线可能是我们审察和衡量文学史不变的内涵视角与标准。因此 ，在这部今世文学史的写作中，我们倡扬的是在冷峻、客观、平静的历史叙述中，去追 求人性化评判的最大值，以及发挥其内涵的最大认知效应。我们深知在又一次“经典化 ”的过程中自身所饰演的角色，所以我们试图以谨慎的人文科学的态度来治史。我们也 深知以人性的标准去治史的不易，就像米尔斯所说：“在我们这个期间，分歧是出在我 们人性上，出在我们对人性的范围和可能性的描述上。历史学至今没有搞清楚‘人性’ 的范围和含义。”[3]
我们以为，一些学者，尤其是一批青年学者，他们在远离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 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后，单凭自己的主观臆想并借助某些外来理论来还原历史文化和 文学语境，而这种“陌生感”给他们带来的所谓审美的新鲜和刺激，使他们在重新为中 国今世文学史定位时，采用的是“否定之否定”的简单的逻辑推理。他们试图从历史虚 无主义的泥潭中挣扎出来，以一种貌似公允的态度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进 行一次终极的褒扬，这种褒扬首先是建立在对这一时期文学作品艺术的“重新发现”和 重新肯定的基础上。尤为不可理解的是，他们竟然能够用西方后现代的艺术理论在反现 代、反人性的“革命样板戏”中发现一种巨大的现代性元素，竟然也可以大肆宣扬“红 色经典”的“革命性”主体内容。虽然，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种种复杂 的生成因素，以致“新时期文学”中的诸多值得深刻思考的文学现象，我们都应该作出 公道的历史表明和评价。但我们以为，那种忽略了具体历史语境中强大的以封建专制主 义文化意识为主体的特别性，忽略了当时文学作品巨大的政治社会属性与人文精神被颠 覆、现代化寻求被阻断的历史内涵，而只把文本看成一个脱离了社会时空的、仅仅只有 自然意义的单细胞来进行所谓审美解剖，这显然不是历史主义的客观审美态度。我们所 担心的是这些离当时历史语境和人性化的历史要求甚远的误读，会在变形的“经典化” 过程中造成新一轮的文学史真相的颠覆。这种颠覆将误导学生，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注 入新的毒素。
也正是由于我们充分地考虑到“十七年文学”在政治影响下所表现出来的特别性，我 们才在分期时将人们思想的发展脉络作为一个判断文学史发展的阶梯。在分期上既不硬 套政治文件的结论，也不忽视政治变迁对文学的制约。比方，把1962年作为一个历史阶 段的界限，凸显阶层斗争扩大化下文学的进一步异化的特征，显然可能从中发现一些文 学发展突变的因子。同样，在“文革文学”的梳理中，我们发现在“9·13”的“林彪 事件”爆发后，人们的政治信仰发生了本质性的裂变，同时也给文学，尤其是像“朦胧 诗”那样的“地下文学”带来了鲜活的生命力。于是，1971年就成了一个文学的敏感时 间段，就以此作为文学史的一个断面，我们好像可能看到越发丰富的文学史内容。我们 不是为了寻求所谓的“创新”，而是为了清晰地把下一代应该看到的真实的文学历史还 给他们，也还给历史本身!
毋庸置疑，任何一部文学史的构成，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作家作品文本的解读，而任 何一个解读者与他人的解读都是不雷同的。但是，我们寻求的是在一种共同的具有人类 通约性的人性视阈下的文本解读，这样就有可能取得文学内涵和审美认知上的大体统一 。
文学史编写过程中绕不开的是写作主体对文学史对象的价值定位。资料发现与价值过 于显露，成为一个叙写的悖论，也就是怎样处理好“史”和“论”的关系，恰当地掌握 两者之间的维度，让历史的客观叙述自身呈现其价值见解，是一个相称艰巨的工作。一 方面我们要防止资料堆砌，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为了表达新见解，为了表现一种价值见解 的超越性，而故意识地去突出被第一次历史叙述所淘汰、被人性和人道主义这把筛子筛 下去的那些“二次抛光”的“新”东西，对其进行有违历史真实的褒扬性解读与阐释。 对那些能重新回到筛子里，能被我们重新选择出来的文本或文化现象要抱一种慎重的态 度，不要陷入别的一种极端化的偏向。
我们须得防止的另一种倾向是“混合主义”治史态度。把历史的链条切断，把历史进 程的前后次序打乱，抽象出一个个具体现象和文本来进行解读，这显然只是抓到了事物 的表面现象，而从根本上混淆了事物的新与旧、先进与落后、新生与没落的价值界限。 当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历史混合主义。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是针对现 代性的弊病而发展的一种思想文化观，它注重反思工业文明时期现代性的一些偏执和极 端，是西方文化发展的一定结果，有其公道性，但有时却是捉住一点而不及别的。即使 如此，西方学者也广泛以为现代性在西方社会文化进程中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而中国 的“后学”者们却忽略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还是一个远远没有完成的仪式这一历史事实 !中国尚没有出现过雷同西方那样的非常典型的工业文明历史阶段，它目前正处于一个 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混合交杂在同一时间与空间维度平面上的历史时期，而把西方后 现代主义的理论硬性地移植和运用到中国来，就形成了严峻的理论与实践的错位，成为 拦阻社会进步和文化进步的一种反动力。把一些反现代的东西，如带有封建专制主义性 质的某些极左的思想都当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精华，这无疑是对历史和实际的一种嘲 讽与轻渎。西方的后现代在批驳现代性的时候，试图更符合西方今世社会文化的人性发 展的要求，是他们的文化发展到一个更高历史阶段的精神文化诉求。而中国的后现代主 义者们在批驳现代性的时候却是一古脑儿地盲目反现代性的，这恰恰是离开了中国的文 化语境，很多理论根本不符合今世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实际，所以，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 论拙劣的效颦只能给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带来更多的负面效应。
针对重新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肯定“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学术背景，我们要 持有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基本文化批驳态度。所谓“没有‘十七年文学’，没有‘文革 文学’，哪里来的‘新时期文学’”的见解，貌似历史的公允，将历史的环链牢牢相扣 ，实在是完全否定了具体历史文化内涵的巨大差异性，取消了“十七年文学”、“文革 文学”、“新时期文学”三者在文化见解、艺术价值取向、人的精神状态等各个方面本 质上的区别。通常说“新时期文学”另有一些旧的因素在延续，如一些“左”的倾向没 有肃清，作家头脑中的种种旧见解在创作中还时有表现，等等。但有些人却运用一种高 度抽象化的手法，来论证“十七年文学”中某些主流的东西与“新时期文学”是一致的 ，从“五四”到“十七年”到“新时期”是无差异的历史时段。在他们看来，批驳“文 革”的文学叙事策略和修辞方法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一脉相承，称赞“文 革”的文学与反对“文革”的文学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历史叙写，并由此抽象出一个虚空 的政治道德化的叙事策略。假如把文学分析抽象到这种程度，那么从古到今的文学都是 没有差异性的，任何作品都是由文字和语言所构成的，也就没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了，这 显然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诡辩术。
另有一种倾向就是庸俗的技能主义。我们的文学过去有长期的严峻的政治化现象，被 政治意识形态统治的历史创痛过于深切，于是，颠覆弘大的历史叙事，成为一种时尚， 技能主义思潮的泛滥也就家常便饭了。随着近几年来思想文化的多元趋向，远离政治中 心的呼声日益加强，很多人试图完全回到文学本身，建立一种新的文学话语体系。但是 这又往往走进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在文学审美的旗号之下，舍弃社会历史文化的具体内 涵，陷入纯粹技能主义的迷宫，甚至要在文学史的叙写中消解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完成的 五四启蒙话语。过去有人讽刺俄国形式主义只注重分析各种叙事技巧的搭配，近年来这 种文学上的形式主义倾向在中国的创作界与学界愈演愈烈。同样，在所谓文学史“民间 话语”的发掘中，也潜藏着这种倾向，它无形消解了很多文本的丰富的历史内涵与政治 文化内涵，这种“民间”文化态度显然是从巴赫金对拉伯雷的分析中得到启示，但这些 文学史论者却舍弃了巴氏话语中的哲学文化批驳的历史内容。巴氏以为拉伯雷是利用“ 民间”见解批驳当时那个夸夸其谈、自命非凡的官方的“精美的图景”，而到了我们的 “民间话语”的发掘者手上，“民间”却成了纯技能性的形式主义工具。又如，有人在 所谓“审美历史语境”中发现和得到了浩然的《艳阳天》这样的伪实际主义小说的“艺 术成绩(审美价值)”比《创业史》、《三里湾》、《白鹿原》等高得多的结论。假如然 有脱离历史政治文化内涵的“审美”，那么毒瘤上的红色也同样是鲜艳灿烂的。离开社 会背景、离开文化内涵、离开政治文化背景，离开发展的人性内容，而单纯注重叙事技 术等形式因素，在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学术氛围下，可能是一部分学者的故意选择 ，我们是不能避开这个话题的。把叙事技能与巨大丰富的历史思想内容分割开来的方法 ，应该说是文学史叙写的一种隐形的倒退。“去政治化”、“去社会化”、“去人性化 ”的极端就是把文学与社会文化思想进行故意识的割裂，使之成为一个僵死的、机械的 物质现象，此种文学的技能主义至上思想已经成了一个具有较大广泛性的学术倾向。所 以，我们一方面要反对用单一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一切作品的陈旧的极左见解，同时，也 要反对文学史的叙写走向纯技能的形式主义的陷阱。实在，过去的文学史叙写已经证明 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以往文学史的撰写往往忽略了对世界文化与文学背景的描述，因而缺乏一个先进文化 与文学的参照系，这样我们就很难在文学史的平面化的叙写中看清楚我们文学史所处的 真实位置。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在历史的叙述中穿插对同时期世界先进文学的归纳综合性叙 写，在宏阔的视野中得到对文学史对象的背景清晰和苏醒的掌握。
在1949年以来大陆的文学研究中(虽然也包罗起始时对文学的即时性评价)，我们所犯 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致命错误就是采取了封闭的研究方法：完全删除了这段文学史与当 时整个世界文化格局的关联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序格局，只把苏联“社会主义实际主 义文学”看成先进的榜样，而将中国今世文学与世界文学强势的反差和落差遮蔽起来， 这样就很难从一个更新更历史客观的高度来看清楚这段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和本质特征。 实在，从文化特征来看，整个五六十年代的世界文化背景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东西方冷 战对峙的格局，就是一个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争斗过程。而这在当时是无法辨别其优劣 的，只有在与这段历史拉开了时空距离以后的本日，我们才华得到更广阔的视阈和更有 效的发言权。
中国大陆今世文学史研究的现代性掌握的关键，不但在于作家作品的文本选择，而且 在于方法的选择。“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以致“八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 文学”的一些重大问题，今世文学史讨论翻来覆去乏善可陈，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是我们 在今世文学史的研究中始终只限定在一种视角框架之中而不能自拔的结果。假如我们把 视阈稍稍放宽一点、远一点，那么，我们就会完全改变对今世文学史的认知方法：比如 观照40年代末“二战”以后欧洲的文化和文学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思考它对以后的世界 文化与文学格局有着什么样的深远影响等重大问题，只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才华 认清中国文化与文学在关闭了与西方文化和文学交流和沟通的大门后，给今世文学史带 来的是一个怎样的严峻后果。又比如，50年代的美国文学中出现了成熟的先锋主义文学 及理论，现代派文学继20世纪初蓬勃发展之后又在整个西方世界出现了包罗后现代主义 艺术的种种新的变化，而我们的文学却在实际中回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统治之下， 文学只是成为政治的“简单的传声筒”和驯服工具而已。落差和反差凸显出来以后，我 们再重新审视作家作品，可能会看出很多隐藏着的知识性问题。因此，回到知识的最根 本的问题还是首先寻找文化和文学的参照系，在反差的比照当中，把文本和文学现象放 在世界性的文化格局中去探究，才有可能使文本和文学研究越发出新，越发合乎历史的 真实。沿着这条视线延伸下去，我们觉得会实现对过去治史方法的较大更新。淡化当时 过分情绪化的政治背景因素的干扰，冷峻地从文化与文学结构层面入手，细致地把各种 文本与文学现象以致文学思潮放到世界文化进步趋向的进程格局当中去进行考察和查验 ，在这种比照里，看出它们之间的优劣，是文学史叙写的重要内涵构成因素。事实证明 ，在封闭的文化见解下大谈“民族化”，只能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越说越与先进文 化拉开距离。
五四新文学始于向西方政治文明与文学艺术的学习、借鉴。中国文学艺术现代化的进 程始终与它的开放姿态密切相干。但是，40年代以后，五四精神一步步被“革命”所消 解。文学重新回到了封闭的老路上。大陆的“中国今世文学”这一时段，恰恰是五四启 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史的 时段，文学在这里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这个“复归”是有个过程的。从80年代开 始，我们可以从“文革文学”的阴影中走出来，但是，我们却好像很难从“十七年文学 ”的阴影中走出来。这种从弱势走向强势的过程，是一个渐渐上升的过程。1979年以后 ，文学被重新导入上世纪欧洲批驳实际主义文学的层面，产生了所谓的“伤痕文学”， 然后又从批驳实际主义迅速蜕变，重蹈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覆辙。这20年的中国文学 发展与五四一样，同样险些是在浓缩了的西方一百多年的文学史进程中行进。历史告诉 我们，中国大陆50年来的文学史的基本状况是：文学从1949年以后开始衰落；到1979年 以后才开始反弹；经过80年代的飙升，到了90年代以后只管复旧之风不绝如缕，但终究 是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文化语境。现在，在文化层面和文学层面，我们将开始进入与世 界文化和文学真正对话的格局，中国文学可以说基本上融入了世界文学发展历史进程的 长河之中，初步构成与世界文化和文学“对等”的对话的关系。而我们的文化和文学反 弹到这样一个地步，恰恰是由于经济上首先与世界接轨的结果。相比之下，中国在进入 WTO以后，肯定不会只停滞在经济层面的互动上，肯定要进入相应的文化与文学层面。 在这种文学发展图表的提示下，从选择方法的角度上来说，没有世界文化的参照系是更 不可行的。假如要以世界文化和文学进程一直向上的坐标为参照，那就是要以欧洲文化 与文学，更进一步说，是欧美文化与文学为比照内容。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以往文 学史的研究中恰恰很少顾及这一参照系。虽然，梳理文学史并不是简单地作平行的比较 文学的研究，而是要得到一种开阔的世界文化与文学背景作为自身的参照视阈，惟有此 ，我们才华从中发现和认知很多文学史上有价值的具体文学现象和文学的细节问题。
也只有在这样的比照下，才可能清晰地理解“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的一批 批作家为什么会改变自己的人文价值态度，成为只会写颂歌和战歌的被动写作者而进入 “共和国文学史”的事实。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中，我们的诗歌只发出了两种声音： 一种是“颂歌”，一种是“战歌”，它符合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就此而言，它完全 是旧体制文化与文学封闭的结果，是值得深刻反思的文学与文本现象。只有将它们放在 世界文学的大文化语境当中，我们才华从时空的距离中得到真谛，研究格局与思维一旦 突破了陈旧方法的藩篱，我们就可以对文学史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无论是文学事件、文 学思潮、文学见解，都可以寻求另一种更深意义上的解读与界说。
同样，我们对“八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文学”的历史评判更应该保持一种严谨 的治史态度，由于它所面对的是历史的首次筛选，是考验我们历史眼光与审美眼光的重 要环节。当80年代中国大陆渐渐进入现代性文化语境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体味到西方文 学的“恶之花”的后果，就进入了对现代主义以致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狂欢之中了。“无 论在哪个期间，现代和现代主义的期间感总是处于形成过程中。它大概变成新的，不同 于以往的；大概破坏旧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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