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摧毁了延续两千年的中华帝国秩序，在民国初年，曾经有过两次重建秩序的制度性实验：议会民主制和袁世凯的威权政治，然而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通通归于失败。为什么民主和威权都无法建立稳定的权威秩序?民初的三大政治势力国民党、进步党和袁世凯之间的权力角逐，有什么共同之处，让那代人铸下了难以饶恕的期间错误?经历了百年动荡的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反思和整理历史，以此来寻找制度转型中的盲点，走出百年轮回的历史悲剧。
一切围绕着角逐最高权力
辛亥革命的胜利并非一党之功，而由三方势力协力而成：一方是体制外的革命党人，另一方是体制边沿的士绅精英，第三方是体制中心的北洋旧势力。多方势力协力而成的革命，颠覆一个旧体制很容易，墙倒众人推，呈摧枯拉朽之势，但革命之后要建立各方认同的新秩序很难。
晚清的朝廷陷入过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权力与权威，根据汉娜·阿伦特的经典性理论，属于不同的范畴。权力是授予性的、承认性的，而权威则是不证自明的，来自宗教和历史传统。权力是统治者支配和控制被统治者的本领，它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是柔性的。而权威则是一种为统治者所认同的、自愿听从的统治，权威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权力、制度、宗教或道德的价值符号，也可以是一种品德化的象征。自秦始皇之后的中华帝国体制，作为天命在人间的代表，君主合权力与权威于一身，他既是王朝的权力核心，又是帝国与天下秩序的正当性象征。晚清所发生的是李鸿章所惊呼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要变的，不但是统治者的权力，而且是一个国家的权威。在辛亥前十年清廷所面对的危机，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统治危机，而是历代统治者从未有过的权力和权威的双重危机，政治权力的来源、国家权威的象征以致最高秩序法则都将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辛亥之后，这一双重危机不但没有解决，而且以更严峻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四分五裂，中央权力式微，政治秩序缺乏公认的权威，无论是宪法的权威还是品德化的权威。
解决“失序”的途径，可以有两个：一个是迅速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平定各种封建势力，以行政权力恢复秩序，维护稳定;另一个是持久的，各种政治势力协商妥协，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宪政秩序，将革命所释放的各种政治力量，吸纳到议会这个蓄水池里面，以避免一触即发的二次革命冲动。这两种途径，前一种以中央权力为中心，速效而不稳定，后一种以重树权威为目标，艰巨而具有持久性。
辛亥之后的中国，选择的恰恰是走向权力之路。民国初年的三派势力：无论是袁世凯、进步党还是国民党，眼光都盯着权力的争夺，而忽视了权威的重建。在中国传统政治的集体潜意识中，权力与权威是合二而一的，谁掌握了权力，谁便有了权威。最重要的是权力握在自己的手中。辛亥革命重新塑造了权力的正当性，苍天已经崩塌，天命不复存在，取代苍天的是人民，新的天命便是人民的同意。辛亥革命纵然有万般不成功，独独在权力正当性上实现了现代政治的转变：人民的同意是权力正当性的唯一来源。即使袁世凯想要称帝，也不是去天坛或泰山祭祀诉诸天意，而是要假借民意，让御用的参政院“代表人民”通过投票授予其黄袍加身。辛亥革命奠定了新的权力正当性，但作为正当性基础的人民意志，却是一种抽象的团体意志，一旦缺乏公平的选举和超越权力的宪政制度，人民意志便犹如玄虚的天命一般，被各种政治势力所操控，玩弄于政客的股掌之间，成为角逐最高权力的工具。
新朝兆始，悠悠万事，本应是一个制宪政治的时刻，最要紧的是定下国家大规大法，重建宪政的权威;宪法未成之前，应根据南京临时政府通过的约法暂行其事。然而，两千年来的中国毕竟缺乏法治传统，从政治家、士绅精英到平民百姓，皆将约法当儿戏。梁启超说：“今则非惟政府心目中，未尝有约法存。即全国人心目中，盖皆未尝有约法存也。以致高谈护法之人，其心目中，亦未尝有约法存也。”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之中，法只是统治的工具，只有法制(by law)而无法治(of law)，最高统治者的意志高于法的意志，权力可以超越于法意并创造法意，权力的尊严总是盖过法的尊严。革命颠覆了传统的王朝统治，却无法改变旧的政治传统。迷信权力、漠视约法成为革命后各派政治势力的共同趋向。民初政治的最大纠葛，是民权与国权、内阁制与总统制的争斗， 这些争斗都围绕着权力怎样分配。国民党要求实行内阁制，掌控以议会为中心的国家权力，而进步党希望建立总统制，借助袁世凯的势力，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然而，议会权力也好，总统权力也好，怎样进行限定和分权，如安在宪政的框架下施行，却被严峻忽视，置于次要的位置。
民初的国会，虽然热热闹闹，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进步党，关心的重点不是协商妥协，为民国订定一个新宪法和新制度，而是忙于党争，打击对方的势力，扩充自己的权力。李剑农指出：“从唐内阁到赵内阁，同盟会派的人只恨内阁不能全操入己党手中，以为还是党势太弱，尽力扩张党势;非同盟会派的党人，也深恐内阁完全落入同盟会派的手中，一方面尽力反对政党内阁之说，一方面也尽力造党与之相抗。”凌驾于党争之上的袁世凯，则从中渔翁得利，借势扩张总统的权力，漠视约法之规定，在没有总理副署的情况下任免官员。如此明显的违宪之举，不但借袁世凯自重的进步党人视而不见，连国民党议员也没有反应，皆忙于党派之间的争权夺利而无暇他顾。
刺杀宋教仁案是民初政治的重要转折点。宋案之后，各种证据都指向袁党，假如通过合法的体制内抗争和法律解决，国民党未尝不可赢得主动，毕竟民国之后，共和见解深入人心，袁世凯要主动出招，打压国民党尚缺乏合法性。然而，革命党过于迷信革命，留恋武力，率先破坏法治，发动二次革命，结果敌强我寡，输了个屁滚尿流，而且还在舆论之中输掉了道义。对宪政深有研究的李大钊如此评论：“革命初成，国民党以全盛之力，蓬勃一时，而不能善用其锋，与当局相见于政治平和竞争之轨，徒欲以情感相尚，血气相陵。”国民党元气大伤，其政敌进步党喜不自禁，得到了组阁权。袁世凯乘势要求在尚未立宪之前，先选举总统，国会中的两党竟然弃约法的程序而不顾，与袁妥协，提前通过总统选举法，将袁世凯推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各派政治势力视约法如弃敝屣，议会民主制所赖以存在的法治基础被自己拆光，无异于政治的自尽。袁世凯在法治的废墟上拿出杀手锏，先是宣布解散“乱党”国民党，然后索性解散国会，毁弃天坛宪法，建立了赤裸裸的强人威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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