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黑白荣辱集于一身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稀有的一位。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帮忙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紊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歌颂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1)。
“救时”，是很高的称誉，这不但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办法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劳，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改革发生在明朝后期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这是国家艰屯之际，但究其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期间，已不但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全心全意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遇。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但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停地加强和减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亘古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全部，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情形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抵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进则亡。
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传奇的人生。
这个出身湖北江陵的农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十岁通读四书五经，十三岁作了《咏竹》的绝句: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显示了他少年期间的远大理想。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
顾*慧眼识豪杰，看到这少年的与众不同，存心使他落选，让他担当挫折，以鼓励他越发奋进。果然，三年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顾*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刻解下随身佩戴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明通鉴》说:“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这是清代人对他公允的评价。但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毁誉纷纷，人们对他黑白功过的评论，众口交攻，相互抵捂，不胜其多。在《万历野获编》、《涌幢小品》、《五杂俎》、《定陵注略》、《寄园寄所寄》等明清笔记中，为张居正是否陷害朋友，接受贿赂，
勾结内监，两个儿子连任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等，有的责难，有的辩解，褒贬不一，而至“人情汹汹”，这样多的黑白荣辱集于一身，在历史上也不多见。
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碰到不幸。假如说，这一切在历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而为他昭雪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也属闻所未闻。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二、临危奉命
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干涉。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
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法，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最少本领，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声不响，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随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绝不敢懈怠。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大声喧嚣，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这种现象，不但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皇帝，是封建专制
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一定招致统治阶层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险些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连累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律，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可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统治集团的腐败、紊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财政上的困难比政治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宦官、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4)，税源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万两，而支出达到400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
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越发重了财政的窘迫，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农民阶层与地主阶层的抵牾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根据《明实录》的记载，隆庆年间的农民起义共有三十多次，年平均数还低于明初洪武年，大都是零星、疏散的打家劫舍式的小股队伍，尚未对王朝的统治构成主要威胁。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纪律时，曾经把下层不肯还是生活和上层不能还是统治，作为起义成功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在阶层斗争还没有全面激化，统治机构却已经瘫痪，达到不能根据原样统治下去时，却可能先期爆发执政危机。嘉靖、隆庆年间政治、经济的动荡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抵牾和冲突，这是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统治阶层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弦易辙，但都难以见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鼓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彻夜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昭雪冤狱，改进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
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雄心，想大干一场，他以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昭雪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5)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轻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无能通观全局，驾御左右，不久也被罢职。他们都是首辅中的干才，为了兴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问题在于，这种改进既不得罪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涉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改革没有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政治、经济的主要流弊，因而无能支撑破败的帝国大厦，所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
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眼见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
目极心如*，顾望但怀愁。(6)
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偶然留恋清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分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厌六年(1572)，意外的机会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帮手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老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宦官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乘隙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首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成功之道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救济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坚毅明断的见识和气概，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非耶?都已成为既往。历史存眷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议，使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
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明显成效。
(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包管`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进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
到事权归一，假如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好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苏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7)“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悲观为务。”(8)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9)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理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显贵看成“权蝎”(10)，以为他们才是真正病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显贵作为“励精之始”(11)，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12)的主张。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层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不法显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恶势力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对他少年期间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歹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恶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治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宦官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标事，由于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免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代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定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13)
将抨击不法显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不副实，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包管。
(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理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
张居正以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显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
吏治动手整理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伶仃，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理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张居正为政不久却取得成功。主要办法有三条。其一，从加强监察动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涉，这碰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精密的监察制度防备玩忽职守的现象。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标。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由于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显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14)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免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显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消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提倡:“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15)以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全部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躲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全部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
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理，这才华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观察，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显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定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办法说:“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16)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改正后，立刻动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答应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减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得到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17)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层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工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定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讽刺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18)
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19)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消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伧夫俗人的见议，也不应不听从。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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