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世界观再识百年中国(一)

1. 期间精神与新的视角

历史是一套常读常新的教科书。人们研究历史，非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改革实际和优化自己未来的走向。因此，每一代人、甚至每一期间，都要对历史进行自己的再认识。1949年以前的近代中国，期间精神是“抵抗”、“斗争”、“夺权”、“革命”。因此，“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的研究模式，自有其公道性。新中国成立后的期间精神，本应由革命斗争转向对现代化的寻求。可惜的是，这种转变在29年后才成为实际。研究近代史的视角，也才随之而有转变。新视角与旧模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从这种新视角来看，对于一系列的重要事件、历史人物及社会思潮，都有新的认识。文[23]有系统的总结，颇值一读。此处仅扼要记下几个重点问题。

2. 怎样看待旧政权及其中的人物

革命需要夺权。对于一切旧政权，历数其“不是”，有助于证明历次革命的公理性和动员革命力量。由此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旧政权一无可取。“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对于社会历史问题的黑白曲直，不必从当时的条件出发进行认真的科学分析，贴一张“阶层标签”就充足了。这是斗争哲学的妙用之一。难怪狄慈根把辩证法称作“革命无产阶层的神学”，却从未受到马克思的批评[24]。革命需要神学，但建设却需要科学。史学界的转变是可喜的。

⑴ 洋务运动。不应当再用阶层分析的方法，把它归入反动路线一边。它是在鸦片战争敲开中国国门之后，学习西方的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它揭开了封建制度下的中国采用西方资源主义生产方法的序幕，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不无消极作用，但有利于中国资源主义的发展，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潮流的。

⑵ 清末新政。包罗振兴商务、嘉奖实业、鼓励私人资源的自由发展；改革军制，即渐渐裁撤旧式绿营、防勇，编练新军；废科举、办学堂、奖游学；改革官制、整理吏治等。是一次比较全面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改革了旧的封建制度。是一次资源主义性质的改革，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并产生积极影响。一些西方学者以为；清朝虽已腐朽，但其存在形式仍故意义，有可能通过改进逼他走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假如清朝未被颠覆，“新政”措施继续进行下去，就不会出现民初的紊乱局面。这就牵涉到革命与改进的学术争论。后面再作探究。

⑶ 南京政府建立。清朝灭亡以后，军阀盘据，政令不一，南京政府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她在改订新约、关税自主、十年建设三

方面有所建树。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触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它减少了其在中国的特权，符合人民的愿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她使帝国主义国家做出让步，中国得到关税自主权，能够自定税率、自由支配关税，并基本掌握和控制了海关行政权。抗战前十年（1927-1937）， 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36年，海内生产总值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交通运输方面有了改观。十年内建铁路八千余公里，开辟了民航等。假如没有十年经济建设打下的基础，中国在八年抗战中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将是更为艰巨的。

⑷ 抗日战争。传统见解以为，国民党从不抵抗主义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解放区战场成为主要战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等，难以令人信服。应该说是。一个战争，两个战场，三个政权。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中国各民族、各阶层共同进行的战争，而不是同时存在一个外战，一个内战。存在两个抗日战场，这是事实。两个战场的战略地位不同。国民党军，处在日军战略进攻的正面，负责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处于日军的后面或侧翼，负责敌后战场作战。两个战场各自独立，实行不同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军作战，主要是正规战、阵地战。八路军、新四军则以游击战为主。解放区战场的独立性，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而加大。两个战场之间，又有抵牾与斗争，有时很尖锐。抗战时期，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国民党政权、解放区政权和沦陷区的傀儡性、殖民地性政权。国民党蒋介石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由于他们掌握着全国政权，没有他们的赞同和参加，就不能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形成全民族抗战。

⑸ 光绪皇帝。他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接受新思想的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是在戊戌维新时期。他全部接受维新派的建议，有高度的变法决心。实在，假如没有光绪的锐意进取，就不会有百日维新。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试图仿效外国来革新中国的开明皇帝。他虽然有严峻弱点，但并不能证明他只是一个洋务派的皇帝。有人通过分析光绪所处地位及其亲政时期的主要业绩，阐明他是一位资产阶层化的爱国皇帝。这种新见解，值得注意。光绪的失败，自然有其原因。假如条件改变，光绪没有失败，沿变法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近代又会怎样发展呢？值得思考。

⑹ 李鸿章。不能简单地说，他就是一个卖国贼。他和当时的顽固派相比，是开明进步的。他敢于正视实际，不甘灭亡，以图自强。他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技能，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这有抵抗外国侵略的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制止和限定了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对民族资源主义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

用。他主张用西方资产阶层教育来培养洋务人才，这对近代资产阶层力量的兴起，有某种促进作用。在维新与守旧的斗争中，他明里观望持重，暗中对变法多有怜悯。在百日维新中，他支持振兴工商业、支持废八股、兴学堂，对改革政治体制也不全然反对。但他在外交方面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是有罪的。

⑺ 袁世凯。不能再简单地以为，他就是一个窃国大盗。对于他在清末民初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教育各方面的近代化进程所起的主体作用，应该肯定。首先，对于袁所创的北洋政府，应看到其对后代、远东以致世界关系格局产生的影响。而且承认，这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定结果。就当时的势力和人心倾向的对比而言，孙中山是无法与袁世凯相抗衡的。袁取代孙是政治权力竞争的结果。而且孙所主张的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及所订定的《临时约法》，根本与国情大相径庭，无法实现。其次，从清末新政到民初经济改革，是中国资源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的历史转折点，袁世凯在这一时期推行的资源主义政策，正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除了在经济上推行改革措施（如发展交通运输、兴办基础设施、整理金融、改革币值）外，袁世凯还兴学重教、大办近代新教育、注重开启民智。别的，袁氏还推进了外交近代化，多次领导了收回权利运动。长期以来人们头脑中的袁氏“敢于卖国、善于卖国、大施卖国”和“接受二十一条”的见解，实际上是由于基本史实没有完全搞清，或先入为主的见解而的得出的结论。客观地讲，袁氏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已突破晚清排外制夷方针，基本上是积极的弱国的妥协与抗争相联合的外交思想与实践。至于这种进步中不可避免的要付出的一些代价，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不应只归咎于袁氏个人。同时，清末民初对文化和政治上的宽松政策，袁氏客观所起的积极作用，也应肯定。

袁世凯称帝肯定是不对的、反动的。但不应因此而否定他整个的政治活动。其性质又与张勋复辟不同，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中国几千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太深了。以致对每一个能坐上全国“第一把交椅”的人，“天子瘾”都是挡不住的勾引。从洪宪皇帝，到委员长和伟大舵手，无不如此。所不同的只是，从重形式变到重内容，档次渐渐提高，甚至另有理论。时间也越来越长，而不是过把瘾就死。

⑻ 宋子文。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他在财政金融和对外关系等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是国民党政权内政、外交方针的主要订定者和实施者。但对他的研究，却是大陆学者不敢触及的课题。近年来才稍有突破，对他在外交方面尤其是抗战时期所做的工作，予以肯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外交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标结果，宋子文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外交活

动中，他坚持维护中国的主权。如他把香港、九龙以及英国在华的其他租借地于战后交还中国，视为一定的结局。他的外交活动，还为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打下了基础。原在抗日战争之初，美国政府对华政策颇为消极。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子文在开展对美交涉活动中取得了结果，这对中美战时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此人在相称时期曾具有某些进步倾向，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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