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近三百年的李唐王朝,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到了顶峰，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了亘古未有的高度。 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得到空前绝后的发展。但和伟大的创作实践相比,唐人的文学理论却显得滞后,没有令人瞩目标建树，不少唐人的文学观因循平庸，即或一些了不得的诗人，对文学的本质、作用等问题，要么保持沉默(如王维)，要么一谈到文学就重弹儒家诗教的老调(如王勃)；或独尊“风雅”，标举“正声”；或强调教化，言志明道，而往往忽视文学的艺术特征和审美寻求。这集中而突出的表现在对屈宋骚赋的贬毁上，即对“风”、“骚”两个传统取舍的偏执上。有人即或在创作实践中深受屈骚的影响，继承和体现了屈骚传统和精神，但在理论上却尽力贬毁屈骚，初唐王勃堪称这方面的典型。除王勃而外，另有不少人对屈宋骚赋持非议否定态度。与王勃操 同调的是杨炯、卢照邻，紧跟其后的是盛唐卢藏用。唐人中抨击屈宋最烈者是中唐柳冕，与之同声的有肖颖土、梁肃、孟郊、李华、贾至、裴度等一批人。白居易对屈原亦多贬斥若涩讽刺之语。
不过世间自有知音在，唐人中推尊屈宋褒赞楚骚的人也不少，清人乔亿在《剑溪说诗·又编》中说：“唐代深于骚者，自青莲、昌黎、柳州、贞曜、昌谷而外，盖亦寥寥”。此公所举，犹嫌未全，亦未尽妥，贞曜(孟郊)不能算深于骚者，而初唐史学家魏征、令狐德 、史论家刘知儿等人对屈宋都有正确评价。尤其是“不薄今人爱昔人”的诗圣杜甫更是潜心学屈，深得奥旨。诗僧皎然及李德裕、牛僧孺、王茂元等人对屈原“抱忠没身”、“文横千古”都有崇高评价。其次，晚唐的李商隐、杜牧、皇浦 以及皮日休等，对屈骚都有所继承或称誉。至于赋诗寄意，嗟叹歌颂者，更大有人在。只是唐人不好章句，不重义理，唯以文章是务，故唐人的楚骚研究结果，前不如汉，后不及宋，既无“治骚”大家，亦无称世的鸿制专著，甚至连一篇论骚、评屈的专文也难举出。但唐人在诗论、文评两大领域及诗文创作中零零星散，留下不少关涉屈骚的散金碎玉式的只言片语或零章俊句。本文即根据这些片言短语及其创作实践，将唐人对屈宋的褒贬毁誉，作一评价，举其典型，别其高下，为了醒目，标以小题。
二
(一) 屈宋导淫靡之源
唐人中贬抑屈宋否定楚骚者，大都把出色绝艳、哀怨忧愤的屈宋辞赋与六朝淫靡侈丽的文风视为源流关系，混而谈之，等而视之，一概加以否定。首持这
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 张淫风于后……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 乱，虽沈、谢争务，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庚并驰，不 能免周、陈之祸……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可于代， 天下之文靡不坏矣。
他断言自孔子“微言”绝后，“斯文不振”慨叹周孔之教不可于后。把楚辞以后，中国纯文学样式发展的历史完全描写为退化史、祸国史，猛烈地攻吉了从屈、宋至六朝的一大批作家，以为屈骚汉赋浇薄淫靡流毒后世：“用之而中国衰，贵之而江东乱”。简直把后世王朝衰败，国家动乱的帐，算到骚人头上去了。本于这种认识，他呼吁唐王朝“激扬正道”把屈宋、枚马之流的“非圣之书”、“不稽之论”都“黜之”、“废之”，并表示自己决“不读非道之书”(《山亭兴序》)。这正是乃祖王通尊道轻艺，重德轻文，否定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思想在孙子身上的遣存。
王勃的这种以儒家诗教为宗，否定骚赋持“华文祸国”之论，不但偏激错误，而且同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也是抵牾的。
《新唐书文艺传序》指出：“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 句绘章，揣合低 ，故王、扬为之霸”。可见王勃(另有杨炯)一方面起劲地作“沿江左余风， 句绘章，揣合低 ”的文学；一方面又提倡刚健、气骨，作反对屈宋以及六朝“缘情体物，虫篆之技”的文论。王勃的那篇惹得高宗大发脾气并将其“斥出府”的《戏为文檄英王鸡》，就不惟“缘情体物，虫篆之技”而已，简直就是助长“未流”的“浇淫”之作了！这样的东西是难指望“激扬正道”的，不偷偷读点“非圣”、“非道之书”的人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王勃由于玩弄“虫篆之技”而被赶出沛王府，大概汲取了不少教训，说话行文不敢再“戏为”了，所以正而八经地评诗论文了。但他“命途多舛”，一生倒霉，到虢州又险些送掉一条命。这种“殷忧明时，坎 圣代”的不幸遭遇，不由自主地使他的创作通常“高谈胸怀，顿泄怨愤”，在《思春赋序》中他说：
仆鄙人，耿介之士也，窃禀宇宙独用之心，受天地 不平之气，虽弱植一介，穷途千里，未尝下情于公侯， 屈色于流俗，凛然以金石自匹，犹不能忘情于春。…… 此仆所以抚穷贱而异惜光明，怀功名而悲光阴也。岂徒 幽宫狭路，陌上桑间而已哉。
象这种标耿介、抗流俗、怀功名、泄怨愤、悲光阴、吐不平的创作思想显然不是来源于《诗》的“言志”，而是《骚》的“发愤”、“衰怨”了。所以王勃也立刻说明自己的创作是受了屈赋的影响：“屈平有言：‘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因作《思春赋》。”看来他的创作受屈原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他在《越秋日宴山亭序》里还曾说：“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又颇有点钦慕赞赏意味。
总的说来，王勃攻击屈宋，只是沿袭了儒祖传统文学观，是孔子诗教，《诗大序》的回声，并没包罗什么新东西。对文学本身的纪律和发展趋向并无真正的认识和发现。但是这种不足，偶然中由他的创作实践作了补救。他的理论是蹩脚的，但他那刚健而有骨气的创作则是出色的。他的理论属于儒，而他的创作通向《骚》。他的一些诗歌创作“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艺苑卮言》王世贞)的特点，实际上与屈原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他的理论与其创作实践之间的抵牾及理论本身的抵牾，从对屈宋的批评与继承中明显地表露出来了。
不过应该看到王勃批驳屈宋等人大概只是拐弯抹角罢了，主要用心还是针对初唐艳丽纤巧、雕刻浮靡的文风而发，可说对当时“天下之文靡不坏矣”的风气起到了矫枉过正、补弊救偏的作用。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也是主张“宪章礼乐”，以歌功颂德为为文之旨归的。他以为只有“玉帛欧歌”、“衣冠礼乐”才可称大雅。因而对屈宋颇有微辞。责怪“屈宋弄词人之柔翰，礼乐之道已颠坠于斯文”(《附马都尉乔君集序》)。但他在此前的《南阳公集序》中又曾歌颂过屈宋“叙事得邱明之风骨”。从这种前后自相抵牾的见解里，不难看出他和王勃一样，身处六朝余风甚浓的初唐文坛，急欲革弊，但又囿于儒家诗教旧说，对屈宋至六朝文风的评价，无论是肯定或否定，都没有认真将楚骚与齐梁之风区分开来，致把屈原之作看作“礼乐之道”的颠毁之器。
杨炯的屈宋观与王勃近似略而无论。
(二) 屈宋辞赋不虚美、不隐恶，有恻隐之美
有趣的是屈宋的抒愤、怨思之作本非述史记事之文，但却得到初唐文学家、史论家的首肯。
如令狐德 、魏征及史论家刘知几等，他们从进化史观出发
令狐德 说：
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宏才艳发，有恻隐 之美。宋玉，南国词人，追逸辔而亚其迹。……时运推 移，质文屡变。譬犹六代并凑，易俗之用无爽，九流竞 逐，一致之理同归。历选前英，于兹为盛。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莫若以气为主，以文 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 屈、宋、卿、云之秘奥(《周书·王褒庚信传论》) 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魏征《隋书·经 籍志集部序》)。
至夫游、夏以文词擅美，颜回则庶儿将圣，屈宋所 以后尘……(《北齐书·文苑传序》)。
他们打破“风雅”、“正声”的偏见和崇经、征圣的窠臼，而主张“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将屈宋之作与“六经”、“百氏英华”并论，放在学习继承之列。赞屈宋“宏才艳发”，“激清风于南楚”，有“恻隐之美”。并不象王勃等人，以为六经之后，文学日益暗淡退化，屈宋是淫靡之源，把文学的政教作用与文学的审美价值对立起来，把淫靡之风同审美的寻求等量齐观；而是以为文学在不停发展，“时运推移，质文屡变”由《诗》到《骚》是文学的进步。称赞屈原是“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潭，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隋书文学传序》)功在不朽。以为文体日繁，词采日富，也是文学发展的一定趋势。令狐德 等人以为政教作用与审美价值是统一的，词人文体繁变，词采华茂，风格多样，犹如“得玄珠于赤水”“成万宝于秋实”(《北齐书·文苑传》)，是文学上的进步和收获，并不妨碍文学的政教作用。这些史家的文学思想与屈宋观比当时的一般文学家要正确得多。
史论家刘知几，更敢于突破封建正统思想的某些教条，慧眼观物，独抒已见，甚至公然“疑古”“惑经”“薄尧禹”而“讥周孔”，表现出力图创新的胆识。他任史官达四十年之久，其见解往往与同僚、贵属“凿枘相违”，在深感“吾道不可”“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的情况下，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颇近于屈原“哀愁幽思”“发愤以抒情”的。《史通》不但是良好的史论专著，有些章节也可看作文学理论名著，他清楚地知道文史有别：“文之与史较然异辙”，不能等量齐观。但他又以为文史同源，可以相互影响，并致力于文史的联合以实现史的内容与文的形式的统一。他以“史”的眼光来论“文”，主张文学作品必须有真实的客观的内容，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实录”。“对贼属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张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史通·直书篇》)。同时，他又用“文”的眼光论“史”，以为“史”之为务，必借于“文”，对史的文学性要求很高。
刘氏就是凭着他的进步史学思想发现了屈宋作品史诗般的价值，他在《载文》篇中说：
观乎人文以化整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 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子周 《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 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 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方驾南、董俱称 良直者也。
他称赞屈宋作品不隐君恶，揭破怀王、襄王氏庸无道的劣 迹恶行，是属于使淫君乱主“秽迹张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之类，是文史的统一，与历史上南史氏、董狐等有名的直笔史官一样，堪称“良直”。表现了他对屈宋的敬服。
刘知几不但从内容、创作原则及社会作用上对屈宋推崇和肯定，同时还以“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工”的标准出发，以为屈原《离骚》开“自叙体”之先河，在《序传篇》中他说：
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案屈原《离骚经》， 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阙生，次显名字，自 叙发迹，实基于此。
《离骚》首章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曰伯庸。……”刘以为这是自叙性、史传体之滥觞，后世的历史传纪是受《离骚》的影响。
他从“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史之为务，必借于文”的见解出发，主张史书要有文学性才华流传不绝。而学习那厉精雕饰的“楚骚”可学到比兴之法，加强文学性；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 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史通·叙事篇》)。
还说“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至于屈原《离骚》，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这类虚构、想象、注重文彩、讲求声律、“句结音韵，以兹叙事”都是可以的，只要不同于史传，混为“实录”就行了。
总之，刘知几以其进步史观对屈宋楚骚从“不隐恶”的内容，“自叙”体式，及“厉精雕饰”的文彩等方面都加以肯定和称颂，这不但肇唐代正确的楚辞观，而且在客观上也是对历史上一些深诬屈原的恶论作了一次很好的批驳，具有拔乱横竖、正本清源之功。只因刘氏以史论家蓍称，他的文学理论，楚辞观被史论成绩所掩，未受到当时及后人的充足重视罢了。
(三)、“哀怨起骚人”
盛唐除殷 提出“文质半取，风骚两挟”的进步文学主张外，不少人对屈骚从形式到精神仍多持否定态度。卢藏用说：“孔子殁二百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地与初唐王勃、卢照邻一样坚持退化文学史论，仍将浮侈文风之源归罪于骚人。
大概由于盛唐文土们处于开元全盛之日，“群才属休明”，圣明期间的光明面，催人向上，他们“乘运共跃鳞”，奋发进取，欲立功业，因此一切怨刺、哀伤之作、乱世之音，似已失去依据，文坛召唤复兴“大雅”，“正声”，故“颂美”之声日昌。所谓“大雅”“正声”，就是卢照邻、卢藏用等人所谓的“宪章礼乐”歌功颂德的一套，亦即所谓“治世之音”，屈宋哀怨之作是乱世、亡国之音，自非颂美的“大雅”“正声”。这点张九龄说得很清楚。：“《诗》有怨刺之作，《骚》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王少府东阁序》)。以为《诗经》中的“怨刺”之作和楚骚的“愁思”之文统统不属“大雅”，这正是很多唐人批驳楚辞之“哀怨”的基本出发点。李白对屈骚的评价也是从这儿着眼的，在复古主义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他崇尚“大雅”“正声”，批驳了从骚人开始直到建安以来的绮丽文学。在《古风》(三十五)中说：“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说明“大雅”就是颂美圣明的歌声。因大雅而想到周文王期间的文风，感慨这种文风久已衰微了。这种感慨和叹惋在《古风》(其一)中作了进一步抒发：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淮陈？王风萎蔓草，战国多荆 榛。……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 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 不足珍。
这首诗比较集中地表现了李白的退化文学史观，他以为诗歌的发展自周秦以来走着下坡路。首先，他痛惜“大雅”那种颂美的诗篇久已没人写了，接着“王风”二句是说春秋的诗歌已空落，战国时(屈骚期间)诗歌创作园地更是荒凉。“正声”二句，只管刘熙载强为之解：“盖有《诗》亡，《春秋》作之意，非抑骚也”。但从上下文及全篇意脉来看，分明是说：颂美的大雅正声坠绪茫茫，骚人的哀怨之作正意味着大雅正声的衰微。这是对“大雅久不作”及“王风”二句的申说。“扬马”二句又是对汉赋的贬斥，以为扬马的辞赋更是为绮丽的文风推波煽飚。此后的诗歌虽屡有变化，但“宪章礼乐”，即“大雅”“正声”已经沦丧，而自建安以来的讲求形式华丽的文风不足珍贵。
可以看到，李白是把大雅正声视为理想高标、“宪章”极则，对文学变迁历程的描写是“春秋以降，大雅不作，正声微茫，颂声崩沦，诗歌创作零落；战国骚人继起，发为‘哀怨’，‘颓波’渐兴。扬马推波助澜，颓波大开；建安以来，文风绮丽，不足珍贵；陈梁以来，浇薄斯极”(《孟 本领诗》引)李白以批驳“哀怨”、“颓波”、“绮丽”为目标，险些通盘否定从屈宋到建安以后的文学，在他看来，文学的这种演变完全不是进化而是退化。这实与王勃走到一路去了。从《古风》(一、三十五)不难看出李白“好古遣近”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潮。这点前人早已指出：“太白志存复古”(《艺概》)李白自己也很自信地说：“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孟 本领诗》引)，不过李白复古，旨在革新，与一般人有别，但其重古(正声)，崇“雅”抑“骚”的倾向却是存在的。
唐人的诗论、《骚》评，常常自相抵牾，前后抵牾，言行见悖。这种情况，此前已有王勃等人，而李白尤为突出。李白不同于王勃的地方是他的思想驳杂，来源多途，不囿于儒学一家，求道学侠，特别是他吸收了道家精华──崇尚自然的思想，加上他仕途不畅，在世很“不乘意”，又一生傲岸，“不屈己，不干人”致使他渐渐脱离儒祖传统拘束，纵情诗海，而变为楚之狂人。“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予为楚壮土，不是鲁诸生”(《淮阴书怀》)。所以他那愤世嫉俗、鄙视显贵、抵抗黑暗、寻求理想、不肯随波逐流、“胸中怀汤火”、“日为百姓忧”、“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的爱国爱民思想，以及浪漫主义的豪情，神奇的想象，神仙的缥缈……自然都有屈原精神、楚骚传统的影响。李白在生活、创作实践的动态过程中渐渐理解了屈原，虽然屈的“哀怨”不属“大雅”、“正声”，但自战国以后中国本就没有出现本过值得称赞的王化之治，，文学中的哀怨、颓波和绮丽都是政治衷亡的反映，即或是“圣明”的盛唐，也有不圣明的地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就是他自己的感受，他终于明白：“屈原憔悴滞江潭”的原因是由于楚怀王的昏庸：“楚怀亦已昏”、“屈平窜湘源”(《古风》五十九)对屈的忠而遭窜表示怜悯。并指出“屈平辞赋悬日月”，高度歌颂了屈赋与日月同灿烂，永垂后世。
李白在艰巨的人生之途，对屈原的遭遇有如身受，往往以屈原自比，在《赠别郑判官》中说：
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
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
落拓江南，犹如当初的屈原一样过着流放的生活，行吟泽畔，哀愁憔悴，正因这种生活境遇，使李白在情感上与屈原衔接起来了，加深了对他及其文艺思想的了解。在《悲歌别》中他感慨万分地发出：
悲来乎！悲来乎！……汉帝不忆李将军，楚王放却 屈大夫。
对屈原的遭冤流逐，表现了无限悲悯，对昏君庸主不辨贤愚寄以愤慨。李白这种发愤抒情之作，自然已不是《诗》的“言志”，更非“大雅”“正声”，实则“索其大雅正声，十无一焉！”(白居易语)已是地道的《骚》之“哀怨”。尤其是他的《拟恨赋》已正式脱离“大雅”“正声”颂美的轨道，而缘情体物，发为“忠怨”了：
昔者屈原既放，迁于湘流，心死旧楚，魂飞长林。 听江风之 ，闻岭 之啾啾。永埋骨于渌水，怨楚王 之不收。
应该说无论在思想上或创作实践上，李白是由不自觉到自觉地接受屈的影响，直到叹惋：“屈、宋长逝，无堪与言。”(《七十二家评楚辞》)引屈宋为知音。
清人乔忆在《剑溪说诗》里指出：“太白有似《楚骚者》”。“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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