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鲁迅更以为诗能“撄人心”，而且“不与闭口同绝”(见《摩罗诗力说》)。在灿烂而坎坷的一生中，鲁迅精心创作了《诗经》国风体诗、楚辞体诗、近体诗(鲁迅称为旧体诗)、新诗、民歌体诗等共79首，其中近体诗就有59首，占他全部诗作的74.7%。所谓近体诗，是唐人指与唐以前古诗相对而言的唐代律诗和绝句。鲁迅擅长写近体诗，在他的这些近体诗中，诗人亮出了一颗炎黄赤子之心，忧国忧民的思想象一根红线贯穿他的诗集，动人至深。这种闪光的思想无疑具有团结国人，振兴中华的巨大作用。
首先，诗人猛烈地抒发了爱国情愫。青年期间的鲁迅在出国前做的诗里，如《别诸弟》等篇，还只是写离愁别恨。他到日本留学接触了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以后，树立了颠覆满清王朝，救济中华民族的雄心勃勃，整个心灵就被爱国的情感占有了。
试读《自题小像》这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塞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首诗写于1903年，诗人在诗中不但刻画了祖国岌岌可危的黑暗情景，诉说了同胞尚未觉悟的寂寞之感，而且直抒献身祖国的怀抱。“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是诗人毕生实践的一句誓言，也是当时如秋瑾、陈天华、王金发等留日爱国青年的共同心愿。
再读《偶成》：“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百物腾贵，弄笔者或杀或囚，书店多被封闭，文界孑遗，有稿亦无卖处，于生活遂大生影响”1931年4月15日《致李秉中》)。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诗人的住处在火线上，只好避居英租界内山书店，到3月19日才搬回去。诗人于3月31日为沈松泉写了这首诗。诗中表达了诗人“时亦故意，去此危邦，而怀念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1931年2月18日《致李秉中》)的情感。这种爱国情感跟屈原对祖国的忠贞是一致的。
其次，诗人明显地流露了对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无限向往。诗人留学日本，弃医从文，荷戟奋战，积毁销骨，都是为了救国。诗人辛苦辗转，上下求索，都是为了寻找一条通向理想境界的道路。当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创建以后，诗人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程，不由自主地唱出了动人的赞歌。
请看《湘灵歌》：“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这首诗是1931年3月5日写的。当时，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湘赣边区工农民主革命政权进一步巩固发展。这首诗的前面四句正面描写革命根据地的精美情形，并用神话来写革命根据地的新奇可爱，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喜悦之情。“胭脂痕”、“彤云”写的就是万杆红旗映入水中的美景。传说中的湘灵是忧伤的，可是现在的湘灵高高兴兴地对着湘水梳妆打扮，连湘灵也喜好这块地方了。后面四句描写国民党统治区死气沉沉的情形，用来反衬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旺盛发达。
再看《赠画师》：“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日。”这首诗是1933年1月26日写的。显而易见，前面两句写一片黑暗，百花凋零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白区。“春山”象征红色革命根据地。“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请求画家运用新的艺术构思画出生气蓬勃、春意盎然的春山来，这不就是号召艺术家们刻画、反映红色革命根据地吗?这里含蕴着诗人无限的希望和理想。
再次，诗人含蓄地表达了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大革命失败以后，诗人轰毁了进化论，接受了阶层论，学习辩证法，用马列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分析问题，从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脊梁，从欣欣向荣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中看到了中国的精美未来。诗人后期的一些诗篇形象地写出了革命胜利的信心，给无产阶层和人民大众以极大的鼓舞。1934年5月30日写的《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声处听惊雷”可谓石破天惊之笔。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诗人的心跟全国人民连在一起，他想得很远，想得很深，感受到人民革命震天动地的伟大力量。这样的诗，反动派看了会不寒而栗，革命人民看了会斗志昂扬，其社会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这类作品中，《亥年残秋偶作》说得更有深意：“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这首诗作于一九三五年秋末，正值毛泽东同志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之时。当时，鲁迅和茅盾共同致中共中央一个庆贺长征胜利的电报，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这电文的意思也寓寄在《亥年残秋偶作》这首诗中。这首诗用对比的方法写，前半部分明写国民党军官在日军威胁下纷纷南逃，结尾暗写红军长征胜利，北上抗日。这就向人民指出了，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是万籁俱寂的黑暗社会，但长征的胜利已经给黑暗的期间透露出快要破晓的曙光了。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喜讯啊!诗人就是这样渴望着明天，向往着黎明，憧憬着未来，心里充满希冀，一见曙光即发而为诗，犹如五更鸡鸣，给生活在漫漫长夜中的中国人民以莫大的鼓舞。
二
诗歌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形式。作为伟大的实际主义作家，旧中国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在鲁迅的近体诗中同样得到了真实鲜明的反映。特别是三十年代，鲁迅的诗歌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诗发展为无产阶层战士的歌声，真实地反映了十年内战时期的阶层大搏斗，有力地鞭笞了国民党反动派，灭了反动派的威风，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一是愤怒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如《无题·禹域多飞将》，就暴露了国民党空军狂轰滥炸革命根据地的横暴行径。《二十二年元旦》更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头子蒋介石。这首诗写道：“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这首诗写于1933年1月26日，写蒋介石在庐山设立总部，进行反革命事“围剿”的罪恶活动。“高岫”指庐山。开头一联是对偶，“护将军”和“灭下民”相对，恰好说明“灭下民”的罪魁祸首是那个“将军”，即在庐山上的蒋介石。这首短小的诗比如一大篇声讨独夫民贼的战斗檄文。当时这样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当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军事“围剿”以后，鲁迅高兴地写下了《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好汉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这首诗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围剿”的结果只能有两个：一个结果是红军的强大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展；另一个结果是反革命营垒越发分崩离析，日暮途穷。这完全是实际生活的生动写照。
1931年2月写的《送O·E君携兰归国》控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害得“椒焚桂折美人老”。1933年3月写的《无题·大野多钩
棘》有“花树已萧森”的诗句，指出中国文化界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惯于长夜》这首诗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彻底失败，而采用横暴的逮捕和屠杀的最末手段来对付革命作家；反映了李伟森等五位青年革命作家被秘密杀害后，以鲁迅为首的革命作家、诗人无限悲愤和“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战斗精神，具有振聋发聩的政治鼓动力量。
更值得一读的是《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诗中“一枝清采妥湘灵”，是称赞瞿秋白同志一枝富有才华的笔。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瞿秋白同志与鲁迅》中讲到，一九三三年三月，瞿秋白同志在一天里写了《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表里》《透底》《大观园的人才》等五篇战斗的杂文，说：“能在同一天里写作出来，真使人感到秋白同志的革命才华，足令我们人民感到自满，令敌人为之丧胆。他为革命文学的威力增加了不少分量。”这就是“一枝清采妥湘灵”的最好注脚。“九畹贞风慰独醒”，指出了革命根据地的广大人民坚贞的革命斗争精神也给秋白同志很大的安慰。这首诗的难得之处就在于，反映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反对军事“围剿”和国统区革命作家反对文化“围剿”这样两个不同地区、两条不同战线的密切配合，同时取得伟大胜利的社会实际。
别的，《秋夜有感》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柏栗丛边作道场”，揭破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的两手：一手是刽子手，杀人；一手是牧师，进行宗教欺骗。这对于革命人民总结斗争经验，增长斗争本领，也黑白常有益的。二是形象地勾勒出反动派腐朽没落的丑恶嘴脸。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暴戾恣睢，内部也常常勾心斗角。1931年春天，国民党内发生了严峻的派系斗争，蒋介石和胡汉民冲突得很厉害，5月，广州竟另组拥胡反蒋的国民政府，使国民党的统治四分五裂。鲁迅的政治敏感性很强，及时暴露了反动派的种种丑态。那年2月作的《赠邬其山》写道：“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诗中“一阔脸就变”这一神来之笔，生动地刻画了“得志便放肆”的“中山狼”形象。“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二句对“落水狗”进行了揶揄。鲁迅在原稿里还把“南无阿弥陀”五个字写得特别大，这反映了鲁迅对那班军阀和政客的鄙视和冷嘲。
6月，鲁迅作了一首《无题》：“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又远游。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这首诗写南京政府一片寂寞凄凉。人们从这里不难看出，国民党反动派的末日不远了。在同一天写的另一首《无题》里，诗人不禁发出浩叹：“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这是通过吊唁孙中山这位“美人”，让人领会到弦外之音，即蒋介石背叛了新三民主义，断送了辛亥革命的精神。
《学生和玉佛》《吊大学生》等诗揭破反动派只会夸大口，不敢抗日寇，掠夺大批古董，在“烟花场上”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之情。在日寇得陇望蜀，步步进逼的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反动派却出卖华北，出卖中国。鲁迅写了《亥年残秋偶作》，用“金风萧瑟走千官”的诗句，怒斥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不抵抗而一味逃跑的反动派。
三是辛辣地讽刺了反动文人的丑恶行径。反动派用钢刀杀人，反动文人用软刀杀人，鲁迅对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也进行了深刻的揭破。比方《吊卢骚》：“脱帽怀铅出，先生盖代穷。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鲁迅在这里揭破梁实秋借卢骚来攻击一般浪漫文人的行为是“借头示众”，用软刀子杀人，这同国民党反动派杀人以后将头挂来挂去示众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反革命恶行。
三
衡量一个诗人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主要取决于它的人民性。鲁迅的近体诗表现出对被压迫人民的深切怜悯，体现了诗人对于社会生活最热切的存眷和从中迸发出来的公理呼声。
第一，是对被迫害致死的进步人士表示沉痛悲悼。无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还是国民党反动派肆虐时期，进步人士都受到倾轧打击，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诗人满腔悲愤，写下了几首悼诗，读来催人泪下。比方《哀范君三章》刻画了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的倔强形象，歌颂了范爱农洁身自好、鄙视显贵的崇高品格。在诗中，诗人关怀地询问范爱农在天之灵“独沉清冽水，可否涤愁肠?”情感多么真挚深厚!在诗中，诗人还深刻地揭示了造成范爱农悲剧的社会原因，是“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这就形象地说明白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社会还是没有公平黑白，暴徒当道，好人受欺。
又譬如《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勉力地把悲伤深深地埋在心里，不让它流露出来，但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铨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谋害以后，又克制不住，挥泪痛哭了。另有一首《悼丁君》，是从谣传丁玲遇害来的，悲悼“耀高丘”的人，即有才华的人被害，揭破反动派的恶行。
第二，是对旧社会不幸妇女表示深切怜悯。连年内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峻破坏了社会经济和无数家庭的宁静生活，使千千万万的妇女陷入痛楚的深渊。诗人眼见旧中国广大妇女的悲凉命运，在诗中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怜悯，向国民党统治集团和日本侵略者发出严正的谴责。
请看《所闻》：“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妆侍玉樽。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这首诗是1932年“一·二八”闸北被炸毁后有所闻而作，写出了一方的豪奢，一方的无告。罪恶的侵略战争把民居化为焦土，无数女孩子的父母兄弟都被炸死了，这些女孩子就沉溺到豪门去侍宴。诗里勾画了凄楚可哀的少女形象：在豪门的淫威下，她们连内心的痛楚都不敢流露出来，当内心痛楚难熬之时，立刻“佯看罗袜掩啼痕”。诗人表现少女的痛楚心情极为细致，充满对“娇女”的高度怜悯心。
再看《赠人二首》：“秦女端容理玉筝，梁尘踊跃夜风轻。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明眸越女罢晨妆，荇水荷风是旧乡。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这两首诗都写歌女的不幸。第一首写秦女(泛指陇陕一带女子)理筝，弦断星奔，担心亲人被害，心里充满恐怖。第二首写越女(泛指江浙一带女子)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离乡背井，流落城市营生，学唱新词，一想起故里的严峻旱灾，笑容就立刻消失。这样逼真的诗无疑具有震憾人心的作用。
第三，是对苦难中的日本战友表示热情关怀。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非常放肆，军人集团横行，对外发动侵华战争，对内镇压日本人民的抵抗，因此，诗人对日本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友非常关怀。《一、二八战后作》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这首诗是为日本山本初枝女士写的。在1932年2月和3月间，日本军人集团策划政治谋害事件多起，5月间，连在对华侵策略政治中主张“持重”的首相犬养毅也不能幸免。山本初枝是痛恨法西斯主义的歌人。因此，鲁迅在这首诗里特别关心她的安全，诚恳而热情地祝她平安。
日本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鲁迅写了《题三义塔》一诗，“聊答遐请”，表达了中日人民的友好友谊：“奔霆飞@①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这首诗中，“精禽梦觉仍衔石”一句，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至死不渝；“斗士诚坚共抗流”一句，使我们看到了中日反帝战士精诚刚强，一同斗争；更值得一提的是，诗人为我们指出了精美的前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就是说，抗克服利以后，中日人民仍旧会保持着兄弟的友谊，在一笑中泯灭掉过去的仇恨。由此可见，诗人的胸怀多么宽广，眼光多么远大!这些动人的诗作给中日两国人民以深刻的启示，架起了一座中日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
综上所述，鲁迅一生所写的近体诗数量虽然不多，却具有深广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实际生活，揭示了社会的基本抵牾，提出了发人深醒的社会问题，鼓励人们去争取光明的前程，创造精美的新生活。这就是鲁迅近体诗的历史功劳和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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