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是我国现代良好的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他虽是一介文人，却一生为争取民 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奋斗不息，最后以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罪 恶的枪口下，牺牲时年仅47岁。然而，他短暂的生命就像一颗刺眼的流星，不但在历史 的天幕上留下色泽夺目标陈迹，而且大张旗鼓。
闻一多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 ’，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1]这也是他一生言行的准则，像一条红线始终贯穿 了他一生。事实上，他作为诗人的热情，作为学者的思想，作为民主战士的斗争精神， 概言之，他的一切创造力，都无不来源于他铭肌镂骨的对于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爱和对于 受苦受难的骨肉同胞的爱。不过，他的爱祖国和爱人民的思想，就其明确性和深刻度来 说，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恰表明白一个真正爱国者必经的心路，也成为各种各 样爱国者真诚与挚爱程度的见证。
一
闻一多青年时期即表现出深切的爱国主义热情。当时的中国，虽然已进到20世纪，形 式上也颠覆了皇权统治，号称是“中华民国”，却仍然遭受着帝国主义的欺凌，人民大 众也在封建军阀势力的统治下备受压榨，苦不堪言。这一切令全部爱国者特别是爱国青 年无比焦急，也无比愤激。他们都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怎样才华找到一条摆脱内 忧外祸的道路，改革中国，振兴中华?
就在闻一多为求知识求真理从遥远的家乡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学习时，五四运动爆发了 ，此时的闻一多正血气方刚，风华正茂。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 运动，它以巨大的声势扫荡着旧中国的污泥浊水，又号召并席卷一切爱国者投入到这伟 大的行列。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五四运动对全部的中国人也是一次伟大的洗礼。五四 运动发生时，闻一多像很多爱国青年一样，思想情绪都处在极度昂奋之中，感到“一切 只是新鲜，一切只是明媚，一切只是希望，一切只是努力。”[2]他不但在校园里表现 得非常活跃，而且积极参与校外的一些爱国宣传活动。在这次运动中，他受到极大的鼓 舞和深刻的教育，使他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前程有了更深的思考和担心。
五四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因封建反动势力的顽固，一些问题和任务只是被提出来， 而未能很好解决，运动很快转入低潮。事实上，许很多多积重难返的问题也不可能在短 时期内解决，但五四运动在中国人民面前打开了一扇大门，让人们看到新的机会和新的 天地。
就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即在五四运动的低潮中，闻一多带着许很多多的问题赴美留学 。这些问题中最大的一个乃是国家的命运和前程。在美留学期间，他亲眼眼见并切身感 受到了中国人在国外被倾轧，受鄙视，其心情极为愤慨。他曾说：“自从与外人接触， 在物质生活方面，发现事事不如人，这种发现所给予民族精神生活的担负，实在是太重 了。”又说：“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总之，彼 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3]闻一多的思想情感是可以想象的。一个热血青年，身 居异国，本就极易生发对故国的情思，再遇人鄙视、倾轧，怎能不倍感压抑，越发激发 对自己国家旺盛发达的渴求，渴望自己的国家能够改变面貌，在世界列强面前拥有一席 之地!此时，民族的见解、“国家”的见解，极容易在他充满青春理想的头脑中膨胀、 发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和一些与他有同样感受的留美学生(以原在清华学校就读 的学生为主)一道，发起并组织爱国的群众团体——大江会(开始名“大江学会”)，张 扬国家主义的旌旗，也就非常自然，完全可以理解了。
对于闻一多曾参加大江会，直到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崇奉国家主义，过去一些论者 或尽量回避，或尽力为闻一多表明和开脱。如闻一多崇奉的国家主义和当时其他一些国 家主义者提倡的国家主义有所区别，不尽雷同；又说什么大江社的成员有左中右之分， 而闻一多是属于左派，靠近革命；还说什么闻一多崇奉国家主义主观上是为了爱国，客 观上也只是在文化的层面上活动，较少政治影响和意义，等等。这些论者的出发点是无 可非议的，由于当时一些主张国家主义的人后来日趋政治化、政党化，不但为国民党统 治集团张目，更成为它的附庸，从而使国家主义名声扫地。而闻一多则相反，他不但坚 守着真正的爱国主义，且后来更向左转，成为国民党专制主义的尽力反对者，最后被国 民党反动派杀害。这样，一些论者便故意偶然地对他崇奉过国家主义加以回避大概淡化 。实在，这完全没有必要。
闻一多曾积极参与大江社的发起和组织工作，崇奉国家主义，是客观历史事实。从他 一生走过的道路看，他的这一经历不但不影响他后来的战斗业绩，反更能说明他作为真 正爱国者和民主斗士的心路历程；看到他的思想是怎样变化和为什么会这样变化。
闻一多在到美国留学之前，就有很强的爱国心和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对于祖国悠 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甚至感到自豪。出于此，他对黑暗腐败的社会实际也就 越发痛恨，对于祖国的前程和命运的思虑也就更为忧愤深广。赴美留学后，他的这一思 想情感就更被激化，越发决心为改革旧中国献出自己绵薄之力。这时，他选择信仰了国 家主义，由于他看到19世纪以来欧洲一些国家和民族以此号召民众争取民族独立取得明 显成效，而这一思潮在他赴美留学之前也已在中国开始传播和流行，颇被一些爱国青年 欢迎。他自己就说过：“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 4]对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在出洋之前就“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出洋 后还继续“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nationalism”一词；本可译为“民族主 义”，也可译为“国家主义”。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是把它译为“民族主义”， 闻一多觉得译为“国事主义”为佳，以为可以强化人们的“国家”见解，激发人们的爱 国热情，关心国事，团结救国。由此可见，闻一多在赴美留学之前，对国家主义即有所 闻，也是有所考虑，心有所动的。
闻一多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大江会，明确提出国家主义，实在也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 反动、那样可怕。这有他们自己的章程为证。大江会的章程明确规定：“本会的宗旨为 大江的国家主义，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反对列强侵略”，而目前的首要任务则是“临时 侧重反对列强侵略与鼓舞民气”。又说：“大江的国家主义，乃中华人民谋中华政治的 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决议，及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5]过去有论者说，大江 会的宗旨代表的是资产阶层的要求，不代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这颇让人费解。不错， 大江会的成员很少甚或没有劳动人民出身者，但他们提出的这些目标，为什么就不应该 是国人所寻求的呢?至于说大江会不反对帝国主义，这恐怕也是说不过去的。诚然，当 时的留学生大多靠“庚款”留学，受西方影响(干脆就说是资产阶层思想影响)很深，但 他们也并不都失去理智，完全拜倒在帝国主义面前。大江学会的大多数成员，至少闻一 多本人就是如此，这也有《大江会宣言》为证。《大江会宣言》就特意列出一章“帝国 主义侵略与国家主义”，专门述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问题。由此可见，大江社提出的一 些基本要求是爱国的，对帝国主义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一直到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内，闻一多参加大江会的活动都非常积极。当时他的政治热 情很高。他曾说：“当今中国有急需焉，则政治之改进也。故吾迩来亦颇注意于世界政 治经济之组织及变迁。我无干才，然理论之研究，主义之鼓吹，笔之于文，则吾所能者 也。”[6]可见他对自己的热心和本领都充满自信。由于他自身的特点，他的本领和活 动较多也较主要的是文学和文化方面。突出的是他在大江社的刊物《大江季刊》发表了 很多诗作。其中如《洗衣曲》、《七子之歌》、《长城下的哀歌》、《我是中国人》、 《爱国心》、《南海之神》等。这些诗，他自称都是为“鼓吹国家主义”，但若不了解 他的创作意图，光从诗作本身看，应该说这些诗都是对祖国的热情歌颂，表现了猛烈的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热爱祖国的深刻情感。即以另一首发表在别的刊物上的《醒呀!》 为例，当时国家主义者广泛以“醒狮”喻振起的中国，有些人就被称(他们也自称)是“ 醒狮派”，但闻一多的《醒呀!》却分明表现了中国各族人民对于祖国新生、振起的热 烈期待。诗人把祖国比作“熟睡的神狮”，哭诉着“神州给豺狼豺狼糟蹋”，急切地呼 告：
醒了吧!醒了吧!威武的神狮!
听我们在五色旗下哀号。
至于他的《七子之歌》更形象地把被帝国主义侵占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 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等多处地方，比作被匪贼从祖国母亲怀中抢走的孩子，诉说着 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的急切心情，哭喊着“母亲，我们要回来，母亲!”又该 是多么深切动人，催人泪下啊!
闻一多在参加了大江会后，不但政治热情很高，而且有很大理想。他曾用诗的语言表 达自己的意得志满，说：从此，“我要修茸这历史的舞台，预备排演历史的未来。”[7 ]他在美国时，还曾给家人写信说：“客岁同人尝组织大江学会，其性质已近于政治的 ，今有人提议正式改组为政党，其进行之第一步调则鼓吹国家主义以为革命之基础。今 夏同人将在芝加哥、波士顿两处开年会，即为讨论此事也。”[8]他除了致力于《大江 季刊》的办刊工作，创作了很多到处颂扬的诗篇，还撰写了一些宣传国家主义的文字， 如《印度女诗人——奈陀夫人》等，先后在《现代评论》、《大江季刊》等刊物上发表 。对这些，我们都应该给予必要的肯定，作出应有的历史评价。
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世界发展趋势看，国家主义决不是一条 改革中国、振兴中华的真正出路，因而对闻一多本人说来，他的选择并崇奉国家主义， 实际上是走了一段思想弯路。
改革和振兴一个国家，指包罗这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结构等诸方面 的更新发展，是一个极其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过漫长有时甚至黑白常痛楚 的过程。千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献身于这一过程，甚至抛头洒血，然而收效甚微，主 要原因即在未能明白国家的实质，也自然未能找到真正改革和振兴国家的办法。他们的 一个通病是把“爱国”和“爱国家”简单地等同起来。他们不知道“国”是“国”，“ 国家”是“国家”，二者可以重叠，但往往又不能完全契合，并不简单地是一回事。“ 国家”广义是指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全体人民，狭义则指与公民相对的政府机构。根据马 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国家是阶层统治的工具，即它主要是指处在统治位置的 政治机构，那么，当这个“国家”不是保护和代表人民，只不过代表一小部分人即统治 集团的利益的时候，这个“国家”实际上即处在与人民相对立的状态，对这样的“国家 ”又值得人们怎样地爱它和为它服务呢?在这种时候，国家主义只能是为反人民的政权 张目。事实上，当时很多人对新老军阀统治的所谓“中华民国”并不抱希望，而是采取 不承认以至反对的态度，其中鲁迅即最突出和最杰出的代表。当时，只管他尚未完成思 想转变，对于一些尖锐的政治问题也不可能作更深刻的分析，但有一点他非常明确，即 他始终未对当时的政权存丝毫理想，一直以为自己不过是他们治下的“臣民”。他曾极 其悲愤地诉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我受了奴隶的骗， 变成他们的奴隶了。”[9]因而他始终致力于改革“国民性”的工作，意在唤醒“奴隶 ”们起而斗争，以争得“真正的做人的地位”。有一点他虽未明确说出，即当国家真正 成为人民的国家，才值得爱它，也应该爱它，但从他的一生言行却可以看得清楚明白。 可惜的是，此时的闻一多还没有达到这一思想高度，他要达到鲁迅的境界还需要一个认 识过程。所幸的是，只管闻一多曾一度沉醉于国家主义，却始终没有忘记人民，他一直 关心着人民的疾苦，能够从人民好坏的角度看问题。即如他在1926年3月10日，参加了 一次国家主义较大规模的活动后数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有的国家 主义者默不作声，他却义愤填膺地写下了谴责军阀政府镇压学生的闻名诗篇《天安门》 、《欺负着了》等，就足以说明问题。而这，也正是他没有随其他一些浅薄的国家主义 者之流在政治上堕落下去，能够随着期间的发展终于完成了他思想和品德的升华的根本 原因。
二
一直到30年代中期，即抗日战争爆发前，闻一多对人民的认识还是比较抽象的。他对 人民的基本情况还缺少更切实、更具体的了解。他更多的是从历史文化的胎盘中汲取人 民的精神营养。所以，即便是经过了“五卅事件”、“三·一八惨案”以至国民党反动 派发动的更为残酷的“四·一二”大屠杀，他能够站在人民的态度看待这些政治事件， 但他未能真正认识和靠近人民，彻底认清国家主义的本质。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 仍一方面希望政治能走上正轨，国家能一天天好起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 实，因而内心非常痛楚，非常抵牾。他一度干脆埋头书斋，用心学问，远离甚至不去过 问政治，以此摆脱思想的苦恼。然而实际又不能长期为他提供这样的客观条件。抗日战 争爆发，“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也不能不走出自己的书斋 。抗战使他的生活和思想都发生变化，这对他来说未始不是好事，由于由此他的人生道 路即出现新的转机。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对此，我们中国人 和世界上一切喜好宁静的人们是不会忘记的。然而，战争又是炼狱，是一种试金石和催 化剂。它令一些用神圣外衣包裹着的伪善者露出真面目，也令很多赤诚的爱国者放射出 刺眼的色泽。闻一多即属于后者。
抗战开始后一段时间，闻一多还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以为国民党部队会尽 力抗战，相信他们能取得抗战的胜利。然而事实一再教育闻一多，他渐渐认清原来国民 党政府并不是真在抗战，真要抗战。战场上的不停失利，大片国土相继沦丧，当局并不 着急，爱好和精力仍然是对付共产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国统区的黎民百姓和 沦陷区的人民大众过的是差不多的生活。这一切，都引起闻一多深深的思考。特别是， 闻一多在随清华大学内迁的长途跋涉中，亲眼看到劳苦大众是怎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对人民的处境有了深切的了解和感受。与此同时，他也看到劳苦大众身上的“刚性” ，感受到蕴含在人民群众之中的无尽力量，思想上受到极大鼓舞。此时，他才觉得自己 是真正“发现了人民”，“靠近了人民”。
抗战后期，闻一多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开始反思和批驳原先崇奉的国家主义 ，以为那完全是不切实际，想通过提倡国家主义以改革中国，振兴中华，实无异于“缘 木求鱼”。他之所以能够有此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更多的是实际的教育，真正 靠近了人民，也由于学习了先进的科学理论。他在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后曾 非常激动地说：“我们一向说爱国、爱国，爱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明白 ，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读了这些书，对中国前程渐渐有信心了。”[10]抗克服 利前夜，闻一多即毅然投身于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争民主、争自由的实际政治斗争。 1943年，他即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该盟中央委员与云南支部委员，并与闻名学者、 战士李公朴一道创办《自由论坛》，参与编辑《民主周刊》，很快成为具有很大影响和 号召力的闻名的民主斗士。1945年12月，抗克服利后不久，昆明爆发了大规模民主运动 。闻一多所在的西南联大首当其冲。闻一多在这次运动中积极地走在最前面。国民党军 警特务出动大批人马进行残酷镇压，打死学生4人，很多师生受伤，酿成震惊全国的“ 一二·一”流血事件。这次激烈的政治斗争给闻一多很大刺激和影响。他在《一二·一 运动始末记》中悲愤地写道：“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历史写下了最新的一页，愿它 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永久的基石!假如愿望不能立刻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 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而为四烈士写的挽词更为非常醒目，“民不畏 死，怎样以死惧之!”表明白他为争民主自由与反动派血战到底的决心。
闻一多之所以能表现出如此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力量的源泉即来自人民。这时的闻一 多已清楚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简言之，即他从原先崇奉的以国家为 本位的国家主义彻底转到了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主义的态度，一切从人民的态度出发，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考虑。1945年5月，他在《大路周刊》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人民的世 纪》，副标题就标出：“本日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显然，这是针对当 时国民党政府尽力鼓吹的“国家至上”的口号而提出的。闻一多在文章中说：“假如国 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诚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层用以巩 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又说：“国家并不即是人民”，国家与人民是对立的， 因此，“国家至上”实际上就是统治阶层至上。这说明，此时的闻一多已经弄清楚了“ 国”与“国家”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深刻地反省道：“我们觉悟了，我们昨天那种 严守中立，不闻不问的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便是自欺欺人。昨天假如我们是由于被 人捧为超然的学者专家，超然起来了，那么我们本日确是觉悟了，知道那样捧是不怀好 意的灌米汤。由于只有我们超然，老爷们才更好放手干他们那套卑鄙的吃人勾当。假如 我们昨天的超然，是掩饰自身的怯弱、无能和自擅自利的美丽的幌子，那便是比自己干 着吃人勾当更为卑鄙的卑鄙行为，我们本日更应该忏悔。”[11]
对于人民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闻一多在《战后的文艺道路》、《艾青和田间》、 《给西南联大的从军回校同学发言》等文章和讲演记载中，另有很多很好的论述。但是 ，他也并未由于突出和强调人民而忽视和看轻知识分子。他从自己的领会出发，说明知 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关系，说“不要以为有了知识分子就有了力量，真正的力量在人民 。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知识配合他们的力量。没有知识是不成的，但是知识不配合人民的 力量，决无用处!我们知识分子常常夸大，以为很了不得，却没有想到人民一觉醒，一 发动起来，真正的力量就在他们身上。”“而我们自己的力量……假如善于发挥，善于 利用，是不可想象的强大呀!”[12]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此时的闻一多的思想认识，确 实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
然而，就在闻一多的思想发展日益成熟，战斗力的发挥越来越猛烈之时，他终于为国 民党反动派所不容。就在闻名民主斗士李公朴被反动派谋害后不几日，闻一多也倒在了 国民党特务罪恶的枪口下。就在他倒下去的当日，他在追悼李公朴的大会上还发表了彪 炳史册的《最后一次讲演》，义正词严地揭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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